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获英美学术荣誉初探

2010年陈寅恪先生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出版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其中记载了1943年他们一家在广西大学的经历。书中提到他们住在半山小筑时有位英国人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应邀到家中做客，当时修中诚乃是专程来和寅恪讨论其去牛津的工作构想，双方谈得很投机⁽⁶⁸⁾。他们一家八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⁶⁹⁾。十二月下旬才抵达成都。后来又写了寅恪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即1944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一事。当时寅恪由以下三人推荐：陶育礼（Eric Robertson Dodds，1893—1979）、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库克（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主要依据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成就，列举的代表作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三篇文章；同时她们还提到这一年还有一位牛津大学高级讲师（Reader）来访。这位所谓牛津高级讲师就是汉学家修中诚了，汉学教授一职则虚位以待寅恪。

修中诚是位热爱中华文化的传教士学者，但国内学界对他注意不多。他去世后，他的学生芮沃寿在美国亚洲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JAS）上发了一则简短的讣告，报告了1934—1947年任教牛津的修中诚于1956年10月20日去世。修中诚早年在牛津受教育，1911年被伦敦会派到中国福建汀州传教，1933年底被牛津召回英国。在学术上，修中诚也是牛津中国研究现代化以及该校设立中文荣誉学位的奠基者。修中诚退休后于1948—1952年间走访了美国许多汉学研究中心，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克莱蒙学院客座教授。芮沃寿也列出了修中诚的八种主要论著、译著。芮沃寿盛赞修中诚一生十分同情中国人民为创造一种新文明而斗争，从而指出修中诚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⁷⁰⁾。这一点亦可从修中诚的论著中看出。他曾在1937年出版了《西方世界之入侵中华》一书，作为《先锋历史从书》之一种，在前言中修中诚略述了此书撰述缘起，指出因丛书主编要求一位有智慧的公民应放弃本地视野而以一种普遍视野来学习一个被欧洲思想入侵之后的世界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在修中诚看来，一个人应站在一种博通的立场，以高质量的想象式同情（imaginative sympathy），来了解其邻居的历史，无论这个邻居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棕种人。所以他撰述此书时尽可能使一般读者能有一种同情式观点（sympathetic point of view）⁽⁷¹⁾。这里所谓想象式同情、同情式观点，与寅恪所谓“了解之同情”颇为相似。两人相知可见一斑。

修中诚是牛津聘用寅恪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牛津和寅恪两方之间的主要接洽人。他对寅恪十分推重，他在1942年出版的《大学》与《中庸》序言中，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将此书献给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来的本校中文教授陈寅恪，我将获得最大的满意”，他很叹惜因为战争条件的限制，阻止了寅恪前往牛津，也因而剥夺了他从寅恪那儿获得教正的机会⁽⁷²⁾。不仅如此，他还是推动英国学术院最终给予寅恪通讯院士荣誉之发起者，这主要因为他是古典学家Dodds的好友。提名寅恪的人，我认为最主要便是修中诚在牛津大学的好友Dodds。Dodds当时是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2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才51岁；汤因比（Toynbee）当时任职于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入选学术院院士，推荐寅恪时他55岁；而库克1933年入选学术院院士，1938年从剑桥大学退休，推荐寅恪时他71岁。不过，他退休之前是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ebrew）。因这一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由英国国王任命，是谓钦定，只设立在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都柏林等大学，地位非常崇高。Dodds和汤因比当时正当盛年，库克则是老前辈。牛津、剑桥两校的两位钦定讲座教授加上著名的汤因比一起为寅恪背书，确实非常惊人。其中Dodds和汤因比都去过中国。下面我要利用Dodds的自传、《英国学术院院刊》以及其他材料，重点讲讲Dodds如何因为种种因缘推举寅恪入选通讯院士，以及Dodds与汤因比和库克等人以何因缘一起参与这一提名。

图三十三　李约瑟

应该指出的是，寅恪先生是比较早入选英国学术院外籍通讯院士的中国学者，这里列出一些中国学者可能较熟悉的汉学、东方学、历史学入选者及其入选年份，可帮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际学术界有所了解：兰曼（1930）、伯希和（1931）、克罗齐（1935）、高楠顺次郎（1936）、米诺尔斯基（1943）、潘诺夫斯基（1955）、图齐（1959）、布罗代尔（1962）、列维-斯特劳斯（1966）、高本汉（1968）、戴密微（1969）、王浩（1970）、辻直四郎（1971）、赵元任（1973）、夏鼐（1974）、郑德坤（1985）。这些人有些是寅恪的老师、前辈，也有些是同事和学生，其中两位是考古学家，即夏鼐和郑德坤。其他一些是对学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高楠、克罗齐、潘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目前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中国人文学者是李学勤和宿白。

当前的坊间出版物对寅恪被提名和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一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我曾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的张小贵博士和英国学术院联络，从该院电子邮件中所获答案并不比陈氏三姐妹书中提供的信息更多。最近我读一些有关寅恪与海外学术界相关的西文材料，注意到Dodds经历之复杂⁽⁷³⁾，非同小可，发现还颇有些新信息可以发掘出来，丰富我们对当时学术史背景的认识。近代我国学人的域外活动和荣誉常常在当代通过口耳相传以讹传讹，老一代留洋回国常常比较谦虚，新一代留洋回国则多有夸大之辞，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常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有必要通过域外胡语文献与我国学林掌故相互参证，以这种二重证据法清理其细节，达到所谓well-documented的程度，方可使我们对近代史认识更加清晰、精确、明朗。

图三十四　陶育礼

这位提名寅恪的Dodds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在1943年与李约瑟一起访华的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陶育礼。这里根据洛伊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给他写的讣告略说一点他的事迹⁽⁷⁴⁾。他本是北爱尔兰人，拥有爱尔兰和英国双重国籍。他在都柏林的圣安德鲁斯和牛津大学受教育，专业为古典学。他在牛津时曾受教于古希腊研究大师穆雷（Gilbert Murray，1866—1957），并颇受赏识。他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的艾略特。1914年曾去德国游学，“一战”时在西伯利亚的一间医院服务。他从牛津毕业后返回北爱尔兰教书，在都柏林认识了诗人叶慈等人，直至1919年获聘为利丁大学古典学讲师。1924年被聘为伯明翰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在那里他和诗人奥登等人交游。1936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但他在牛津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1949年他应邀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1960年自牛津退休。除了获得中研院通讯研究员荣誉之外，陶育礼所获外国学界荣誉还包括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通讯院士、法兰西学会（L'Institut de France）通讯会士。

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翻阅王国忠先生的《李约瑟与中国》⁽⁷⁵⁾，可知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派遣剑桥大学的高级讲师（Reader，实际上相当于副教授）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陈氏三姐妹书中提到的这位Eric Robertson Dodds 中文名正是陶育礼。他与李约瑟被派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他比李约瑟早一些到达中国，两人在昆明会合，尔后于1943年3月21日从昆明到达成都⁽⁷⁶⁾，后来陆续见了当时中国科学界和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1893—1963）、总干事叶企孙（1898—1977）、清华校长梅贻琦（1889—1962）、北大校长蒋梦麟（1886—1964）等人。陶育礼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慰问。当时陶育礼、李约瑟两人除了分别代表牛津和剑桥、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慰问中研院之外，还转达了大英帝国大学局（Universities Bureau of the British Empire）致中国各个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致重庆政府教育部、英国大学教师协会致中国各位教师、布里斯托市长致重庆首长的问候。李约瑟和陶育礼走访中研院之后，代理院长朱家骅聘请李约瑟和陶育礼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⁷⁷⁾，因为当时中研院尚没有选举院士，这个通讯研究员其实相当于通讯院士了。朱家骅后来代表中研院委托陶育礼在1943年6月以及1944年1月两次致信英国学术院表示感谢。

按，李约瑟和陶育礼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之后，1944年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了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这可能可以看作是对他和李约瑟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的回礼。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第7（vii）页的记录⁽⁷⁸⁾，这一年7月12日学术院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No．6 Burlington Gardens）召开大会，院长克拉普汉姆爵士（Sir John Harold Clapham，C. B. E.，1873—1946）致辞，大会选出新院士和通讯院士。寅恪（Professor Tschen Yinkoh，China）列名通讯院士。同一年和寅恪一起当选的还包括法国中世纪教会史学者雷克勒克（Henri Leclercq，1869—1945）和苏俄历史学家塔尔勒（Yevgeny Viktorovich Tarle，1874—1955）。这几位的大名也见于1945年《英国学术院院刊》卷31第3页。此后，寅恪的大名出现在每一年的《英国学术院院刊》通讯院士名单之中，一直到1975年出版的60卷（1974年）第12页，1975年开始的61卷上不再登出全部在世与去世院士、退休院士、通讯院士名单。显然一直到1975年英国学术院仍将寅恪当成在世院士，不知他已于1969年10月过世。换言之，《英国学术院院刊》将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资料保存了三十年，从1944年至1974年。

图三十五　伯林顿花园6号，今皇家艺术学院

不过，此事不止于此，陶育礼虽然曾短期访问昆明和成都，却并未在这里见到寅恪本人，寅恪当时尚在桂林任教广西大学。这位陶育礼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精通希腊文，并不通晓中文，但是他和其他两位院士联名推举寅恪时列出的寅恪代表作却是三篇寅恪早年发表的中文论文，而未包括寅恪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上的两篇英文文章《韩愈与唐代小说》和《〈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未包括寅恪关于唐史和唐诗的论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果结合域外之学术记录与国朝之学林掌故，以二重证据法，整合不同语言文献所传达的多重信息，可帮助我们揭开一些疑团。

图三十六　《英国学术院院刊》所记通讯院士陈寅恪TSCHEN YINKOH，中国籍，1944年当选

陶育礼本人的著作值得注意，其中透露的信息似可告诉我们他曾到桂林访问陈寅恪。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第十五章中叙述了他的中国之旅始末⁽⁷⁹⁾。这个叙述对我们理解他推举寅恪先生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语境非常有帮助。他的回忆录说他去中国、在中国和从中国回来一共十一个月，这段岁月在他一生中最为特别。他去之前并无太多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回来之后这次旅行的记忆也逐渐逝去，而他的回忆主要根据他写给夫人的一些信件。他说这次旅行得以成行虽说最终来自森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1883—1965）找到的资源，但发起者是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修中诚。

修中诚曾作为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返中国，恐惧地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一些知名大学大多迁移到西南角落中勉强求生。所以修中诚考虑邀请一对英国学者作为代表，即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访问中国一些大学，以列出他们最需要的援助，同时做一些讲座，并和中国当局讨论战后或者中缅公路重新开通之后的学术合作。修中诚将这一想法反映给当时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mour，1885—1978）。西摩十分支持这一计划，于是联络了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英国文化协会以及外交部，最终说服他们对这一计划进行手续和资金支持⁽⁸⁰⁾。

修中诚于是开始列出代表名单，首先便列出了科学家代表李约瑟，当时他是剑桥的生物化学家，同时此人对中国科学史非常感兴趣。不过修中诚在考虑人文学者时遇到了困难。当时人文学者中了解中国者寥寥无几，而会讲中文的人因为战争的需要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修中诚找上了陶育礼。陶氏当时是修中诚在牛津的同事和好友，而且修中诚认为陶育礼在其专业以外有着广泛的兴趣，正好参加这次赴华之旅。当时陶育礼完全不会中文，他尝试听了一些中文录音以熟悉中文，但并不成功。中文的四声让他倍受困扰。不过，他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基本认知，这主要来自他曾列席修中诚的课堂，了解了一点中国历史和哲学。他也读过魏礼（Arthur Waley，1889—1966）的一些译著。同时，他个人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接受了修中诚的邀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希腊化和基督教之前高度发达的文化，且它是一直以来唯一尚存的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甚至很少被外界影响从而保留了其本土传统。毫无疑问，这些看法深受修中诚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希腊化和基督教衰退之后失去了智识和道德上的引导，而中国文化更因此看来十分重要。但他仍对战时的长途旅行心存疑虑。

他1943年3月到达中国，8月回到伦敦。虽然他在中国只有十三周，途中却旅行了三大洲，整个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他从利物浦随一支船队出发，其所坐船只两侧围绕许多驱逐舰，途中屡屡响起躲避德国潜艇的警报。船队首先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巴西的伯南布哥，又折返过来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德班。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途经科隆坡，然后转往印度新德里。最后从加尔各答经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往昆明。他在昆明受到修中诚的接待。

陶育礼第一次到中国，对昆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电灯而没有教皇的中世纪城市⁽⁸¹⁾，街上有很多小商贩贩卖特产，还有很多专门替人写信的代笔人、算命先生、说书人。他在昆明遇到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住在低矮的盒子般房子里，却积极和他讨论艾略特、文献考据、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

起初陶育礼被联大安排住在一间美国空军住的当地旅馆，略微舒适一些。但当他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环境时，认为自己旅行一万五千英里远道而来应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于是他和修中诚也住进了联大教授的宿舍。这位牛津的讲座教授平生第一次在室外做讲演，题为《英国教育的传统与实验》⁽⁸²⁾。在修中诚陪同下，他也面向不同规模的听众做了一些其他演讲。后来他离开修中诚前往重庆，整个行程主要由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1903—1991）和英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浦乐道（John Blofeld，1913—1987）安排⁽⁸³⁾，同时获得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他在这里不断和国民政府的政客和教育、文化、学术官员会面，其中也包括蒋介石。在和蒋进餐过程中，他恰好被安排坐在其邻位，因而对这位总裁有近距离接触，不过他对总裁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不像独裁者，倒像一位诗人。之后他也与西摩一道秘密拜访了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译员帮助下，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比如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看来英国外交人员深知重庆国民政府之腐败和羸弱，并不能完全信任，遂有国共两边下注之举。

后来他又途经贵州去了广西桂林，发现桂林人比成都人更爱微笑。这一趟可是非常辛苦，途中坐汽车大约四五个小时，坐火车约二十四小时，可见途中不断停车。不过，回忆录十分简略，陶育礼没有提到他在桂林具体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着实令人遗憾⁽⁸⁴⁾。后来他重返昆明，再次通过驼峰航线到加尔各答，从那里坐飞机到开罗，在游历开罗时不幸摔伤而不得不住院三周，略微康复后即飞往里斯本，从里斯本途经英国空军兵站飞往伦敦。1943年8月6日，他安全返回英国。李约瑟和陶育礼的中国之行促进了中英之间的学术交流，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堂、沈有鼎、洪谦等人赴英讲学。寅恪亦赴英治疗眼疾。

考虑到1943年7月时寅恪还在桂林，而陶育礼当时也的确到了桂林，很可能在桂林见到了寅恪。我想，要是能回到现场聆听他和寅恪的谈话那就最有意思不过了。可惜目前的资料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陶育礼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在英国的陶夫人，如果他在桂林也写了信，那么也许这些信能给我们一些他在桂林活动的线索。希望这些信还保存在牛津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以后或许有机会重见天日。

总之，因为陶育礼乃是修中诚的好友，所以大概他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建议分不开。修中诚彼时正担任牛津汉学高级讲师，也是牛津方面主持聘用寅恪做汉学教授的主要联络人。他中文不错，所以对寅恪的学术文章也较为了解。他汉学上的兴趣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也正因为这一背景，大概他介绍陶育礼选择三篇中文文章作为陈寅恪的代表作，这三篇文章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正好是修中诚的兴趣所在。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对寅恪学术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寅恪的主要论著以中文发表，而且这些中文论著并不容易读懂。寅恪之所以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大力推荐和介绍分不开，也是他被牛津聘为汉学教授之后水到渠成的额外荣誉。

修中诚在194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外国学者要留意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即重视六朝史的重要性⁽⁸⁵⁾。在注释中他列出了四位在他看来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其中第一位是寅恪，紧随其后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和罗根泽。他当时将寅恪的名字写成Ch'en（Tschen）Yin-ch'iao，显然他将“恪”读成“que”了⁽⁸⁶⁾。我想，以这四个人作为当时中国六朝史的代表人物肯定会引起争议，但寅恪和汤用彤改变学界对六朝史的认知贡献极大这一点似不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看来，陶育礼推举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三篇代表作时肯定得到过修中诚的指点。

最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汤因比和库克与陶育礼的关系。先说汤因比和陶育礼。汤因比在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以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知名，而实际上他算是一位游走于政、学两届的学者型政治人物。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上的讣告⁽⁸⁷⁾，他有点家学渊源，他母亲曾在剑桥学习英国史，这在那个女性受歧视的年代极为罕见。他青少年时对古典学十分钟情，熟读希腊、拉丁文文学。1907年他拿到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得到游学机会流连于南欧希腊罗马古迹。回来后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1912—1915年研究员，但1915年他放弃了牛津的工作，成为当时英国学术院院长布莱思爵士的助手，研究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随后几年他陆续发表关于土耳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因为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1918年5月他被招入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并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4月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回来之后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希腊、拜占庭语言、文学、历史讲座教授。但1924年他再次离开学术界，进入设于伦敦（Chatham House）的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间，他经过波斯湾访问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⁸⁸⁾，谈他在中国的经历，他虽然到过上海、奉天、北京、南京等地，仅提及曾走访东北大学，未提及是否与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教授有所接触。此后致力于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此书的陆续出版为他赢得许多声誉，其中包括1937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39年他出任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局长⁽⁸⁹⁾，1943年改称外交部研究局局长。这些年虽然他在学术上、政治上非常成功，但家庭生活一塌糊涂。他1913年与罗莎琳德（Rosalind Murray，1890—1967）结婚，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子，但长子（Anthony Harry Toynbee，1914—1939）1939年自杀身亡⁽⁹⁰⁾，随后1942年他与妻子分居，1946年以离婚收场。他当年九月便和多年来的助手薇罗妮卡（Veronica Boulter）再婚。新妻子全力支持他的事业，使他大感宽慰。他的行事先叙述到此告一段落，有两件事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值得注意。一是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较为关注，也到过中国；二是他第一任妻子是罗莎琳德。

图三十七　1969年的汤因比

为什么说他太太很重要呢？罗莎琳德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穆雷，这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古典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穆雷1908—1936年在牛津任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退休之前，因为他在业内的声誉和影响，牛津大学委托他推荐接班人。当时牛津校内多名希腊文学者对他退休后将腾出的讲座教授位子虎视眈眈，但他力排众议，选定他以前的学生、当时在伯明翰大学任职的陶育礼作他的接班人⁽⁹¹⁾，因为陶育礼当时以出版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普洛克鲁斯的著作而声名远播。陶育礼早在学生时代便受到穆雷的优待，曾被邀请到穆雷府上参加社交性的周六午餐会。尽管陶育礼在伯明翰大学日子过得很惬意，但他不好意思拂却恩师穆雷的推荐，很勉强地接受了牛津的位子，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1960年退休。陶育礼在牛津期间，和汤因比也有一些业务往来。1940年汤因比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的活动，特别是战后的研究计划。陶育礼答应了他的请求，着手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完成《麦克米兰战争手册》以及《德国各大学与政治的关系纪要》两篇文献⁽⁹²⁾。后来他一直和外交部研究局保持合作关系，这正是他得以1943年去中国一趟的政治基础。他在昆明期间也作了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想必基于他1940年的研究。这么说来，陶育礼受汤因比委托研究德国大学教育、陶育礼去中国、陶育礼是穆雷的弟子、穆雷是汤因比的岳父、陶育礼与汤因比联名推举寅恪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想，他找汤因比一起推举寅恪肯定考虑了汤因比和他长期合作以及汤因比是穆雷女婿这个因素。因为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汤因比和陶育礼应该勉强算师兄弟的关系了。

图三十八　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学院收藏的穆雷像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穆雷，因为他整个家族很重要，且和中国略有一点瓜葛，主要是他孙女是中国艺术史家。他出生于悉尼，父亲是新南威尔士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877年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后来拿到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受古典学教育。他曾在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教授，之后回到牛津，撰写了大量戏剧和政治作品，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成为好友。1908年他被牛津聘为讲座教授，翻译了大量希腊戏剧。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支持英格兰自由党。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和好友哲学家罗素决裂。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爵士，他在1912年也封爵，但他拒绝接受。他也和剑桥女希腊学家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等人也是好友⁽⁹³⁾。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在1933年6月以前曾短期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流亡，当时穆雷也是这个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故而也曾和爱因斯坦有过交往⁽⁹⁴⁾。之后，爱因斯坦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新泽西度过余生。

图三十九　1957年《英国学术院院刊》43卷Plate XVII，穆雷像

他们一家名人辈出。他的次子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不幸英年早逝。孙女安·帕鲁丹（Ann Paludan）是中国学专家，出版了多本建筑史著作，丈夫是丹麦驻华大使，他们夫妇曾在1972—1976年常住北京。安的儿子琼斯（Mark Jones）曾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现任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长，也受封爵士。

库克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但父亲却极为热爱音乐和科学。不过，库克从小即对人文更感兴趣，学了很多语言，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他189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获得很多奖学金，1895年毕业，但1896年未能通过大英博物馆的考试，进馆工作的希望破灭。此后他为《圣经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七年，有机会接触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著作。之后1904—1932年他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讲师，1902—1932年他也参与编辑《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季刊》，中间还参与编辑《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1910—1911），亦参与编辑《剑桥古代史》（1923—1927）⁽⁹⁵⁾，1925年被选为英国《旧约》学会会长，1931年被选为美国圣经学会荣誉会员，1932年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他是这一位置历史上第一位身份为非教士的学者，但他只做了6年便于1938年退休，同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之前在1937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时，陶育礼正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肯定参与了库克获得这一荣誉的甄选工作。库克的学术生涯以1910年为分界线，前期专注于传统闪米特语言、铭文、历史，以及旧约文献学与考古学，也包括一些对叙利亚文献和景教的研究。他后期转向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他被认为是语言学家、铭文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⁹⁶⁾，他能驾驭这样广博的学术领域可能便是他被陶育礼拉去推举陈寅恪的缘由所在了。

综上所述，在修中诚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成员1943年3—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他在桂林很可能也见到了寅恪。他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

1944年寅恪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很快他又于1947年获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寅恪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1945年秋至1946年春赴英治疗眼疾，两次动手术，仍未治好，寅恪感叹“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不得不辞去牛津教职绕道美国回国。1946年4月16日船到纽约，胡适托全汉升送信告知哥伦比亚大学医生亦无办法，故寅恪未上岸。19日赵元任夫妇、周一良、杨联陞登船探望⁽⁹⁷⁾。胡适原本要一同去，因故未能前往。5月底返回上海。8月初，家人自川赴沪，一家团聚。10月26日全家返回北平，入住清华新林院52号。这之后在1947年4月，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其地址即为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目前有关寅恪的出版物似乎尚未提及这一荣誉，值得略说一二。

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乃在他获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之后，二者之间可能还是有点联系。陶育礼从中国回来之后，1945年初他接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士嘉堡稀有语种教育协会（Scarborough Commission on the Teaching of Rare Languages）的联合邀请，赴美考察美国中文教学新模式。他首先到达纽约，之后访问了当时北美主要的远东研究中心，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多伦多、西雅图、伯克利、斯坦福、博尔德、芝加哥、安娜堡，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很可能在一些场合提到了他提名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寅恪先生。北美汉学界可能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关于英国学者对寅恪先生的第三方评价。

和寅恪同时入选的其他两位学者包括法国的雷克勒克和苏俄的塔尔勒都是历史学家，寅恪当然也应是被英国学术院视作历史学家。修中诚明确说他对六朝史有着卓著贡献⁽⁹⁸⁾。而美国东方学会选寅恪也是因为他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可见当时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他是卓越之历史学家，而非传统上欧美学界所说的东方学家⁽⁹⁹⁾。寅恪实际上在1931年后已将治学重点转移到禹域之内的中古史上，而逐渐放弃论述“殊族之文、塞外之史”。(www.xing528.com)

寅恪获选美国东方学会外国荣誉会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均可确定。根据1947年6—9月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7卷3期发表的“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年会”通讯，美国东方学会于1947年4月15、16、1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157届年会，共有115人参加，会址分散在四个地点，包括华盛顿宾馆、弗利尔美术馆、合众国博物馆、维拉德宾馆。当时会长是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亦作傅路特）。东方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时间是4月15日周二上午10点至12点半，讨论了有关会员、财政等问题 ⁽¹⁰⁰⁾，这些我们这里不去细说，只说和陈寅恪有关者。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会秘书斯蒂芬斯（Ferris J．Stephens）在工作会议上报告了三名外籍荣誉会员已经去世。这三位已逝荣誉会员都是德国学者，即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达尔曼（Gustaf Dalman，1855—1941），印度—伊朗学家盖革尔⁽¹⁰¹⁾、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¹⁰²⁾。之后秘书给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个推荐，提请学会选举新一届荣誉会员。当时的荣誉会员委员会主席为印度学家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1885—1963）。爱哲顿随即提出了一份包括十三位候选人的名单，并附上了这些候选人的专长领域，但没有提供国籍，现在我将他们当时的国籍附录于后，并补充两位入选英国学术院学者的年代：

布洛赫（Jules Bloch，1880—1953），Sanskirist，Dravidianist 法国印度学家

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i，1890—1977），Specialist in modern Indo-Aryan languages 印度语言学家

陈寅恪（Yin-k'o Ch'en，1944年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中国历史学家

德布隆纳（Albert Debrunner，1884—1958），Sanskritist and Indo-Europeanist 瑞士语言学家

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Alexéiev，1881—1951），Sinologist 苏俄汉学家

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Sinologist 荷兰汉学家⁽¹⁰³⁾

富阿德（Köprülüzade Mehmed Fuad，1890—1966），Turkish philologian and Historian 土耳其历史学家

戈愣尼希谢夫（Wladimir Golénishcheff，1856—1947），Egypto-logist 苏俄埃及学家

玛西尼翁（Louis Massignon，1883—1962），Arabist 法国阿拉伯学家

帕德森（Johannes Pedersen，1883—1977），Arabist and Hebraist 丹麦东方学家

勒努（Louis Renou，1896—1966），Indologist 法国印度学家

托尔克维斯特（Knut Tallqvist，1869—1945），Assyriologist 芬兰亚述学家

特纳（R．L．Turner，1888—1983，1942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院士），General Indic linguist 英国印度学家

结果全部提名人均获大会投票通过，当选为荣誉会员⁽¹⁰⁴⁾。这一荣誉会员是永久性的。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但以欧洲学者为主，的确反映了当时欧洲东方学繁荣的局面。苏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应该是叶理绥推举的。他四月才当选荣誉会员，六月出版的叶理绥主编的《哈佛亚洲学报》就刊出了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的《作为中国文学史家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一文，全面介绍此人的汉学成就⁽¹⁰⁵⁾。

考虑到寅恪被提名，我们应关注一下当时东方学会的整体情况。美国东方学会1842年成立，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团体之一。当时1946—1947届会长是傅路特，任教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副会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家本德尔（Harold Bender）。这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包括上面提及的傅路特、本德尔、斯蒂芬斯、哈里斯（Z．S．Harris ）、威廉·F·爱哲顿（William F．Edgerton）、叶理绥（S．Elisseeff，1947年届满）、威尔逊（J．A．Wilson，1948年届满）、布朗（W．N．Brown，1949年届满），其中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威廉·F·爱哲顿担任执行委员，此人是埃及学家，是上文提到的耶鲁印度学家爱哲顿的胞弟。当时美国东方学会提名委员会（Committee on Nominations）包括以下诸人：卡麦隆（George Glenn Cameron，主席，1947年届满）、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47年届满）、爱哲顿（Franklin Egerton，1947年届满）、尔文（William A．Irwin，1948年届满）、克拉克（Walter A．Clark，1948年届满）、汉密尔顿（Clarence H．Hamilton，1948年届满）。其中卡麦隆是伊朗和伊斯兰学家；卜弼德是汉学家，尤其注重北方民族史；爱哲顿是印度学家，1928年曾任东方学会会长，后来又长期担任东方学会司库，负责财政工作；克拉克是哈佛的印度学家，周一良的梵文老师，邀请钢和泰到哈佛任教的人；尔文是旧约学家；汉密尔顿是佛教学家。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不会陌生。哈佛系统的叶理绥和克拉克当对寅恪较为熟悉一些。比如叶理绥，当时是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和魏鲁南（James R．Ware）一起主编《哈佛亚洲学报》⁽¹⁰⁶⁾。《哈佛亚洲学报》上当时屡屡出现寅恪大名。比如1936年该刊创刊号也是伍兹教授纪念专号刊出了魏鲁南翻译的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1938年4月寅恪的《〈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也发表于此刊第三卷第一期。这两篇文章都是魏鲁南翻译的，但其实都算是纪念文章。第一篇发表于伍兹纪念专号，伍兹是寅恪、俞大维等人在哈佛念书时的老师，也是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的主要推手。第二篇发表于钢和泰纪念专号。寅恪与伍兹和钢和泰分别有一些交游，故为二人纪念专号贡献其大作，由魏鲁南英译刊出。1936年的《哈佛亚洲学报》伍兹纪念专号还发表了赵元任、汤用彤、姉崎正治⁽¹⁰⁷⁾、服部宇之吉、叶理绥、爱哲顿、瓦雷普散、钢和泰等人的文章。

图四十　1913—1915年在哈佛任访问教授的姉崎正治

不过，高罗佩随即在1938年出版的《日本学志》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书评⁽¹⁰⁸⁾，评论钢和泰纪念专号，第一篇评论的文章便是寅恪的大作，他首先说中文和英文论文体例不同，抱怨魏鲁南忽略了一些注释。同时补充了一些他自己收集的材料，他发现《顺宗实录》存在四个版本，其中两个比较零碎地保留了一点片断，即1794年的《龙威祕书》和1792年的《唐人说荟》，第三个版本是清人胡珽所藏本，但仍不完整。而陈寅恪用的版本是比较完整的《四部丛刊》重印的宋版。1936、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也附录了一些中文期刊的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其中寅恪有多篇论文列入。随后1945年、1946年周一良、杨联陞分别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其博士论文，也都提及寅恪。再比如克拉克，这是兰曼在哈佛的印度学接班人，钢和泰在哈佛的接待人，周一良的老师，应该对寅恪不会陌生。卜弼德专攻中古民族史，应该也对寅恪的学术有所了解。总之这一届美国东方学会的头面人物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寅恪并不算陌生。寅恪的专业列出中国历史与文学，可能和当时学人的普遍认识有关。甚至当年11月份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也将寅恪的主要领域列为唐代历史与文学⁽¹⁰⁹⁾。

另外，1941年时，叶理绥和魏鲁南曾组织了一个类似《牛津英文大辞典》的汉语辞典项目，从耶鲁请来了赵元任参与这个计划，该计划名义上由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领衔，但实际负责人是魏鲁南，参与者还包括俄国学者柏烈伟（Serge A．Polevoy，1886—1971）。赵元任对这个计划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主要依赖《佩文韵府》之类的二手资料，而非一手文献⁽¹¹⁰⁾。但显然叶理绥、魏鲁南等人和寅恪的好友赵元任非常熟悉。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寅恪的提名人爱哲顿值得注意，他当时在耶鲁任教，是混合梵文（Hybrid Sanskrit）研究的主要学者，著作等身，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印度学著作、译著和辞典，最有影响的著作比如《佛教混合梵文文法及辞典》，以及英译《薄伽梵歌》、《五卷书》等。他和寅恪似乎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和寅恪的好友赵元任则相当熟络。他是赵元任的东方学和语言学同行，前者1928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34年当选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赵元任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爱哲顿和上文中的哈里斯也是美国语言学会的活跃人物，他们和赵元任、魏鲁南一起都参加了1944年12月29—30日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语言学会第十九届大会，赵元任和爱哲顿均列名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选出赵元任担任新一届即1945年会长⁽¹¹¹⁾。

图四十一　爱哲顿

爱哲顿在1947年提名寅恪入选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多少对寅恪有所了解，很可能和赵元任进行过交流和讨论。即使难以判断赵元任是否在推动爱哲顿提名寅恪一事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他提供了许多有关寅恪学术成就的信息。爱哲顿大概没看过寅恪早年发表的有关梵文和佛教的中文文章，所列寅恪的专业也限于历史和文学，实际属于当时美国学者所认知的汉学范围，似不关心其早年的东方学论著。但他肯定看过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因为1936年他论佛教混合梵文的文章和寅恪的这篇文章同时登在《哈佛亚洲学报》的伍兹纪念专号⁽¹¹²⁾。实际上，早在193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即有学者介绍北京明清档案出版情况，其中列出寅恪作为当时知名历史学家，列名编辑委员会⁽¹¹³⁾。由此可见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界还算注意，也有一点了解。

而当时的会长傅路特大概也非常支持寅恪入选。傅路特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中国历史与文化通史课程闻名，其所著《中国人简史》一书初版于1943年，此后一再修订出版，影响甚大。此书引用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成果，如冯友兰、李济、林语堂、冀朝鼎、费孝通、胡适、陈翰笙等。也引用了当时许多汉学家的著作，如夏德、戴闻达、劳费尔、拉铁摩尔、翟理斯等。不过，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这部短小的通史在中古部分，竟也利用了相当多的考古新发现，斯坦因的《在中亚古道上》赫然在列。当时因为是通史课，面向美国本科生，列举的著作大多是适合本科生阅读的，像伯希和、沙畹等大家的著作似很难被列入。不过，1941年纽约中美协进会出版了傅路特所教《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讲义修订本，更可反映他的敏锐，教授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甚至物质成就、音乐、戏剧、园林、数学，居然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的内容，引用书目也相当广泛，梁思永、陈梦家、齐思和、陈荣捷、周一良、杨联陞、胡适、熊式一、钱钟书等自然不必说，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何都、高延、高本汉、戴闻达、穆尔、翟林奈、傅吾康、佐伯好郎、藤田丰八、林仰山、崔骥等欧洲、日本名家的著作也在其中。不过，这些材料中未见寅恪大名。这主要因为寅恪大部分作品以中文发表，故难以用来作为学生读物。寅恪当选后，傅路特开始注意寅恪的著作，在其著述中开始引用寅恪。比如他在1949年与瞿同祖合写《隋文帝宫廷中的胡乐》一文，引用了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¹¹⁴⁾；他在1954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74卷4期上为李约瑟《中国科技史》撰写书评时引了寅恪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此后《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多年来第4期的年会会议通讯均记载了荣誉会员的信息，比如1949年出版的69卷4期247页记录寅恪为荣誉会员，地址为中国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入选年份为1947年；同页还记录有姉崎正治，1934年入选。1951年71卷4期289页记寅恪和戴闻达同一年入选为荣誉会员，高本汉1941年入选。1959年79卷4期记董作宾1952年入选；魏礼（Arthur Waley）1955年入选；于阗文大师贝利（Harold Walter Bailey，1899—1996）1955年入选⁽¹¹⁵⁾。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1年91卷4期登载了1971年美国东方学会年会通讯，其中574页记录了两位荣誉会员去世的消息，勒努和寅恪。寅恪实际去世于1969年10月7日，故1969年12月出版的第4期会刊不可能登载其去世的消息。当时信息传递缓慢，1970年4月东方学会开会时也尚未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故此1970年的会刊也没有登他去世的消息。直到1971年年会他去世的消息才被通报给东方学会会员。

1947年美国东方学会通报了寅恪老师吕德斯去世的消息，同时将寅恪选为荣誉会员，虽然寅恪当时的专业列出历史和文学，如果寅恪在场的话，也许会有点薪火相传的感受。可惜寅恪不在现场。和他同时被选为荣誉会员的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当时则正在现场。戴闻达当时担任荷兰莱顿汉学教授，但正处于学术休假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6年寅恪无奈离开英国之后，牛津曾邀请戴闻达担任其汉学教授，但戴未接受。

戴闻达在美国东部地区逗留期间积极参与美国东方学会的年会活动。据1946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66卷4期328页记载，美国东方学会于1946年4月24—26日在纽约举行156届大会，由哥伦比亚大学作东道主，当时共有112人参加，注册与会人员包括戴闻达、费耐生（Richard N．Frye，周一良在哈佛的室友）等人。根据会议通讯，可知1946年4月24日周三上午10点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哈克尼斯学术剧院开工作会议，选出汉学家傅路特为会长。周四，即4月25日下午2点一刻大会举行第四场，而C组是远东组，在哥伦比亚大学南堂522房间举行会议，主席为傅路特。当晚7点与会者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男教授俱乐部参加晚宴，122名与会人员全部参加。晚宴之后，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的戴闻达发表演讲，题为《一位汉学家的几点想法》（Reflections of a Sinologue）。而当时杨联陞参加了26日周五上午9点半远东组的讨论，发表题为“二十四史书名的一个理论”的会议论文⁽¹¹⁶⁾，但他未出现在注册名单中，也许是来晚了，未提前注册。1947年东方学会在华盛顿举行的157届年会戴闻达也注册参加了，杨联陞缺席，在这次大会上寅恪和戴闻达均被选为荣誉会员。

图四十二　从左至右：何四维、戴闻达、芮玛丽，此为1949年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合影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1947年4月15日上午10点至12点半之间，美国东方学会在华盛顿宾馆的华盛顿厅召开大会，首先进行了工作会议，讨论学会的财政、管理等问题。大致在工作会议后半部分，即11点至12点半之间，由爱哲顿提名，在会长傅路特以及其他执行委员以及大会成员投票支持下，寅恪先生被选为荣誉会员。爱哲顿对寅恪的了解恐怕很多信息来自他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同行好友赵元任。

之后，根据1947年5月15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该会在伦敦安妮女王街（Queen Anne Street）56号举行第125届年会，选出了1946年度九位荣誉会员，其中也包括寅恪。根据1947年12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¹¹⁷⁾，这九位成员包括印度学者贝尔瓦卡尔（Shripad K．Belvalkar，1881—1967），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邦旺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¹¹⁸⁾，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F．Edgerton），奥地利学者海涅-戈尔登男爵（R．Heine-Geldern，1885—1968）⁽¹¹⁹⁾，苏俄学者卡拉奇科夫斯基（I．Y．Krachkovsky，1883—1951）⁽¹²⁰⁾，挪威印度—伊朗学家摩根斯提尔讷（G．Morgenstierne，1892—1978），法国东方学家维特（Gaston Wiet，1887—1971）⁽¹²¹⁾，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Ch'en Ying K'io），印度学者洛伊（Bimala Churn Law，1892—1969）⁽¹²²⁾。从这个会议报告来看，并不清楚具体是谁提名寅恪，但显然他获选为荣誉会员与早先他入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联。同时，也可能因为他被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而入选为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那时候皇家历史学会还不太了解东方史，其会员主要是欧美史学者。

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报告中，寅恪的名字写得很奇怪，大概是写错了；后来的会刊则写成Ch'en Ying-k'o，也成问题；应该是Ch'en Yin-k'o才准确。会刊将他的地址写成南京，单位是中研院史语所，这个地址一直就没变过，1970年出版的会刊还列着这个地址。1973年第2期会刊通报了寅恪去世的消息，该会刊登载的是1973年5月10日亚洲学会年会总结1972年度工作的消息，应该1972年学会大概便知道了寅恪去世的消息，但遗憾的是当时无人给寅恪在会刊上写一篇讣告⁽¹²³⁾。这一届荣誉会员中还包括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促成美国东方学会选举寅恪为荣誉会员的学者，两人颇有些缘分。这次会议也选出于阗文大师贝利为副会长，当时会长是蓝丽伯爵⁽¹²⁴⁾。很多知名东方学家都曾获选为该会荣誉会员，这里举出中国读者熟悉的若干学者为例，汉学家高本汉（1929）、汉学家戴密微（1948）、印度学家勒努（1948）、日本学家叶理绥（1955）、佛教学家瓦尔德施密特（1958）、藏学家李盖提（1967）、突厥—回鹘学家葛玛丽（1969）。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知寅恪1944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7年入选1946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1947年入选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