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现代唐史研究：在西方的发现

说到德国学术对寅恪的影响，一般读者或许会立刻想到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的经历，其实我很想了解寅恪先生在德国的学术经历是否对他后来转向中古史特别是唐史研究有潜在的影响。因而这一节将主要探讨寅恪在柏林大学念书时其同窗白乐日学习和研究的状况，以及后来他回国后与日本唐史学者的接触，探讨寅恪在当时西洋和东洋汉学大氛围下所受的学术影响。换言之，我非常想提供寅恪在中国建立现代唐史研究轨范之前世界唐史研究的一个背景说明，并从中找出一些现代唐史研究发展的线索。

我想寅恪先生大概和他的柏林大学同学白乐日（Balázs István，1905—1963，后来常用Étienne Balázs）在学术上相互砥砺。从寅恪论著发表的时间表来看，他1931年发表一篇唐史论文《李唐氏族之推测》，1933年发表两篇唐史论文，包括《连昌宫词质疑》和《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到1935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唐史的重要文章，涉及民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政治（《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经济（《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宗教（《武曌与佛教》）、文学（《韩愈与唐代小说》）等诸多议题。考虑到当时寅恪先生的考证文字篇幅都较短，而一篇论文发表周期也不长，应该可以推测他将治学重点转向唐史不会早于1931年。从寅恪发表这些文字涉及的议题来看，他很注意政治与经济、宗教之关系，而当时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学弟白乐日已在其博士论文中将政治、经济和宗教伦理结合在一起考察唐代经济史。除了议题之外，以方法和材料而言，白乐日的研究路径正是以韦伯之政治经济学和宗教社会学为理论依托来研究唐代经济史，而他使用的材料，除了制度史、正史史料之外，也利用了少量诗文和敦煌文书。这些史料之运用也是寅恪治唐史之特色所在。

寅恪先生早年因关注中亚史地，在其未大量发表唐史论文之前，早已注意敦煌文书中的唐史史料，并陆续阅读了大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兹举一例为证，《陈垣来往书信集》载一封寅恪致陈垣书信，托陈垣在其所编《全唐文》、《全唐诗》索引中查三个大中时代的人名：王端章、陈元弘、左承珍⁽²⁵⁾。这封信落款为四月五日，故编者编在1930—1932年之间，或推测其写于1931年4月5日。从内容看似乎寅恪注意力转向唐史，但稍微仔细看一下这几个人名，可知其实际上出自敦煌出土的《张议潮变文》（见敦煌文书P．2692）：“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奕使佐承珍相见。”此处佐承珍应是寅恪托陈垣所查左承珍。故而可知寅恪彼时关注点仍在敦煌、中亚史事也，非转向唐史⁽²⁶⁾。不过，这一段时间他在研习敦煌文书过程中，一定积累了相当多的唐史史料，为后来钻研唐代制度史打下坚实基础。另外一例是他当时也关注寺本婉雅的《唐蕃会盟碑》译文研究。同时他也借阅《广雅丛书》所收《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南北史表》，以及《九通》、《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并订购罗振玉著《魏书宗室传注》。他借书的范围也包括许多唐代史料及其相关辩证研究，如《大唐新语》、《唐国史补》、《开天传信记》、《明皇杂录》、《大唐传载》、《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注辩证》等书。1930年他也开始订购《全唐文》，似乎是为将治学重点转向唐代做准备⁽²⁷⁾。前文说过，1931年起他退出了德国东方学会⁽²⁸⁾，这应该也是他自此全面转向中古史的一个信号。

但他转向唐史其实有一个过程，先从研究中亚、西域、边疆转向研究胡汉关系、边疆胡族与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再转向中原地区历史研究。比如他30年代在清华开了一门课“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从他留下的备课笔记看，主要关注民族和文化，其中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五胡乱华”、“六镇之乱”、“安史之乱”等主题，而文化主要讲道教和佛教，道教尤其注重道教与佛教论争中的夷夏问题⁽²⁹⁾。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关注边疆、域外民族文化对中原历史发展的影响。

寅恪20世纪30年代不仅是因为不甘逐队随人继续做东方学，其转向中古史研究或许也来自白乐日1931—1932年所出版博士论文《唐代经济史研究》⁽³⁰⁾的刺激。白乐日的论文虽然是论述唐代财政史，但因为他熟悉韦伯的著作，其论著涉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举凡当时的政治制度发展、权力分配、府兵制度⁽³¹⁾、寺院经济、胡族移民，均有涉及。他的著作不仅特别强调了传统史籍中的志书如《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的重要性⁽³²⁾，还引用了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的敦煌经济社会文书研究，堪称是现代唐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正如李雪涛先生所言，白乐日将其研究所用原始资料分为“同时代的原典”如《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志》等，以及“之后的原典”如《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两类，显然受到德国史学对史料认识的影响，很有意思⁽³³⁾。

白乐日1905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23年入柏林大学，以福兰阁为师，1925—1926年留学巴黎，由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指导，1926年返回柏林继续学业，1932年2月15日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短期任教布拉格大学，后因纳粹占领捷克，迫不得已于1935年移民法国。但作为一位在德国拿到学位的匈牙利移民，他在法国并不顺利，一直未能获得稳定的学术位置。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他和妻子躲到法国南部乡下，以种地和养鹅为生。1945—1948年他在当地天主教学校教英文和德文。1948年才回巴黎。他一开始参与了《1400年前的中国制度史》的研究项目，陆续写了一系列研究东汉至六朝思想与制度变化的论著，特别讨论了玄学、清谈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竹林七贤做了详尽的讨论⁽³⁴⁾。1949年他在《通报》卷三十三发表了《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一文，此文虽然主要参考西洋学者的成果，但居然也引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容肇祖的《东汉几个政治家的思想》（1927年刊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等中文论著，白乐日主要探讨了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的思想。

1949年白乐日进入国立科研中心，开始研究中古经济社会史。1953—1954年他刊布了《隋书·食货志》的法文译注，此书获得儒莲汉学奖。1954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高等实验学院第六部开展中国研究项目请白乐日加盟。白乐日次年正式加入布罗代尔的研究团队。布罗代尔请白乐日草拟了宋史研究计划，试图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但未获成功，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认为这一计划并不研究当前中国问题。不过白乐日得以和布罗代尔合作，留在高等实验学院开展学术研究⁽³⁵⁾。1958年，第六部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白乐日、谢诺（Jean Chesneaux，1922—2007）、谢和耐、小英利世夫（Vadim Eliseeff，1918—2002，即叶理绥之子，后任吉美博物馆馆长）进入这一研究中心工作。在布罗代尔努力下，白乐日的研究计划获意大利图齐基金会赞助。白乐日在高等实验学院的授课吸引了不少国际学者参与，比如剑桥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2013）、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慕尼黑的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都前来学习。

这里简单提示一下白乐日在欧洲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他实际上深受韦伯、布罗代尔等人的影响。早年他受福兰阁提示，主要用韦伯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后来他又加入布罗代尔的全球比较研究计划，实际上他的研究是布罗代尔全球比较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项目。韦伯曾试图通过研究中国和印度的诸宗教来探讨它们与新教的差异。而布罗代尔实际上也很关注中国和印度，不过，他是从物质文化、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待“东方”（中国和印度）和“西方”（欧洲）在中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差异。所以他特意请了白乐日来主持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同时请了一位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桑纳（Daniel Thorner，1915—1974）来主持印度经济史的研究。桑纳主要研究印度农民史，但因受麦卡锡运动影响，与妻子出走到印度，在印度待了十年，先出版了《印度的农村前景》（1956）一书，离开印度之后又出版了《印度的农业合作社》（1964）和《印度的土地与劳作》（1965）⁽³⁶⁾。这三本著作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1962年布罗代尔请他到高等实验学院参加自己的团队，负责印度史研究⁽³⁷⁾。布罗代尔继续了韦伯提出的资本主义兴起史的研究。他试图进行世界各国的近代经济社会史比较研究，以建立一个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特别注重从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来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

英国当代学者古迪（Jack Goody）批评布罗代尔仍然是一位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即试图证明欧洲资本主义的优越，在这一点上与韦伯一脉相承。他也批评韦伯对文化事件的所谓客观性分析，认为韦伯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传递意义和重要性的一部分并不合理，而应回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传统定义，即文化涵盖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既包括物质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然后他又批评布罗代尔在转向研究资本主义时实际上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者关于东西方历史差异的预设，比如关于欧洲城市的独特性；不过布罗代尔不同意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创造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³⁸⁾。

白乐日晚年常常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比如1960年在牛津和剑桥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演讲。尔后1961年傅吾康邀请他到汉堡任访问教授，这使得他有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访问德国。1962年他到美国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也借机访问了耶鲁和哈佛，与芮沃寿、费正清见面，两位美国学者建议将其著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便是后来由芮沃寿作序的《中国文明与官僚主义》（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一书。1963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了系列演讲，讨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可惜当年11月份，他终于因心脏病去世。

也许因为白乐日的论著大多以德文、法文发表，加上他的作品偏重论述，而非考证，在法国汉学中属于另类，不属于伯希和学术传统的谱系之中，至少就中国学界而言，似乎注意他的人不多。伯希和在中国声名远播，也是因为他的考据路数与中国传统学术颇有相合之处。有趣的是，作为寅恪密友的吴宓却对伯希和有一番不同的评价，他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游学时曾与伯希和见面，但对伯氏印象不佳。他说“其人乃一精明强干之人，又系一考据学者，宓不喜之。”又说“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³⁹⁾虽然寅恪先生当时的研究也重考据，但既然吴宓这么说，以他对寅恪的欣赏，似乎不能完全将寅恪的学术取向与伯希和视为相同，寅恪考据之外仍有其关注天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碰撞这一更大的语境，不纯然属技术性考据工作。实际上，白乐日对传统汉学之琐碎颇多批评，可以说在白乐日看来，伯希和代表的是类似汉儒之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式汉学，而他自己的汉学更像宋代儒学，关注大问题、大趋势⁽⁴⁰⁾。从这种偏好宏观视野来看，他深受韦伯和老师福兰阁的学术思想影响，类似于内藤湖南对于玉井是博的影响，有关这一点后文将进行更多讨论。不过，后来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对美国汉学界的反伯希和趋势有一些反思，认为这一趋势使得美国汉学界丧失了从伯希和著述获益的机会。在他看来，伯希和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娴熟使用各种东方语言，这是法国汉学奠基人雷慕萨留下的传统；二是批判地辨别史料⁽⁴¹⁾。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于2002年5月组织了白乐日学术研讨会，重新检视白乐日的学术成就⁽⁴²⁾。

白乐日主要是福兰阁培养的学生，福兰阁尤其在介绍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方面对白乐日影响很大。这里对福兰阁的学术生涯略作介绍。福兰阁早年在弗莱堡学习历史和比较语言学，1884年转到哥廷根大学研究院随基尔豪恩（Franz Kielhorn，1840—1908）学习梵文，1886年毕业，博士论文写吠陀《式叉论》。之后他去了基尔大学短期学习梵文俗语。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吕德斯也去哥廷根追随基尔豪恩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4年获得博士学位。1895—1898年留学牛津大学，求学于缪勒（Max Müller，1823—1900）门下。吕德斯实际上是福兰阁的师弟。基尔豪恩（Franz Kielhorn）是印度学家斯坦茨勒的学生，获得布雷斯劳大学博士后1862—1865年在牛津参加莫尼尔-威廉姆斯（Monier Monier-Williams）的项目，1866—1881年在印度浦那的德干学院任教，1881年以后任教哥廷根。这样看来，实际上吕德斯是福兰阁在哥廷根的师弟，而福兰阁算是寅恪的师伯。

福兰阁在哥廷根念印度学时也学习了法律和中文。是以1887年转入柏林大学开始学习古代语。1888—1901年他在德国驻大清公使馆任翻译，其间广泛游历了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并在北京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也和李鸿章等高级官员有所接触，可以说对晚清的政治、社会现状有亲身体验和实际认识。1902—1907年在德国任记者，专门写有关亚洲的消息报道，并同时任大清驻德国公使馆顾问。1910年他担任汉堡大学首任汉学教授。1923年他转到柏林大学任汉学教授，1931年退休，前前后后指导了很多学生，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1931年父亲退休之后才进柏林大学）⁽⁴³⁾、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8）、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白乐日⁽⁴⁴⁾。他认为白乐日关于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最为杰出，而白乐日是他最杰出的学生⁽⁴⁵⁾。(www.xing528.com)

图二十　法兰西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出版的纪念白乐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考虑到寅恪1921—1925年在柏林大学留学，可推知白乐日和寅恪1923—1925在柏林大学这段时间显然可以算是同学，当时梵文和汉学都列为东方学。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寅恪曾出席福兰阁的课堂。听过福兰阁讲课的其他中国学生则颇有几位，比如俞大维、姚从吾（1894—1970）、蒋复璁（1898—1992）等人。其中蒋复璁1930—1932年留学柏林，和寅恪没有交集。姚从吾（士鳌）1922—1929年留学柏林大学学习汉学，侧重辽金元史。他和寅恪有几乎三年时间（1922—1925）在柏林大学有交集。他毕业后于1929年任波恩大学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讲师，1934年回国⁽⁴⁶⁾。另外，韦卓民也曾受到福兰阁的点拨。他1929年3月完成博士论文《孔门伦理》时，人在柏林，请教过福兰阁有关景教的问题。他回忆说：“那时，我到德国请教柏林大学Franke教授（我过去的老师），他找到一篇尚未发表的内部传阅的论文，文中提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能于公元7世纪时通过大秦景教从叙利亚传入中国，但缺乏具体材料证实。”⁽⁴⁷⁾韦卓民拜访福兰阁时，白乐日、卫德明、艾伯华等人正在柏林大学跟福兰阁念书。1932年6月2日胡适（1891—1962）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通讯院士，实际上是因为柏林大学福兰阁教授的提名⁽⁴⁸⁾。

图二十一　福兰阁

福兰阁从印欧比较语言学转向汉学，其实他的弟子西门华德（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1893—1981）也是如此。西门华德是寅恪两度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同学，其学思历程和寅恪有约略相似之处，且寅恪在致友人书信之中对其治学特色有一些评价，值得一提。西门1911—1914年在柏林大学学习罗曼语和古典语文学，1920年发表博士论文，讨论萨洛尼卡的犹太—西班牙方言（Judaeo-Spanish dialect）的特点。1921年作为图书馆员服务于基尔大学。1922年回到柏林大学担任图书馆员，同时在福兰阁指导下学习汉学，也同时教书。1932—1933年他曾作为交换馆员到北京图书馆访问。因纳粹上台，1934年西门的教师证书被撤回，1935年他的图书馆员职务也被终止。他被迫于1936年逃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1936—1960），1960年退休⁽⁴⁹⁾，1961年获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CBE）。退休之后，又到多伦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做访问教授⁽⁵⁰⁾。1964—1975年间西门还担任《泰东》（Asia Major）杂志主编⁽⁵¹⁾，1967—1970年担任英国语文学会会长，1976—1981年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副会长。

寅恪去哈佛之前，1910—1912年曾留学柏林大学，后来1921—1925年再度留学柏林大学，实际上都和西门华德有交集。第一次留学柏林大学期间他是否和西门曾有接触不得而知，但第二次在柏林大学期间肯定见过西门，因为当时西门在柏林大学图书馆负责汉文藏书。他在1934年3月6日给沈兼士的信中议论了西门的学问，这个议论正是在西门访华之后。他说，“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学问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⁵²⁾作为一位饱读四部书的中国学者，寅恪固然对西门的汉学造诣不以为然，但他仍佩服西门的印欧比较语言学训练。这里所说的西门的研究大概指西门1930年出版的《藏汉语比较词汇集》⁽⁵³⁾，此书出版后高本汉发表长篇书评对其进行了批评⁽⁵⁴⁾。

白乐日起初的兴趣是中国思想和哲学，特别是六朝时期的道教和佛教，研究过范缜的《神灭论》，这一点业已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指出⁽⁵⁵⁾。仅以专业兴趣而言，当时如果他没有和一同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寅恪同学交流那是很奇怪的事。但很快福兰阁指点他注意韦伯的著作，特别是《宗教社会学》⁽⁵⁶⁾，对世界宗教之经济伦理予以特别关注。他也读了韦伯的《中国之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接受了韦伯所谓中国未能像西方一样崛起等问题，他认为士大夫的专制权力影响了私人企业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城市也缺乏自治。当然，福兰阁也译注过《耕织图》，也算德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先驱。这也影响到白乐日对学术方向的选择。总之，在理论和方法上，他和福兰阁一样，深受韦伯影响，对宗教与经济、政治、官僚制兴趣颇为浓厚。他后来移民法国之后，又与布罗代尔关系密切。他认为宋代承前启后，堪称中国近代之开端。法国后来研究宋史的学者很多均受其影响，法国学界出版的宋史研究丛书也以纪念他为名（Études Song in memoriam Étienne Balazs）⁽⁵⁷⁾。

白乐日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西方现代唐宋史研究乃至中古史的奠基人，他不但影响了后来西文学界最重要的唐史学者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1925—2006），也曾指导到欧洲留学的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ur F．Wright，1913—1976）。杜希德在1965年给白乐日所著《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管理现实》一书的序中说他是欧洲中国现代研究之父⁽⁵⁸⁾。杜希德虽然是哈隆（Gustav Haloun）的学生⁽⁵⁹⁾，但20世纪50、60年代一直注重唐代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受白乐日影响，其博士论文是《〈旧唐书·食货志〉译注》⁽⁶⁰⁾，显然是接续白乐日译注《隋书·食货志》的传统。杜希德早年研究的主题都是推进早年白乐日《唐代经济史》一书涉及过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论著包括《伦敦大学亚非学报》、《泰东》、《东方经济社会史学刊》等杂志上的一系列论文以及《唐代的财政管理》一书⁽⁶¹⁾，这些论著大多写于20世纪50、60年代。杜希德与芮沃寿两人合作编辑了英文学界早期最重要的唐史论文集《唐代面面观》⁽⁶²⁾。而芮沃寿和妻子芮玛丽（H．M．Wright）翻译出版了白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⁶³⁾，向英文学界介绍白乐日的成就。他本人也出版了专著《隋代》（The Sui Dynasty）一书。这些著作的诞生均可以看作是白乐日学术影响造成的结果。总之白乐日对欧美唐宋史研究影响极其深远，类似于寅恪对中国唐宋史研究的影响。

很遗憾的是，目前白乐日留下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任何他和寅恪交往的直接证据。白乐日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31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寅恪，所以我们不清楚是否他在写作论文过程中得到过寅恪的帮助。白乐日进入柏林大学时年仅18岁，28岁即获得博士学位。寅恪比他大十五岁，要说寅恪在学术上受他影响，恐怕令人难以置信。但白乐日强于方法，特别是韦伯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寅恪熟谙中古史史料，他们都注意到有关唐史研究中史志材料的重要，因此两人互通有无一起讨论并非不可能。从后来寅恪反对中研院给予福兰阁通讯研究员荣誉一事来看，他对福兰阁的学问肯定是不佩服的。1936年11月13日他在致傅斯年的回信中说，“Otto Franke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⁶⁴⁾他首先说是趋向，然后才说标准，这说明寅恪对福兰阁的看法和寅恪本人的学术取向重视语文学和史料学有关，在寅恪看来，福兰阁虽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汉学的开拓者，其学问并不精。实际上，高本汉即批评福兰阁翻译的《左传》犯了一些简单、基本的错误。但福兰阁写过《中国通史》，大格局颇有一些可取之处。福兰阁出版了五卷本《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930，1936，1937，1948，1952）。他虽然在1943年已完成第四、五卷，1944年写了第四卷的前言，但1946年去世了，未能看到第四、五卷的出版。这部大书是按照典型德国传统政治史写的中国通史，全书写至元代为止，不过全书将中华帝国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与当时欧洲人传统上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看法不同⁽⁶⁵⁾。白乐日对自己的老师福兰阁较为尊重，其论文中多处征引福兰阁的论述。俞大维先生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现在有鉴于福兰阁的学术事业，我相信俞先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寅恪先生的想法的，而寅恪先生这个志愿很可能是受到福兰阁这部五卷本《中华帝国史》的激发而产生的。从他反对中研院选聘福兰阁为通讯研究员来看，他不是很看得上这位也从梵文转向中国史的师伯的学问，当然在学术上他也不甘落在福兰阁之后。不过，他中年以后因为视力不济，恐怕也就放弃了写一部通史的雄心。

寅恪虽然在40年代出版了奠基性的隋唐政治史研究两稿，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但白乐日和他老师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2—1945）所著《古代中古之历史与制度》一书隋唐部分并未征引⁽⁶⁶⁾。此书六朝以前部分马伯乐在1945年去世前已完成，白乐日1947年开始接着写中古以及晚期部分，此书实际完成于1955年。此书征引著作大多为西文，包括沙畹、伯希和、福兰阁、夏德、戴何都、艾伯华、魏特夫等欧洲汉学家的著作，以及日本学者的英文作品，如加藤繁、高楠顺次郎、塚本善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也引用了当时汉学新秀周一良、杨联陞、陈观胜、蒲立本、薛爱华、芮沃寿、杜希德等人的英文著作，几乎很少提及中、日文二手资料，只偶尔提到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日野开三郎的藩镇研究。尽管马伯乐、白乐日写作此书时，寅恪之史学成就已让其获得一些英美学界荣誉⁽⁶⁷⁾，但寅恪的著作并不容易读懂，也许是当时流传不广的原因。后来法国汉学家们又合作出版了一套通俗中国史读物《中国之诸面相》，其中第一卷通史部分，白乐日编写了若干小节，其中《周代之社会》一节主要引用了马伯乐和葛兰言，略显其社会史品位；《秦始皇帝之革命》一节主要引用了梁启超和卜德（Derk Bodde，1909—2003）；《中国之中世》一节引了马伯乐以及侯思孟（Donald Holzman）；《唐代》一节主要引了戴何都的《〈新唐书〉选举志译注》⁽⁶⁸⁾、《〈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以及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译注⁽⁶⁹⁾、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之背景》；《宋代》一节主要引了伯希和、柯睿格等人⁽⁷⁰⁾。

当时极少的汉学家，甚至包括所谓世界汉学中心巴黎的汉学家，会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著作，而熟悉中国学者著作的西方学者，不过伯希和、艾伯华等数人而已。这一局面到现在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第一流的西方学者才会注意中国当代学者用中文出版的学术贡献⁽⁷¹⁾。一方面可能是一些汉学家眼界有问题，有时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有时是学术取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些汉学家有能力上的限制，毕竟处理大量一手材料之外，再处理大量二手材料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白乐日在其论著中引了王国维、梁启超、胡适⁽⁷²⁾、汤用彤、容肇祖的著作，其中也包括《观堂集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名著，而且他也很熟悉经常出现寅恪大名的《哈佛亚洲学报》等英文刊物，按说不可能不知道寅恪，但是他的论著中并未提及寅恪及其学术，着实是一个令人十分费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