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发现陈寅恪-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东方学之目录学》这个杂志影响这么大，好像中国学界并不大重视。这里边的原因值得略说一二。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更重视汉学，而这个杂志的主要内容涵盖东方学，重点是欧美特别是德国学者擅长的印度、伊朗和中东地区的研究，汉学不过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有寅恪这样在德国东方学氛围下成长并通晓多种语言文字的学人才会留意《东方学之目录学》吧。即便如此，寅恪本人治学的重点仍然是中国及其边疆地区，超越这个之外的地区，如印度、伊朗等本土的学问，寅恪虽然通晓其文字，却并无太大兴趣。谈到汉学方面的书目，中国学者耳熟能详、提及较多的书目是高第（Henri Cordier）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此书还有个副标题也几乎常常被省略了：《关于中华帝国的书目辞典》⁽²⁾。以及由袁同礼编纂的《西文文献中的中华》⁽³⁾，这是高第书目的延展书目，此书中国学界常称之为《西文汉学书目》。此书之撰述目的和高第略有不同，对袁先生而言，中华并非他者，而是自身文化认同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特意在扉页上将此书献给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学者从战争的废墟中收拾残局，重新燃起旧日汉学激情，担当西方汉学的领跑者，从1957年开始出版《汉学书目评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⁴⁾。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如果当时寅恪在汉学更为发达的法国留学，他是否还会关注整个东方学之目录学呢？寅恪是位在欧、美、日均有游学经历且有宏大眼光的学者，他给陈垣写《敦煌劫余录》的序言即提及东西方学者咸有所贡献。他的眼光总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算是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熏陶所致吧。

实际上，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目录学有两大类，即列举目录（Enumerative bibliography，或称系统化书目systematic bibliography）和分析目录（analytical bibliography），前者仅列出作者、题名、出版时间、地点，后者则有对书籍本身物理状况如纸张装帧甚至制作经过的描述。而分析书目下面又包括历史目录（historical bibliography）、注记目录（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文献目录（textual bibliography）三大类。历史书目提供书籍史的研究，涉及参与的人员、制度、书籍产生过程的历史、技术及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状况等；文献目录学则和文献学类似，研究书籍的版本和文字错讹等，即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传统上所称的解题目录；注记目录则提供书籍物理状况的描述⁽⁵⁾。我们下文要讨论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应该归入列举目录一类，并未涉及书籍本身具体物理状况的描述。

欧洲东方学之注重目录学由来已久，最初是来自学者为写本和古物收集者搜罗的书籍编写注记目录。如以伊朗学目录学为例，可知西方东方学之目录学在伊朗学学科这一领域的肇源。莱顿大学的德布鲁因（Johannes Thomas Pieter de Bruijn，1931—　）为《伊朗学百科全书》撰写了西方伊朗学目录学词条⁽⁶⁾。根据他的介绍，西方的伊朗学目录学肇端于16、17世纪。当时大量波斯语写本流入西方王室图书馆、大学和学者私人手中，一些当时的拍卖目录、收藏笔记留下了很多线索。最早的目录之一于1630年由法国数学家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出版，主要是荷兰东方学家戈留斯（Jacobus Golius，1596—1667）收集品目录，以拉丁文撰成⁽⁷⁾。

虽然德布鲁因并未提供这个书目编撰过程的细节，但是他提及的法国和荷兰两个学者的关系值得略说一二。伽森狄也是位哲学家，1628—1931年间在弗兰德和荷兰旅行，估计目录即编写于其旅居荷兰期间。他1645年才入选法兰西学院数学讲座教授。在哲学上，他是伊壁鸠鲁和蒙田的追随者，对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则有较多批判。他最为著名的弟子之一是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1625—1688），此人是著名医生和旅行家，是目前文献记载中最早到达喀什米尔的西方人。他曾以私人医生身份服务于印度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Badshah Aurangzeb Alamgir I，1618—1707）长达十二年。因为莫卧儿宫廷流行波斯语的缘故，他也掌握了波斯语，后来甚至将其老师伽森狄的著作译成波斯语，传入亚洲⁽⁸⁾。戈留斯是不但是位东方学家，也是位数学家。他1612年进入莱顿大学学习数学，1816年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导师为阿拉伯学家爱珀尼乌斯（Thomas Erpenius，1584—1624，1613—1624年任莱顿阿拉伯语及其它东方语言教授）。毕业后曾在外交部门服务。1625年回到莱顿接替他老师的教授位子。1626—1629年去叙利亚和阿拉伯地区旅行。1629年之后一直留在莱顿，担任数学和阿拉伯语教授，在介绍阿拉伯数学思想到西方方面贡献良多。他也是在欧洲极力提倡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西方学者之一，他一早就在欧洲宣扬马可波罗之前所访问的国家以及耶稣会士所说的契丹即中国⁽⁹⁾。很显然，伽森狄在荷兰旅行期间，曾到莱顿拜访这位也精通数学的荷兰学者戈留斯。法国学者迪卡尔曾随戈留斯学习数学。而迪卡尔又是伽森狄的论敌。当时法、荷学界之小圈子内的讨论由此可见一斑。简言之，最早的伊朗学目录学其实是写本收集品的注记目录。

而德国所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身是《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Literatur-Blatt für orientalische Philologie）。《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在1884—1888年之间由莱比锡的奥托舒尔策（Otto Schulze）出版社刊行了四卷。这里主要以第一卷为例谈谈这部出版物的出版内容、体例和旨趣，并介绍相关的学者。有两点可事先说明，首先，在第一卷中会涉及一些关键学者，我只能简单提示这些学者的一生行事和主要东方学业绩。如他们在第二卷中出现，亦一并在行文中略加提示。同时，考虑到西洋学者姓氏繁琐，我取其中文译名第一个汉字称其为某氏，以方便行文。其次，从这部出版物可看出当时德国东方学界的治学重点，如印度学、希伯来文和《旧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埃及学等，汉学和中亚学并不占重要地位。比如第二卷上有印度学家施罗德（Leopold von Schroeder，1851—1920）给兰曼的《梵文读本》写的书评。后来寅恪、俞大维、汤用彤等人去哈佛学习，其梵文、巴利文老师就是兰曼。

第一卷涵盖了1883年10月至1884年9月之间的出版物，两位主编为柏林的克拉特（Dr．Johannes Klatt，1852—1908）博士和慕尼黑的库恩（Prof．Dr．Ernst Kuhn，1817—1919）教授。克拉特是东方学家和目录学家，特别是印度学，专攻耆那教。他1868—1872年在柏林大学随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学习，后于1873年在哈勒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按照传统，其论文以拉丁文撰成⁽¹⁰⁾。他后来出版了多种有关耆那教历史的著作。他在哈勒大学学习时，当时哈勒尚无专门的梵文教席，当时负责梵文的教授是普通语言学教授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1—1887）。波特曾在柏林大学追随威廉洪堡和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学习语言学和梵文，于1830年取得教授资格。他在哈勒的教授职位后来由皮舍尔继承，此公培养了许多梵文学家，其中包括与中国学界结下不解之缘的钢和泰⁽¹¹⁾。

库恩是印度—伊朗语专家⁽¹²⁾，在1877—1919年间长期任教于慕尼黑大学，担任所谓雅利安语教授，其实当时这个所谓雅利安语主要是指印度—伊朗语。他是最早注意到兴都库什地区存在一种独立语言即所谓克什米尔语的学者。库恩在《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二卷中比在前一卷活跃，贡献两篇短篇书评，分别评论英国学者缪勒（Edward Müller）的《巴利文简化文法》和比利时印度学家涅维（Félix J．B．J．Nève，1816—1893）的《印度史诗文学：梵文诗歌研究》⁽¹³⁾。缪勒任教卡迪夫大学，他这本书和下文将提到的那本《马达加斯加语简明文法》属于同一个系列，都是为英国传教士写的。他在此书前言里还提到他参考了库恩本人写的巴利文文法研究。涅维是比利时古典印度学奠基人，1838年他才22岁即获得哲学和文学博士，毕业后在波恩随挪威梵文学家拉森（Christian Lassen）学习了八个月，又于1939年1月至9月在慕尼黑与温迪施曼（Friedrich H．H．Windischmann）常相过从，受其影响开始研究亚美尼亚语。然后转到巴黎法兰西学院问学于法国东方学大师布努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他于1841年回鲁汶大学担任希腊文、拉丁文古典与文学讲座教授，在这里一直任教三十六年，直至1877年退休。他的教职虽是古典语文学，同时也讲授梵文课程，这是比利时梵文学的开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研究《黎俱吠陀》和翻译《罗摩衍那》。令人惊奇的是，他也是亚美尼亚研究的权威。在欧洲，特别在他的祖国，他还以研究16、17世纪比利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们而在学界闻名遐迩。

库恩最为知名的作品是他和盖革尔合编的两卷本《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¹⁴⁾，于1895—1904年在斯特拉斯堡陆续出版了十三个分册，其中第一卷分两部分，共八册，第二卷五册，全书实际分成九章，按十三个分册由十三位学者撰写。《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上介绍了其中一些分册。这部巨著虽然题为语文学百科全书，实际不仅涉及语言，也涉及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堪称19世纪伊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对欧洲伊朗学影响深远⁽¹⁵⁾。

施密特（Rüdiger Schmitt）专门在2002年出版的《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ranica）分册中为这一巨著撰写了词条，陈述和评论此书的成就和影响。他认为此书出现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当时伊朗学研究成就突出，如葛德纳（Karl Geldner）积十年之功出版了三卷本的《阿维斯塔经》（1886—1896），巴托洛梅出版了《古伊朗语辞典》⁽¹⁶⁾，二是在波斯和中国新疆等地区发现了许多伊朗语写本。这些重大成就和发现均需要一部大书来综述其研究，以总结一个时代的成就并为新时代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史基础。葛德纳和巴托洛梅也是《伊朗语文学百科全书》的主要撰稿人。其中只有关于帕拉维语文献一章是英语撰写的，作者是英国学者维斯特（Edward W．West）。盖革尔撰写了其中的四章，并编制索引，贡献很大，库恩没有写作贡献，只是发挥了其组织才能。这可能是两主编中盖革尔的名字排在库恩之前的原因。

图四十三　盖革尔

其实，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编辑出版的《伊朗学百科全书》也是按照字母顺序，一个分册一个分册出，其作者来自世界各地，比如中国学者荣新江教授为字母c打头的部分撰写了《千佛洞》（Cave of Thousand Buddhas）的词条，主要介绍敦煌藏经洞写本的发现对伊朗学的贡献。《伊朗学百科全书》的小薄分册流传很广，我甚至曾在北京旧书摊上买过一本简装本单册，但太过零散，其实用处不大。而北大图书馆收藏了多卷大本的精装本，用起来觉得十分沉重。现在此书还在出版，尚未出齐。但部分内容已经能够在此书官方网站数据库中查阅⁽¹⁷⁾，此书能够提供网上免费检索，出版者真是功德无量。

《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书评（Reconsionen）和报告（Berichte），第二部分是讣告（Nekrologe），第三部分是书目（Bibliographie）。从这个分类来看，只有第三部分称书目。这里不准备对这些内容全部予以介绍，只采摘一些我本人约略了解并且有兴趣的内容略说一二。第一部分实际上是短篇书评和书介。但从这里登载的书评形式来看，完全是现代学术书评的格式。其抬头首先列出作者，然后是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定价，书评不长，主要介绍此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成就，并对其在学术史上进行定位。落款是作者名及其服务单位所在地。这也正是目前欧美学术刊物上所登载的书评的标准格式。

第一卷上第一篇书评是莱比锡的加贝楞茨（G．von der Gabelentz）为英国学者帕克尔（G．W．Parker）在1883年出版的《马达加斯加语简明文法》（A Concise Grammar of The Malagasy Language）所写的书评。此书在伦敦（Trübner & Co.）出版，只有六十八页，售价五先令。此书列为该公司出版的首要亚欧语言简化文法丛书之一种出版，主要读者是在全球各地旅行布道的英国传教士。这套书中第一种是帕默尔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度斯坦语简化文法》⁽¹⁸⁾。

加贝楞茨（Hans G．C．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是德国普通语言学专家，也是汉学家，他曾在1881年出版过《中文文法》（Chinesische Grammatik），深受好评。此人有家学渊源，他父亲老加贝楞茨（Hans C．von der Gabelentz，1807—1874）在莱比锡和哥廷根学习东方诸语言。作为一位语言天才，老先生一生学习和研究过约八十种语言，跨越印欧、阿尔泰、芬乌多个语系。老先生并非浅尝辄止，在某些领域建树颇大，尤专长于满语，在1833年用法文出版了《满语文法之元素》一书⁽¹⁹⁾。老先生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曾服务于魏玛宫廷，并在1848年担任萨克森-阿尔腾堡大公的首相。他还翻译过满文的《四书》、《书经》、《诗经》，直至他死后的1877年，他翻译的满文《大辽史》才得以在俄国圣彼得堡刊出⁽²⁰⁾。小加贝楞茨看来也和父亲一样具有语言天赋，高中即开始学习荷兰语、意大利语、汉语、满语，本科在耶拿学习。大学毕业后服务于萨克森宫廷，后来转到莱比锡继续学习各种东方语言，并于1876年以研究周敦颐《太极图说》获得博士学位。1878年由莱比锡大学聘为德语世界第一位远东语言学教授，也因此培养众多汉学家和日本学家，如以研究中国宗教知名的高延（J．J．M．de Groot）即是其弟子⁽²¹⁾。他于1889年因离婚而离开莱比锡，转往柏林大学任教。这个突发事件对莱比锡的汉学发展是个巨大的损失，他留下的教授空位直到1891年才由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填补。

《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第一部分书评涉及面很广，依照其目录的顺序列举类别如下：马来和波利尼西亚语，中国，突厥语，印度日尔曼语，印度，伊朗、亚美尼亚、小亚，楔形文字（Keilschrift）、希伯来学（Hebraica）、犹太学（Judaica），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希木叶尔语（Himjarisch，也门语旧称），埃及语、阿比西尼亚语（Abessinien，埃塞俄比亚语旧称）。从具体内容来看，以印度学和阿拉伯学为重点，印度学十五条，阿拉伯学八条，其他都较少。而汉学也占非常小的篇幅，只有四个条目，其中三条由夏德（F．Hirth）撰写，117～119页是夏德为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所作的介绍⁽²²⁾，落款是上海夏德。接着是他给英国学者包罗杰（Demotrius Charles Boulger，1853—1928）在1881—1882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史》（History of China，此书1898年增订重版）和英国汉学家巴尔福（Frederic H．Balfour）《北京口语中的惯用语对话》（Idiomatic Dialogues in Peking Colloquial，上海，1883）所写的书评，都很短，各一页而已。最后一条是乌勒（Max Uhle，1856—1944）为其老师小加贝楞茨的《中文文法》写的书评，长达五页，算篇幅较大的书评。乌勒本来是语文学家，后来因为在德累斯顿博物馆工作期间对秘鲁发生兴趣转向南美考古。

印度学部分书评内容最为丰富，所评论的书涉及语言、文献、考古、辞书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如奥地利学者胡尔茨施（E．Hultzsch）评论伯吉斯（James Burges）的《西印度考古调查》（卷四、卷五）⁽²³⁾，布雷斯劳大学教授⁽²⁴⁾、吠陀神话学专家希勒布兰德（Alfred Hillebrandt，1853—1927）评论温迪施（Ernst Windisch，1844—1918）的《黎俱吠陀十二颂及其Sāyaṇa疏解》⁽²⁵⁾。温氏是个奇才，和尼采是好友。此人精通印欧语言学，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凯尔特文研究。他于1867年在莱比锡获得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在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研究梵文写本。1871年年仅27岁即获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还有印度学家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介绍英国巴利文圣典学会出版物四种的文章。书评作者也来源广泛，十五篇评论来自十位作者，其中耶拿大学的印度—伊朗学名家卡普勒（Carl Cappeller）贡献三篇。伊朗、亚美尼亚、小亚部分评论六本书，最有意思的是，这六本书分别以六种语言出版：法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真是蔚为大观。阿拉伯研究部分八篇书评，涉及广阔地域，从阿拉伯半岛到西班牙。我对这些内容完全外行，这里不准备多说。(www.xing528.com)

讣告部分也值得简单一说。讣告的形式和现在的学术纪念文很像，首先是叙说学者的一生学术经历，然后列出学者的主要论著目录，甚至比现在的学术纪念文还详细，因为目录下每个条目还带有简短解题说明。在第一期的讣告部分，一共出现四人。其中第一人是英年早逝的吠陀学家戈德施密特（Siegfried Goldschmidt，1844—1884）。戈氏曾游学于莱比锡、柏林，23岁在图宾根获得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很快就发表在《普鲁士科学院月报》上。后来又去哥廷根、巴黎等地学习古典印度学，其主要兴趣在梵文俗语（Prakrit），一生只发表了十四篇文章。

讣告上第二人（245～251页）是著名藏学家叶施克（Heinrich August Jäschke，1817—1883）⁽²⁶⁾。叶氏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1881年出版的《藏英辞典》，在印度仍不断重印中。我在尼泊尔旅行时流连于当地英文书店，也跟风购买了一册小开本的印度版，从加德满都带到拉萨，又从拉萨带到北京，但几乎没怎么用过，遇到藏文问题都直接请教通晓藏文的活字典朋友。《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二卷上有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给他的《藏文文法》第二版所撰书评⁽²⁷⁾。

讣告上第三人是法国亚述学家、考古学家勒诺尔芒（François Lenormant，1837—1883），其讣告由巴黎学者巴泰勒米（L．N．Barthélemy）以法文发表，讣告中列出了很长的论著目录，显示勒氏是位勤奋多产的学者。勒诺尔芒是另一位早逝的天才。他的父亲老勒（Charles Lenormant，1802—1859）是考古学家、埃及学家，曾和埃及象形文字解读者商博良一起在埃及工作。小勒幼承庭训，六岁就开始学习希腊文，十四岁就在法国考古学界权威杂志《考古评论》（La Revue Archéologique）上发表考察孟菲斯出土希腊文碑铭的学术论文。十九岁获得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的钱币学奖。他在1867年转向亚述研究，并成为最早意识到在楔形铭文中存在一种非闪米特语的学者，这便是苏美尔语的发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加入法军参加作战，而这导致他和前文提及的戈氏有一个尴尬的人生交集。两人都参加了普法战争，小勒为法国参战，不幸在巴黎保卫战中受了点伤，而小戈则作为普鲁士战士，成为普军占领巴黎的亲历者。战后小勒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很快于1874年被聘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考古学教授。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研究几乎涉及地中海沿岸各主要文明的语言、历史、文化。他虽然只活了四十六岁，从其论著目录来看，却对学界贡献甚多。他的传记同时出现在《大英百科全书》和《天主教百科全书》，这在亚述学家中并不常见。

讣告名单上最后一位是普鲁士埃及学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勒普修斯（Carl Richard Lepsius，1810—1884）。此人出身瑙姆堡的名门望族，祖父（Johann August Lepsius，1745—1801）是瑙姆堡的市长，父亲是瑙姆堡郡长官。他自己求学于莱比锡、哥廷根和柏林大学，主要学习希腊、罗马考古学。博士毕业后游学埃及，因参加商博良弟子勒特隆纳（Jean Letronne）讲授的埃及学课程而引发对埃及学的浓厚兴趣。1842年在亚历山大洪堡等学者推荐下普鲁士皇帝威廉四世派他去埃及和苏丹考察古代埃及文明。在三年多时间里，依照当年拿破仑派遣的法国考察队模式进行工作，德国考察队对古埃及文明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收集了大量古物，并根据其考察成果出版了十二卷本巨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碑集》⁽²⁸⁾，内容非常丰富，此书对神庙、古墓的描绘相当精确，直至今天仍然是埃及考古学的重要参考书。因为这一考察非常成功，勒氏在1846年迎来双喜临门，与德国著名作曲家克莱恩（Bernhard Klein，1793—1832）之女伊丽莎白（Elizabeth Klein）结为秦晋之好，并在同年获聘柏林大学考古学教授，同时担任埃及学博物馆馆长。他被认为是现代埃及学之父。他的六个孩子很多都是名人，其中一位曾任达姆施塔德工业大学校长（G．Richard Lepsius，1851—1915），一位化学家（Bernhard Lepsius，1854—1934），一位画家、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Reinhold Lepsius，1857—1922），一位东方学家（Johannes Lepsius，1858—1926）。满门都是名士，堪称门风鼎盛。

图四十四　勒普修斯

《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第一卷论著目录（bibliographie）部分也分成若干小类别，和前面的书评、讣告两大部分穿插出版，一共出现三组论著目录，这些论著目录包括专著和论文，两者混排，但专著下列出相关书评。同时整个书目按照东方学的不同领域分类，然后每个类别下又按照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第一组分如下几类：总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国、日本、中南半岛等五类。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主要是指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72页开始是第二组书目，首先是西藏、满洲、蒙古—中亚，收入了英、法、德、俄等语言的论著条目。接下来的类别包括中亚、南亚、中东、近东、非洲主要语言和地区，如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印度斯坦（原文为Vorderindien，没有汉文对应词，这里暂以印度斯坦地区对应）、旧伊朗（Alt-Iran，或称古代伊朗、传统伊朗）、新伊朗（Neu-Iran）、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小亚（Kleinasien）、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希伯来文和《旧约》文献、拉比学与犹太学（Rabbinica und Judaica）、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阿比西尼亚、非洲、埃及学。其中有关印度斯坦、希伯来文和《旧约》文献、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埃及学等领域书目篇幅较长，可知这些领域的西文学术较其他领域积累更深一些。

第三组从253页开始则是更多论著目录，其语言和地区分类大约继承了前面的书目，但略有变化，增加了若干新条目。以下列出这一组书目的类别，读者或可了解一下和上文的异同：总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国、日本、中南半岛、西藏和满洲以及蒙古—中亚、乌拉尔—阿尔泰语—北亚（Nord Asien）、奥斯曼学和突厥语、印度日尔曼语、印度、旧伊朗、新伊朗、阿富汗、卑路支斯坦、卡菲里斯坦和帕米尔、亚美尼亚和高加索地区、小亚、闪米特语、楔形文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希伯来文和《旧约》、拉比学和犹太学、阿拉米文、阿拉伯文和伊斯兰、阿比西尼亚、非洲、埃及学。和前面那组类似，篇幅最大的部分包括印度、希伯来文和《旧约》、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埃及学。

印度部分篇幅非常长，最后一部分按印度地区一些方言列出论著目录，如巴利文下又列出数种论著目录，包括弗兰西斯（H．T．Francis）研究乔叟文学中的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以及后来到新疆考察建立印度学界声誉的格伦威德尔在慕尼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同时，这一组论著目录还专门列出了书评目录。比如在276页有关中国的部分列出了加贝楞茨的《中文文法》一条，下面注出有希姆利（K．Himly）和缪勒（Frdr．Müller）的两篇书评。同页还记录了南条文雄在1883年出版的《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书评记录有五条，只有一条有作者名，即加贝楞茨的书评。275页记载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目，其中包括高第（Henri Cordier）的三种论著，一是刊登在巴黎《东方学札记》（Mélanges Orientaux）杂志上的文章《试说十七至十八世纪欧人在华出版图书目录》，二是《关于远东教会史的未刊文献》，三是一篇短论，关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谈缅甸王国的报告中文译本。

这一节我想将介绍的重点放在东方学之目录学之起源上，除了要特意提示《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旨趣，也想追溯一下东方学之目录学在欧洲的发展源流脉络。前文略述了《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内容结构和分类，其实这些分类有其所本，这便是之前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年刊（Bibliotheca Orientalis）（1876—1883）。这套书在海内治汉学史的学者著述中也很少出现。其实很有意思，其题名是拉丁文，内容实际以英文撰成，其副标题是《英格兰及殖民地、德国、法国出版的东方历史、语言、宗教、古物、文学、地理的书籍、论文、丛刊、论集的完整清单》⁽²⁹⁾。编者是弗里德里奇（Charles Friederici），每年出版一本。在1882年4月27日出版的《自然：国际科学杂志》杂志上有一小段介绍这一期刊的出版信息，“那些对‘东方’这样一个广阔地区感兴趣的读者将发现Trübner & Co.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学之目录学》非常有用。它号称是一个1881年英格兰及殖民地、德国、法国出版的东方历史、语言、宗教、古物、文学、地理的书籍、论文、丛刊、论集的完整清单。编者为弗里德里奇。这是此书出版的第六个年头。”⁽³⁰⁾这么简单的介绍有点像是出版社做的广告。现在《自然》杂志在东亚科学界简直是炙手可热的杂志，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影响深远。弗氏的《东方学之目录学》虽然主要由伦敦的这个Trübner & Co.出版社出版，从封面所印文字来看，却同时在莱比锡、巴黎和纽约发行。在莱比锡的发行商正是后来出版《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的出版商奥托舒尔策。最后要提一下的是，莱顿的荷兰近东研究所目前仍负责出版1943年创刊的《东方学之目录学》（Bibliotheca Orientalis），由比利时鲁汶著名学术出版单位彼得斯出版集团（Peeters Publishers）刊行，只不过其涵盖范围集中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语言、考古、历史、宗教、文化，而将远东完全放弃了。

如果稍微看看这个出版物的分类及其下属次级分类，即可知那个时代学者对学术的认识、归类和取向。其类别如下：语文学总论（期刊、丛刊、诸种雅利安语）、比较神话学（宗教等）、历史和地理总论、中国、日本和韩国、澳洲和波利尼西亚、印度洋群岛和马六甲、印度支那（阿萨姆、缅甸、安南、交趾支那）、印度（历史和地理、古物和钱币、哲学和宗教等、佛教、婆罗门教、梵文、梵文俗语和巴利文以及孟加拉文、印度斯坦等）、阿富汗、波斯（历史和地理、文学和语言）、亚美尼亚、高加索、北部和中部亚洲以及西藏（历史和地理、语言和文学）、小亚和土耳其以及奥斯曼、闪米特语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和楔形文字（亚述语、巴比伦语和亚美尼亚语等）、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历史与地理、圣经考古学、希伯来学、希伯来文、叙利亚文、腓尼基文等）、阿拉伯（历史和地理、穆罕默德教、阿拉伯文、也门文铭文）、非洲（总论、历史、地理等）、埃及（现代史和地理、古物、艺术、古代史、语言、纸草文字、科普特文）、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东非、南非、中非、西非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北非（摩尔人、柏柏尔人、卡比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这个分类较《东方语文学文献杂志》的分类明显更为复杂。从这个分类系统来看，其对印度和近东的研究也比对远东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汉学在这一东方学之目录学中远非重点。

我在这里举出若干例子，可知此书目的价值所在。此书目记录了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些有关东方的西文出版物，按作者姓氏排列。著作很有意思，除了书名之外，我们亦可看到书的出版地、页数、售价。这些售价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学术经济史资料，从这些售价大约可推知当时书籍的价格，以及流通对象和消费范围。其中，以1878年出版的第三卷为例，中国部分（15～22页）值得注意者有下列几条。如毕尔（Samuel Beal）名下有两条记录，第一条即他1874年在伦敦出版的《东方学家学会会刊》发表的《印度事务部汉文佛书调查结果》一文，第二条是他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发表的汉文佛典中所见《数论注疏》及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毕尔后来在1885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毕尔之后值得留意的是布雷特施耐德（Emil Bretschneider，1833—1901），这一卷16页上记录他在《英国皇家文会北华分会会刊》刊出的文章，即关于从汉文和蒙文史料看中亚和西亚的地理和历史。同一页上还有一条记录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伦敦出版的三卷本厚达一千页的《简明康熙字典》，售价仅21先令。还单列出艾德在香港主编出版的《中国评论》杂志一条，底下列出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A．Giles）等传教士汉学家在上面发表的数篇文章。17页上列出高第的《汉学书目》，18页上列出老加贝楞茨的《大辽史》。其他19世纪知名传教士汉学家的著作也列出，如麦都思、丁韪良、卫三畏等。

在“北部和中部亚洲以及西藏”部分可看到主要是一些西方探险家的中亚行记，如57页上列出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名字下有五条论著，第一条即《从伊犁穿越天山至罗布泊》的英译本，由摩尔根（E．Delmar Morgan）翻译，在伦敦出版，此书共258页，售价15先令。摩尔根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随父母旅居圣彼得堡，由是精通俄语，并致力于俄英翻译。普尔热瓦斯基此书由圣彼得堡地理学会以俄文出版，迅速被译成英文和德文。普尔热瓦斯基名下列出的五条中，第二、第三条即此书德文节译本。接着在同一页（57页）上列出了李希霍芬名下的六条论著，此人即丝绸之路一词的始作者。这六条中的第二条是李氏对上文提到的普氏罗布泊之行考察的评论。

再往前还有1859—1881年间出版的《东方学科学研究年报》⁽³¹⁾，这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的不定期增刊。德国的东方学之目录学是有深厚传统的，真正的开创者是德国人岑克尔（Julius Theodor Zenker，1811—1884）。他在1846—1861年间出版了两卷《东方学之目录学》，正标题是拉丁文Bibliotheca Orientalis，这比上文的年报要早不少。1846年出版第一卷的《东方学之目录学》有个法文副标题《东方学之目录学手册》，表明此书实际以法文撰写。署名岑克尔，其头衔为哲学博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出版商为莱比锡的恩乐曼公司⁽³²⁾。

图四十五　岑克尔《东方学之目录学》书影

岑氏出生于萨克森州的图姆，青年时代游学莱比锡、哥廷根和柏林，学习东方语言，并到巴黎留学。他在1840年即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东方学之目录学》（Bibliographie Orientalis）的文章，用拉丁文介绍新出版的阿拉伯文、新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书籍。他早年主要关注东方文学史，特别是上述语文所代表的文学。1846年开始在罗斯托克大学取得教授资格，他在罗斯托克教授希伯来文文法、《旧约》、阿拉伯文、梵文、圣经考古学。在1847年冬离开罗斯托克前往莱比锡。他个人研究的主要重点是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语文学，其主要作品除了编辑《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外，还包括《土耳其、阿拉伯、波斯语袖珍辞典》（1862—1876年）。在1861年他出版了第二卷《东方学之目录学》，其包含的内容如下：对前一卷的补充、东方基督教文献、印度文献、波斯文献、印度支那和马来语文献、中国文献、日本文献、满洲蒙古西藏文献、作者和书名以及出版社列表。

1846年在德国出版的这部法文《东方学之目录学》，其编排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包括两类，一类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图书，另一类是自印刷术出现以来欧洲所出版的关于东方的书籍，据其材料的顺序；第二部分为作者、东方书籍题名和出版社列表，实际上是索引；第三部分为东方文献概览。我虽然能够看到这本1846年出版的第一卷《东方学之目录学》，第一部分的第一类全部按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原文按作者顺序排，完全如同看天书。第二部分则比较有趣，能看出他收录的书籍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有德文的、俄文的、拉丁文的、法文的印刷品。第一章是图形（graphique），似乎主要指阿拉伯文、波斯文书法一类作品，这一类书目只有一页多一点，一半左右是拉丁文书目。第二章是辞书学，一共四小节：阿拉伯语辞典、波斯语辞典、土耳其语辞典、对话手册。一般都按东方作者和欧洲作者的先后顺序排列书目。第三章是文法，即包括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语文法书目。第四章是修辞、书信艺术（art epistolaire）、度量，也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顺序排列。第五章是诗歌选集，只有阿拉伯和波斯两类。第六章是谚语集，也只列出阿拉伯和波斯。第七章是诗歌，又列出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三类。第八至十三章均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排列，分别是寓言和浪漫文学、历史、数学和军事科学、医学与自然史、哲学。第十四章是神学和法学，包括两小节；第一节包括穆斯林神学和律法，第二节是基督教神学。第十五章是百科全书和论著目录。从这个分类来看，其类别完全是按照所谓学科领域来分的，其中语言、文学相关内容是大宗。医学和自然史放在一起，这和现代学科将医学史与科技史常常归在一起很接近。神学和法学放在一起当然是中世纪基督教大学的学术传统，但数学和军事科学放在一起不知何意。总之，这一分类系统很有意思，既有中世纪传统学术的影子，亦体现了近代学术的趋势，值得目录学史家仔细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