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佛教与西藏的政治角逐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那年，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不过因此我们谈了起来，他是僧人，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还看过几本佛经，记得只言片语，因此总能接上几句，逗起老和尚的谈兴。火车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时还没有提速），我们在着要当和尚的游戏，但毕竟没有真的出家。凡是佛教势力一大，占了过多的资源，就会生出灭佛的“法难”。不过，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佛教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个合适的清客位置，依然对俗界的政务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进入得比内地晚，但发展的势头却要猛得多，最后形成了僧侣直接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肃芝老人，在内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进入西藏之后，又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阶——拉然巴格西。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情，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左门旁道，以求自存。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做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更有甚者，有时佛教还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努力，以及向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发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的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苦辛，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达赖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的生杀予夺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达赖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情。

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达赖班禅也不例外。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于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而且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而且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情与虔诚。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学佛者。(www.xing528.com)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藏传佛教顶端的佛学重镇甘丹、哲蚌、色拉这三大寺，在神学的研修上，更接近于近代的研究性大学。每个寺庙就像大学本部，下分成大的学区札仓，札仓则由更小的学习单元康村组成。每个学员都有具体的导师指导，寺庙、札仓和康村三个层次的结场辩经，有点类似于课堂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而且平和讲理的辩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这种学习体制，让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确比较容易出学理型的人才。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学者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这话当时我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仅是一般人升迁的唯一途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好智慧的人们的心灵需求。不少平民通过当喇嘛，进入寺庙学佛，做上僧官，变成了僧侣贵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过做喇嘛的修习，多数是一边为人佣工一边修习，最后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进深山进一步修行，从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将西藏的精英（包括贵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进去，因此自然拥有最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如此，佛教在西藏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佛教在自己名义下，笼盖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传入之前，中世纪的所有学问几乎都包含在了佛教里面，凡诸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药等等，都是僧侣的专利。僧侣，既是社会的上层也属于下层，正是他们中的精英，决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导致佛教吸引精英、笼盖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坛上起主导地位的因素。

邢肃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仅仅是因为他通晓佛家经典，掌握了数百种的密法，而在于他明了佛家的真义，恰在于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四字。离开了“人间”，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罢，修成一道红光也罢，总之是不见了踪影。不见了踪影，对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佛教的真谛，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善业恶业，佛教自也难免。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纵有十力精进，得十地正果，也须在人间吃苦。正因为如此，邢肃芝老人在学成了之后，开始了出入僧俗两界，亦官亦僧的生涯，争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凭借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优势，招徕内地第一流的师资，在西藏办学，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御国外势力的大规模渗透。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当，使得老人当年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这种尝试，在今天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梦幻泡影就是历史，历史总是跟权杖与袈裟相伴而行。

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