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现陈寅恪：探讨新史学与多元对话

寅恪早年留学欧美多年，中年也曾获聘牛津汉学教授之职，去世之后西方则有多种汉学论著感谢其论述的启发之功⁽⁵⁾，可说始终无法与西方学术绝缘。他留学归国之初，学术重点是德国学来的东方学，而往来最密切的欧洲学者应是钢和泰（Alexander Staël von Holstein，1877—1937）。钢和泰年纪和王国维一般大，是德国印度学家皮舍尔（Karl Richard Pischel，1849—1908）培养的博士。而皮舍尔在斯坦茨勒指导下于1870年在布雷斯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斯坦茨勒其他学生还包括舍尔曼（Lucian Scherman，1864—1946）、基尔豪恩。基尔豪恩又是吕德斯的老师。从学术辈分上说，钢和泰算是寅恪的师叔⁽⁶⁾。

图二十五　皮舍尔

《书信集》收录一封寅恪致傅斯年的信非常重要，可略窥两人之交往及寅恪对钢氏的评价⁽⁷⁾，而细读寅恪对钢氏之评价可以略窥寅恪当时的学术取向，这里将试图提供一些寅恪发表这些议论的学术史背景。收入《书信集》中的这封信没有写明年代，落款仅注为五月四日，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1935年前后。从其内容来看，该信实际上应写于1928年。寅恪在这封信中提到：

钢氏已为哈佛大学聘定，不日即启程赴美。前数月，北京燕京哈佛共分得Hall遗产后，推派代表数人往英商议办法。其时钢君适得哈佛请其担任梵文功课之聘书，燕京已支钢路费等。钢君不愿久留美，大约居住数月，即往欧洲，一年后再来中国。渠现已得安南法人东方学校（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及英人金钱之助，可以自立门户，欲自创一Sino-Indian Institute。不知来（？）电所言为何事，然彼目前必须赴美则不成问题。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学问不博，然而甚精）。彼虽暂去，仍可再来，似亦无妨也。

信中提到的安南法人东方学校即当时设立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原为1898年设立的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1900年改称法国远东学院，主要为培养法国了解东亚和东南亚的东方学人才，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人都曾在此接受汉语训练⁽⁸⁾。

图二十六　沙畹和夫人在日本留影

图二十七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为什么说这封信写于1928年呢？钢和泰最初被哈佛聘用为访问性质的讲师是在1928年，1929年以后才转成教授。钢氏去世之后，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日文名英利世夫，1889—1952）在1938年《哈佛亚洲学报》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追忆钢氏。这篇文章称哈佛在1928年聘钢氏为访问教授，1929年起为中亚语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这个说法应是当事人提供的准确信息。这一信息也同样出现在哈佛官方的档案记录之中⁽⁹⁾。这个记录很清楚，提供了钢氏的学历和受聘情况。钢氏获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硕士，哈勒大学哲学博士。在1928—1929年间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1929年才转为中亚语文学教授。钢和泰档案中所遗留的聘书亦已说明钢氏受聘的位置即是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¹⁰⁾，聘期为一年，始于1928年9月1日。

图二十八　哈佛燕京学社早期所在的博尔斯顿楼Boylston Hall旧照片，此楼1959年已整修一新

寅恪称哈佛聘书上请钢氏担任梵文功课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教职是一回事，教学内容则是另一回事。在历史记录中钢氏的位置其实是中国语言与文学，1929年才改为中亚语文学。这一中国语言文学教职的设立与该教职的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不无关系，但聘用的人则为哈佛校方开课，所以教课内容可以灵活一些。虽然和聘书无关，但寅恪所谓钢氏教梵文一说亦有所本，去哈佛教梵文一事应是钢氏亲口告诉他。因为钢和泰在给哈佛校方蔡斯教授的信中提出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并提出替代方案为“初级梵文”或“梵文或藏文《菩萨本生鬘论》摘译”等课程。大概钢氏和寅恪在讨论梵文时，钢氏顺口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告诉寅恪，故而寅恪在信中提到教梵文一事。其后校方复信，准许钢氏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

到1929年，大概钢氏熟练运用梵文、藏文和汉文研究《大宝积经》的能力给哈佛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校方给他转成中亚语文学教授。考虑到当时的学术制度，当时哈佛并无固定的中亚语文学教职，聘用钢氏完全是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因人设岗，而哈佛燕京学社着重支持远东研究，则中文是其重点支持领域。哈佛记录使用中亚语文学，而非梵文学（Sanskrit studies）或者印度学（Indology），以其已有梵文讲座制度之设立在先。有趣的是，尽管叶理绥在1917年已经取得彼得格勒帝国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但当他1932年到哈佛任教时也是受聘为讲师，教授中文和日文。1934年重返哈佛才得以获得教授位置。在这之前的1933—1934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担任导师。

除了上述叶理绥和哈佛大学记录提供的聘用证据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寅恪的信写于1928年。其一，寅恪信中提到燕京和哈佛得到霍尔基金的事发生在1928年⁽¹¹⁾。霍尔基金会与哈佛燕京的谈判开始于1925年，但这样一笔大捐助一定不会立刻成交，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到1927年终告结束。哈佛燕京学社则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寅恪信中所谓“前数月”哈佛和燕京得到霍尔基金，应该指1928年年初的事。

其二，这封信中寅恪还提到他“年来居京”获钢氏教益不少，这个年来显然指1926年他到清华任教以来大约一年多时间，即他从柏林归国后与钢氏交往的时间，他们都曾负笈德国大学学习梵文，自然容易找到很多共同语言⁽¹²⁾。如果是1935年，则不应该说年来。钢氏在1928年9月赴美，符合寅恪信中所说不日即启程赴美。其二，钢氏逝于1937年，1935年的时候没有去哈佛，因为叶理绥在纪念文中提到钢氏最后五年身体很差。钢氏1936年夏曾短暂访问日本，因健康恶化迅速返回北京。《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亦云1935年钢氏住北京，任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彼时人并不在美国。综上种种理由，可以肯定这封信完成于1928年5月4日。

寅恪说钢氏学问不博，然而甚精，主要是认为钢氏仅注重印度学和佛教学，而不像他那样不仅通晓四部典籍，亦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举凡梵、藏、汉、蒙、突厥、回鹘、西夏，诸语言文献无不涉及。钢氏早年即对印度感兴趣，曾亲至印度巡礼，与印度吠陀学者联系很多。他在德国哈勒大学学的是古典印度学，博士论文在皮舍尔指导下做古典印度学中的显学吠陀研究⁽¹³⁾。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寻找藏文和蒙文文献，和很多喇嘛接触频繁，当然他也在北京研究汉文文献。1922年他在北大讲授《古印度宗教史》，由胡适亲自担任翻译，光吠陀宗教就讲了三个月⁽¹⁴⁾。当然这是他读博士时的本行，可以想见内容相当丰富。他于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部作品融汇梵、藏、汉多种语言文献，引起了当时国际印度学界的瞩目。他当时四十余岁，可算学术盛年，被哈佛聘用正当其时。

图二十九　钢和泰

寅恪在北京与钢氏交往，也曾于1921—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追随吕德斯（Henrich Lüders，1869—1943）学习梵文，了解当时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当然也熟悉钢氏的学术出身。根据Valentina Stache-Rosen所撰写的《德国印度学家》一书所载吕氏的传记⁽¹⁵⁾，吕氏早年便主要从事吠陀及《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才转而研究中亚出土梵文写本和碑铭。一直以来，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是吠陀研究，甚至今天哈佛大学的威尔斯梵文讲座教授亦聘用非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而是出身德国的学者魏策尔（Michael Witzel），其早年专业领域也主要是吠陀研究，现在仍担任《电子吠陀研究杂志》的主编⁽¹⁶⁾。寅恪本人则对吠陀研究兴趣索然。吾国读者听到印度学，大概常常立刻想到的领域并非吠陀研究，而是梵文和佛教学，而寅恪也的确主要兴趣在梵文和佛教学，特别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美国早期古典印度学也重吠陀研究。寅恪在哈佛的梵文老师兰曼早年在耶鲁以研究《黎俱吠陀》中的梵文名词获得博士学位。兰曼、皮舍尔、钢和泰都曾游学印度，可见印度对古典印度学家的吸引力。寅恪对古典印度学尤其是吠陀研究一向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研究梵文和西域古代写本均是为了研究中国，他的中原关怀可从其佛学研究的范围和讨论的议题中窥见一斑⁽¹⁷⁾。他后来发表的文章都多少发挥了熟悉汉文文献的特长，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印古代思想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其实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亦有提示，俞氏给他读因明学著作特别是法称的作品，他兴趣索然。法称研究目前却是佛教研究中维也纳学派与京都学派的重点。从弗劳瓦勒尔（Erich Frauwallner）到施坦克勒尔（Ernst Steinkellner），再到他们的弟子，已出版许多著作。他们和日本学者也举行过多次国际法称研究讨论会。施坦克勒尔的弟子中有两位做中古中国佛教史，分别是陆扬和船山徹。船山也曾发表多篇有关法称的论文⁽¹⁸⁾。

钢氏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讲师，说明其汉文程度为哈佛重视，不仅有上面提到的直接证据，也有一些旁证。其一，1923年胡适翻译钢氏著《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¹⁹⁾，发表在《国学季刊》，曾引起中国旧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以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译本来研究中国古音的方法在中国学者中影响甚大，汪荣宝、罗常培的古音研究都受到钢氏治学方法的影响。寅恪在1933年撰成《四声三问》大概也受到钢氏启发。其二，哈佛出身的艺术史家舒斯特（Carl Schuster，1904—1969）在1929年被派往北京随钢氏学习汉文⁽²⁰⁾。虽然20年代哈佛汉学水平尚不高，但哈佛对钢氏的汉文水平相当信任。其所谓中亚语文学教职可能重点是汉藏语言学。同年被聘为哈佛访问教授的还有燕京大学的洪业，讲授中国历史⁽²¹⁾。

从当时哈佛的学术发展来看，哈佛当时有自己的梵文教授，即克拉克（Walter Clark）。他在1927年接替寅恪以前在哈佛的老师兰曼，担任梵文研究的威尔斯讲座教授。此人精通吠陀梵文（Vedic Sanskrit）、佛教梵文（Buddhist Sanskrit），也懂一些藏文和汉文。哈佛当时并不缺梵文教授，钢氏被聘到哈佛做访问，恰恰可能是因为克拉克也对梵文、藏文、汉文都感兴趣，因而对钢氏的汉文、藏文很看重。后来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写有关密宗三大士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密教》（Tantrism in China）在克拉克指导下即充分利用了梵、藏、汉文文献。这样看来，1929年钢氏担任中亚语文学教授时一定和克拉克有许多共同语言。他1928年去哈佛时曾将自己在北京喇嘛庙搜集的资料整理了一箱寄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转交哈佛的联络人蔡斯教授⁽²²⁾。钢氏在30年代出版的著作也多和藏文文献有关，这反映了他被哈佛任命之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其实，按照美国的学术制度，一般校方对受聘者在其主要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出版要求，钢和泰的治学重点应和雇主的期待有所重叠，则其研究汉藏语言比较可以符合哈佛燕京学社方面的期待。另外，钢氏还曾是中国学者于道泉的藏文老师，可知其藏文能力已有相当程度。

钢氏和寅恪是20世纪20、30年代国际东方学在华的主要代言人。钢氏尤其是推动中国国内梵、汉、藏文本对勘之学的倡导者，在这方面他也算是寅恪在中国的老师。当时寅恪虽然在中国学界呼声很高，但表现尚不多，因为他1927年才开始发表文章。1929年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²³⁾这时候的寅恪，从国内学界来看，当然可说是预流者，接了德国东方学的轨。但从国际学界来看，也可以说他当时仅是刚出道的学术新手，只是跟着德国学界走，并没有发展出其自身学术的独特之处。

到1933年，他虽然发表多篇文章，似多利用汉文文献优势，利用佛典比对其异同，而罕有鸿篇巨制，更未能写出钢和泰那样以梵、藏、汉文本全面校勘一种佛经的作品。同为吕德斯的学生，191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诺贝尔（Johannes Nobel，1887—1960）后来则花了三十年整理出版《金光明经》的梵、藏、汉对照的校勘本，1937年刊布梵文本，1944年刊布藏文本，1950年出版梵、藏、德文对照本，1958年出版该经的词汇⁽²⁴⁾。他1908年入柏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1911年博士毕业。所以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时和他是同学。他1915年起任职于柏林皇家图书馆，1920年转任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921年起在柏林大学获得讲授印度语文学的资格证书，曾讲授有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日本佛教的课程。而寅恪1921—1925年间正在柏林大学留学，两人也有不少交集。诺贝尔1927年开始正式任教柏林大学。1928年起转入马堡大学教梵、藏、汉文，直至1955年退休⁽²⁵⁾。顺便说一下，吕德斯1909年到柏林大学任教，诺贝尔很可能是他门下毕业的第一个博士。寅恪1910—1912年在柏林大学，正是诺贝尔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估计是在1910—1911年间在阅读汉文文献时获得寅恪的帮助。(www.xing528.com)

图三十　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诺贝尔

我在后文中要再讨论的寅恪佛学在文献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面向，实际上我认为寅恪早年对于史学的兴趣对他研治东方学仍有影响，他在治学上的兴趣并非是印欧比较语言学，所以其研究的目标也并非如德国学界的传统做法，参照各种语言文献，为读者提供特定佛教文献的校订本（critical edition），而是注重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换言之，在寅恪的东方学研究中，印欧比较语言学仍然是工具，佛教文化史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这大概和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而寅恪正是从印欧比较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问）入经学（佛教文献学）再入史学（佛教文化史），只不过他以现代的“小学”入现代“比较校勘学”，而进入现代史学，所以从提出问题假说，到论证问题，提出解释，更显得视野宏阔、论证严密。当时能做出很高成就的学者都是能将吾国传统之旧学和西洋传入之新学衔接起来并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王国维如此，寅恪也是如此。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寅恪恐不足称国际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难怪当时伯希和仅推重已出道多年的陈垣⁽²⁶⁾。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整个学科的发展，寅恪的中国研究水平确实是佼佼者。但从整个东方学来看，他对材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都来自德国，开创性方面和很多东方学家尚有差距，如中亚学、比较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梵文、巴利文、梵文俗语、西夏学、藏学、吐火罗学、蒙古学、粟特学、回鹘—突厥学等，他均非奠基者或领军人物。仅以佛教研究而论，他对于汉文佛典固然很熟，但以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献综合而言，则其语言背景和成就似不如在巴黎不幸英年早逝的林藜光。当然，寅恪的领域很广泛，他并非是一位完全恪守传统东方学的学人，实际上其关心的领域仍是史学，而其真正奠基性成就乃是建立现代史学意义上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之轨则，这可以从当今学术界其学术传承的谱系看得更明显。

如果以学界常常推崇的寅恪之语言能力而论，与当时国际顶尖东方学家相比，寅恪似略欠火候。学语言，看和听最容易，写作最难。即使具备英、法、德等西欧主要语言流利口语者，在东方学界恐不算杰出。寅恪因只是选课，不读学位，大约在语言训练特别是写作训练的严格程度上，不甚突出。有学者称寅恪能写典雅的拉丁文，这实在难以想象。很多欧美学者从初中即开始学拉丁文，大学入读哈佛大学古典系，也不一定能写典雅的拉丁文，更不要说寅恪出国留学之后才开始学拉丁文。20世纪初，入读哈佛大学大学部即哈佛学院必须通过学院组织的入学考试，每年六月、九月各举行一次。1918年的《哈佛大学目录》记录了当时大学部的入学要求，其中一种培养计划是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基础希腊文和拉丁文背景才能无条件入学，否则必须补充十五个课时的学习。当时考基础希腊文是测试学生是否能翻译色诺芬的作品，而高级希腊文测试是考翻译荷马史诗如《伊里亚特》的段落，考拉丁文是测试学生能否翻译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²⁷⁾。

20世纪初欧美大学已经有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之划分，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古波斯文都算古典语言。欧美现代语言则包括当时日常使用的英、法、德、俄、荷、西、意、葡等语言。以古典印欧语言训练而论，欧美学术制度上一般要求以梵文为主修的研究生入学前应有相当的希腊文、拉丁文水平作为基础。斯坦因、伯希和、兰曼、白璧德、吕德斯、钢和泰、叶理绥等人都是中学即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虽寅恪是天纵英才，但先天不足，故在语言方面恐怕难以和当时东方学界顶尖的学者相提并论。现代语言，寅恪也没有优势，西欧、北欧学者自然不必说，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学者都会说临近国家的语言，而英美学者四会法、德、意等语言也不稀见。比如斯坦因，从小就说匈牙利语和德语，十岁时在德累斯顿上学，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语和英语。后来又去维也纳、莱比锡和图宾根学习。毕业后去牛津、伦敦等地游学⁽²⁸⁾。对于斯坦因这样的欧洲学者来说，英、法、德语之间差别并不大。斯坦因从小会说德语，长大学习了英、法语，那说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中文和这些欧洲语言差别较大，完全掌握听说读写并非易事。

其实寅恪的表弟俞大维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他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²⁹⁾俞大维的话很有分寸，他说寅恪的语言能力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没有说在全世界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他也用寅恪跟他的谈话来谈寅恪在中西文化交流、佛学传播以及西域史地上的研究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劳干先生也说，“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据我所了解的，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以及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以后，就集中在本国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方面，再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说，梵文及南北朝唐代制度更是重点中的重点。若就梵文和南北朝唐代历史比较，寅恪先生似乎更侧重于南北朝唐代历史方面。寅恪先生对于梵文是下过深厚功力的，他的功力之深在全国学人之中，更无甚匹。不过，站在中国学术发展的立场，权衡轻重。他觉着由他领导南北朝唐代历史的研究，更为急需。所以他放弃了独步天下的梵文知识，来在南北朝唐代历史集中精力，就他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说，他的确能见其大。他认清了政治和文化的主流来做提纲挈领的工作。”⁽³⁰⁾劳先生的话固然来自事后追忆，诚然有其不确切之处，比如在欧洲时治学集中于欧洲诸国文字，实际应是印欧语系文字，又劳先生所谓回国之后寅恪即转向南北朝唐史，实际寅恪并非回国后即转向，而是经过了若干年在1930年代初才转向。但劳先生的评论确实有其合理的部分，比如寅恪后来确实侧重于南北朝和唐史的研究，也的确因为在寅恪看来，由他来领导中古史的研究更为急需。这也显然体现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劳先生也仅云寅恪之梵文功力在全国学人中更无甚匹，并未说在全世界学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总结和俞先生颇有相合之处。

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归纳了寅恪早年学术的两个研究重点，一是佛教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是唐以来中亚及西亚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同时余先生也指出，“无论如何，在深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堂奥之后，他自然比谁都清楚，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言，欧洲的东方学是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他本人的基础功力虽然在中国首屈一指，但若与欧洲第一流的东方学家相较，也并不特别超出。”⁽³¹⁾这个判断无疑是很精准的。寅恪中年时获得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和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等称号均因其史学贡献受到推崇，而并非东方学造诣⁽³²⁾。

我再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来提供一个语言环境对学习者语言学习影响之大的背景说明。当前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一般都是双语，因为大多数是“二战”后的外来移民，除了希伯来语之外，他们多半也说原出生国的语言。寅恪的哈佛校友，在科幻片《星球大战》中扮演艾米拉达女王的女演员娜塔丽·波特曼是从以色列来美的犹太移民，肯定会说英语和希伯来语两种语言。她本科在哈佛读心理学，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读硕士。据媒体报道，她能说六种语言，不仅会英语、希伯来语，而且会讲一点法语、德语、日语等。以哈佛的多种族多语言氛围和开课条件，加上波特曼天赋异于常人且秀外慧中，又常常周游列国出席各类文艺活动，学习这些语言不但可能，亦并非难事。而其他族裔的第一、二代移民往往也是双语，在家说本族语⁽³³⁾，在学校说英语。

美国现在大学研究院提供的中国学博士学位课程一般要求学生会中文和英文，还要求学生在参加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前必修一门东方语言和一门欧洲语言，东方语言基本以日语为首选，欧洲语言则要求能通过阅读能力考试，通常学生们会在法语和德语中选，因为法国汉学较强，尤其以法语最为流行。周一良先生在《史语所一年》中说到所长傅斯年建议他学德文，然后他为了在哈佛拿学位，突击过关，后来不用，又还给老师了⁽³⁴⁾。不过，牟复礼先生在回忆录中说当他1955年在莱顿参加青年汉学家大会时遇到了周一良，说他英文、日文甚流利，因自小便有专人进行训练，亦通法文、德文，故而当时周的主要任务是给翦伯赞当翻译⁽³⁵⁾。学语言需要环境，钢氏曾游学印度，常常向苦行僧请教，梵文因此了得；到了北京，又与很多喇嘛成为朋友，藏文也因此上去了。寅恪不和番僧往来，则其语言程度较钢氏欠火候也在情理之中。寅恪似对语言本身不如对文献兴趣那么大，特别偏重语文学，注意从文献分析历史和文化，而对鲜活的语言本身并不太关心。这可能是因为他受德国传统语文学训练之故。

伯希和的学生很多都是多语言学者，出身东欧而执教美国的学者早期有叶理绥（Sergei Grigorievich Elisséeff，1889—1975），后来有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叶氏出身于圣彼得堡一家极其富裕的商人家庭，祖父以进口葡萄酒起家。他从小就受外语的熏陶。他的父母在餐桌上说法语，以防止仆人了解和传播关于他们家的谣言。他六岁开始便跟随母亲的私人秘书学习德语，这位秘书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女士。七岁家里就请了私人教师教他语言。他上小学后继续学习德文，十岁进入凯瑟琳大帝创办的拉林斯基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十一岁和父母去巴黎郊区度暑假，因参观万国博览会，始对东洋学感兴趣。同年又和私人老师学习英语。所以他后来能够流利使用八种语言。他虽仅比寅恪大一岁，但其语言超强表达能力，似远胜寅恪。他母语是俄语，因在法国留学，追随伯希和，在讨论和写文章方面受到伯希和的正规训练，法语口语和写作均不成问题。据赖世和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的纪念文章，叶氏本来想以中文为主修，但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奥登堡（Serge Oldenburg，1863—1934）认为当时俄国汉学家还颇有几位，不如去学日文。叶理绥便主要攻日文。

1907年，十八岁的叶氏进入柏林大学学习，主要导师是萨豪（Eduard Sachau，1845—1930），他也跟普劳特（Hermann Plaut）和市川代治学习日文，跟顾路柏（1855—1908）学习中文，顾死后则由福兰阁教他中文，并学习《孟子》。兰格（Rudolf Lange）则教他德川时期的日本史。他在柏林大学也见过一些东方学家，如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缪勒等人。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也已经和许多旅德日本学者有交往，包括语文学家新村出（1876—1967）、哲学家桑木严翼（1874—1946）、数学家桑木彧雄（1878—1945）、历史学家原胜郎（1871—1921）。而这位桑木不是旁人，正是对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影响很大的日本新康德主义者。

1908年8月，叶氏短暂回到圣彼得堡之后便启程赴东京留学，带着新村出给东京帝大日本语教授上田万年（1867—1937）的信，以及奥登堡给其他几位日本学者的介绍信，其中包括给高楠顺次郎的信。他在东京帝大先跟俄语教授八杉贞利（1876—1966）上课。但八杉建议他先去上预科，介绍他去找文科学长坪井九马三（1858—1936）。坪井曾在德国留学，能以德文和叶氏交谈，认为叶氏当时的日文和汉文文言文水平尚不足以和其他日本学生一起上课。不过上田很支持他，介绍他认识芳贺矢一（1867—1927）、藤冈作太郎、保科孝一等人。在上田、八杉等人做保证人的情况下，高楠等人也出面，叶氏得以入学东京帝大。他跟上田、藤冈胜二等人上课，还上过科贝尔（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的西方哲学史。另外在课外他也受到栗原武一郎的指点，同时跟一位老先生学日本古汉文。1912年他成为最早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并取得正式学位的西洋学生，甚至在毕业典礼上获明治天皇亲自接见⁽³⁶⁾。之后，他又进入东大研究院，跟泷精一、三上参次等人学习。

另外，他在东京交往的其他名人也颇多，其中主要包括夏目漱石（1867—1916）、芦田均、犬养毅。叶氏同学小宫丰隆（1884—1966）乃是夏目门人，遂介绍叶氏与夏目认识，夏目邀请叶氏参加每周四在他家举行的定期聚会，即所谓“木曜会”⁽³⁷⁾。叶氏日文之好，在写作上亦得到日本学者的肯定，上研究生时他定期为《朝日新闻》的《文艺栏》撰写评论俄国小说的文章。他虽在柏林已经开始学汉语，开始研读《孟子》，但在日本受到更多日本传统汉学家的熏陶，阅读汉语古文的水平也不错⁽³⁸⁾。

图三十一　夏目漱石

1914年夏他离开日本返回圣彼得堡，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1915年3月，叶氏在圣彼得堡考古学会东方部作了《论新井白石作为传统日本史家》的报告。这一年在圣彼得堡他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出席的人包括伊凡诺夫（Alexis Ivanov）、柳比莫夫（L．E．Lyubimov）、巴托尔德等人。伊凡诺夫主要问他《今昔物语》、《史记》、《汉书》、《论语》、《孟子》，柳比莫夫主要考他德川立法问题、萨哈林岛、库叶岛问题，巴托尔德则考他中国史。他顺利通过考试。之后留校教日文。1917年他转为助理教授。但随着俄国发生革命，他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遂于1920年逃至芬兰，停留了一个月又逃到斯德哥尔摩。

1921年1月他到达巴黎，以打学术零工为生，主要在吉美美术馆担任助理，以及在日本驻法使馆做翻译，同时也上着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开设的课程。1922年他开始在索邦、东方语言学院等院校教日语和日本文学。1930年他正式成为索邦的高等研究学院导师。后来哈佛大学欲开展东方学研究，邀请伯希和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伯氏不愿赴美，推荐这位弟子，看来对他颇器重。哈佛愿意一试，遂邀请叶氏在1932—1933年先担任哈佛客座讲师，以观察其表现。至1934年叶氏才正式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及哈佛东亚系正教授⁽³⁹⁾，这一地位是和其学术背景、学术表现与成就分不开的。周一良先生曾在哈佛上叶氏的讨论课，学习日本文学，因此在回忆录中盛赞叶氏日、法、英、德语均十分流利，日本语言、文学、艺术知识也很丰富⁽⁴⁰⁾。1936—1937年他来华考察教育，走访了六所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大学，如燕京大学、华中大学、齐鲁大学等。

寅恪、钢氏、叶氏均有在德国、美国、日本或求学或研究的经历。钢氏和叶氏都曾当过外交官。钢氏服务于俄国出使印度的外交使团，这一任命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印度走访了不少佛教古迹圣地，因为疑惑才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感兴趣，更进而想到中国游学。一系列机缘使他在异国他乡的北京成就了他一生不朽的学术事业，并因在中国的成就而从北大被聘到哈佛，其学术轨迹横跨三个大陆，堪称20世纪初的奇迹。

叶氏曾留学柏林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得到过诸如奥登堡、巴托尔德、福兰阁、高楠顺次郎、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指点，学术经历之复杂，视野之宽阔，对当时东西方学术的把握，甚至在寅恪和钢氏之上。只是后来因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行政事务，最后留下的学术著述并不丰富。他1921—1929年长期在巴黎的日本使馆作为翻译官服务于日本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以外交服务补贴其在法国求学和研究的费用，也利用机会磨炼了法文和日文。最终得到伯希和赏识，这才有后来在哈佛开创汉学和日本学的成绩。其实叶氏的老师伯希和也是外交人员出身，在学习东方语言过程中获得沙畹、烈维的赏识，加以指点，才进入学术殿堂。伯希和曾服务于河内法国远东学院，这个机构当时隶属法国外交部。1900年伯希和被远东学院派到北京购买古书，此为伯希和后来到西域探险收获大量古物之张本。其他欧洲一些同时代的汉学家比如德国的福兰阁、荷兰的戴闻达也均曾做过外交官，分别在德、荷驻北京使团工作，后来才转向专业的汉学研究（所谓the“professional”Sinology）。

寅恪虽出身政治家庭，却从未做过外交官，只是1915—1916年间曾短期担任北京政府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又在谭延闿任湖南省长及督军时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蔡、谭两位均是寅恪父亲三立先生的朋友，大约是这两位朋友给寅恪安排了清闲职位以谋生。可是寅恪当小公务员的短暂经历对他学术发展和训练似乎没有像钢氏和叶氏那么有影响，终其一生，他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