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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有交警,遇红灯会闯吗?

时间:2024-0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掌握了这些,你能判断出在十字路口闯红灯的心理因素吗?然而,人类个体行为会因受到密切观察而产生很大变化。十字路口有交警时,你会闯红灯吗?或者说,你会无视摄像头的监视而闯红灯吗?如果你的老板已在洗手间洗过手,你会去洗手吗?每个星期,贝特森都会贴上一个新的价表。除了密切观察行为和选择性偏差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这不是说独裁者博弈局中人不会在情景中作出相应反应,他们也会。

十字路口有交警,遇红灯会闯吗?

知道自己的结论确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让李斯特得到某种慰藉。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导致实验室结论不靠谱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选择性偏差。回忆一下有关医生报告卡的棘手问题。最好的心脏病专家诊断的对象,很可能是病情最严重、最危急的患者。所以,如果仅仅依据死亡率给医生打分,那么,即使他的医术最高明,所得评分也可能是不及格。

类似的是,自愿参与独裁者博弈的人比一般人更乐于合作吗?极有可能是的。很久以前,就有学者指出,大学实验室里的行为实验,不过是“一种属于自愿参与实验,并同调研主持人经常保持联络的大二学生的科学”。而且,这类志愿者往往是“科学方面的理想主义者,通常希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认可,同时又没有非志愿者那种程度的权威主义倾向”。

也或许,如果你不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你根本就不会去参加这类实验。这就是李斯特在其棒球球员卡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结果。当他在第一轮实验中选择志愿者时,很显然他把这个流程也作为经济学实验内容之一,他记下了拒绝参与实验的销售商。在第二轮实验中,当李斯特让他选择的顾客接近销售商展台,看那些不知情的销售商是否会使诈时,李斯特发现,在第一轮中拒绝参与实验的销售商,平均而论往往是最厚颜无耻的欺诈者。

专家导读

当然,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肯定要比物理学的实验方法复杂得多。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导致实验结论不靠谱的几个因素:选择性偏差;主持人的密切观察行为;人的动机、社会规范以及特定情景。掌握了这些,你能判断出在十字路口闯红灯的心理因素吗?

导致实验室结论失真的另一个因素,是主持人的密切观察行为。当科学家将一块铀矿石、一个虫子,或一个细菌菌落[4]带入实验室时,实验对象并不会因为有个穿着白色大褂的人在密切观察它就出现异常。

然而,人类个体行为会因受到密切观察而产生很大变化。十字路口有交警时,你会闯红灯吗?或者说,你会无视摄像头(如今日益普及)的监视而闯红灯吗?我认为你不会。如果你的老板已在洗手间洗过手,你会去洗手吗?我认为你会。(www.xing528.com)

在更微妙的观察环境下,我们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在英格兰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一位名叫梅丽莎·贝特森(MelissaBateson)的心理学教授,她在执教系部的茶水间暗中做过一次实验。通常情况下,系部老师喝过咖啡和其他饮料后,都会在“诚信箱”中放钱。每个星期,贝特森都会贴上一个新的价表。上面的价格从来不变,但价格列表上方的小图片会替换。在奇数周,上面是花儿;在偶数周,上面是一双眼睛。有眼睛注视时,贝特森的同事在诚信箱中留下的钱,几乎是一般情况下的3倍。因此,下次当你看到一只鸟被一个傻兮兮的稻草人吓跑的时候,请记住,稻草人的威慑作用对人同样有效。

那么,密切观察行为是如何影响独裁者博弈实验的呢?设想一下,你是一个学生,或许是大二学生,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主持实验的教授可能会待在现场,因为他要记录实验对象所作出的选择。记住,参与实验所涉利益相对较小,就20美元。也请记住,你是到场就得到了20美元,而不是辛苦挣来的。

现在,主持人问你,是否愿意把一些钱分给另一个没得到20美元钱的匿名学生。你确实不怎么想独占这20美元,不是吗?你可能不喜欢这个有点古怪的教授,甚或非常讨厌他,然而没人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吝啬。你会想:“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给你分上一点就是了。”但是,即使是最富有激情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把这称为利他主义行为。

除了密切观察行为和选择性偏差外,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人类行为受一组复杂因素——动机、社会规范、判断标准以及经验常识,也即特定情景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处世如此而非彼,是事出有因的:鉴于特定情境下所能作出的选择及受某种动机的驱使,似乎只有那么做才是最有利的。这也被称为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张口就来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不是说独裁者博弈局中人不会在情景中作出相应反应,他们也会。然而,实验室情景必然是不真实的。一位学术研究人员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曾这么描述过,在实验室里开展的实验,其魔力之大,足可将一个人变为“傻兮兮的机器人”,其外在行为所展示出的,“实际上无不在刻意迎合调研主持人,给出主持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心理学家马丁·奥恩(Martin Orne)曾警告说,实验室助长了一种可能最适合被称为“强迫性配合”的趋势。“在实验中,你能想象出的、由知名的实验主持人提出的任何请求,”他这样写道,“都被一种魔力非凡的说法——‘这是一个实验’——赋予了合法性。”

不可思议的是,奥恩的观点被印证了,至少被两个臭名昭著的实验给印证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1~1962年做了一个实验,其目的在于解释纳粹军官为什么会遵从、执行上级给出的令人发指的命令。米尔格拉姆让实验参与者按照他的指示,执行一系列让人痛苦万分(而且逐渐加大强度)的电击,至少执行者当时认为电击是痛苦的;其实所有电击都是假的,但实验参与者并不知情。1971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曾做过一个有关囚犯的实验,让某些实验参与者扮演监狱看守人的角色,其他参与者则扮演囚犯。后来,看守人越来越像虐待狂,残暴成性,津巴多只得终止了这个实验。

当你仔细思考津巴多和米尔格拉姆要求实验参与者所干的“好事”之后,你就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任何意外:做独裁者实验的知名研究学者,纵使只是让一位在读大学生把一些钱分给另一位学生,看似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正如李斯特所说的,这可能会“诱使学生给出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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