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德国东方学会：在西方的发现

20世纪初德文学术出版物中保存了若干提及寅恪的线索，颇值得留意，通过仔细考察这些线索，可略知当时德国东方学界一些学者之动向以及寅恪与德国学术界之联系。

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寅恪离开哈佛到柏林不久即找到组织，加入了德国东方学会，他至少从1921年9月起即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员，这一联系一直维持到他赴清华国学研究院上任。1922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DMG）在其会员名单中列上了寅恪的大名，会员号为1888。当时他还是研究生，地址是柏林选侯大街中国使馆⁽⁵⁾。1921年1月7日和9月30日东方学会在莱比锡开了两次会，寅恪在柏林大学的老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是德国东方学会副会长⁽⁶⁾。大概因为老师是“领导”的缘故，他在1921年9月加入了东方学会⁽⁷⁾，算是1921—1922年度会员。当时的会长是外交部长罗森（Friedrich Rosen，1856—1935），东方学会会员号为1735。他虽然是外交部长，也是位学者，父亲是伊斯兰学家，后投身外交事业，长期在中东出使，母亲则来自英国犹太学者家庭。罗森在莱比锡出生，在耶路撒冷长大，从小便学习了德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后来在柏林、莱比锡、哥廷根、巴黎等地学习东方诸语言。1887年起在柏林大学教波斯语和乌尔都语。1890年因和柏林大学领导发生冲突，遂放弃教职进入外交界，长期出使中东地区。1921年5月至10月担任外交部长。所以《东方学会会刊》注明了他的身份（Staatsminister）。1935年他病逝于北京。

图十五　寅恪的老师吕德斯

按照现代学会的惯例，会员加入学会需按年度缴纳会费，而加入学会之后将定期收到学会会刊、通讯以及召开年会的信息。所以只要参加这种学会成为会员，便可以及时了解学术界同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进展。与寅恪同一年出现在东方学会会员名单中的其他几位值得注意的学者还包括哥廷根大学教授吐火罗语学者西格（Prof．Dr．Emil Sieg，1866—1951）⁽⁸⁾、莱比锡大学的学生哈隆（Herr Gustav Haloun，1898—1951）⁽⁹⁾、林语堂⁽¹⁰⁾、卫礼贤⁽¹¹⁾。而上一年的学会会员名册中则有西格林、勒柯克、缪勒⁽¹²⁾。

在1923年出版的会刊中，寅恪地址变为克讷塞贝克街22号⁽¹³⁾。这个地址业已为张国刚先生揭示，在搬入这个地址之前，寅恪住在康德大街30号⁽¹⁴⁾。康德大街30号这个地址自1905年起住着一家犹太人，即乌瑞一家（男主人埃米尔·乌瑞，Emil Ury，1835—1920；女主人弗兰琪丝卡·乌瑞，Franziska Ury，1847—1940），两人育有两子两女，长女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埃尔泽（Else Ury，1877—1943）。他们一家1905—1933年居住在此（1933年搬至Kaiserdamm 24），不过，因为1920年埃米尔去世，所以当寅恪1921—1922年住在此处时没有见过埃米尔，但对弗兰琪丝卡和埃尔泽应该并不陌生。1943年1月埃尔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党卫军毒杀⁽¹⁵⁾。现在这里有一块铭牌注明是埃尔泽旧居。这家人应该便是寅恪1921—1922学年的房东了。

图十六　左：1896年的Else Ury；右：中年Else Ury

其实，克讷塞贝克街22号距离康德大街30号很近，只有不到五百米，其距离类似他在哈佛时期从麻省大道1134号搬到赭山街36号。看来没搬多远。上文我已提示俞大维离开哈佛时，留给哈佛一个在柏林的地址，由中国使馆转信，这个地址在选侯大街218号（Kurfürstendamm 218）。实际上，寅恪在克讷塞贝克大街的住址距离这里只有区区八百米，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寅恪住处距离柏林大学约5.6公里，中间要经过蒂尔加藤公园，许多政府机构都设在此地。了解这些地理信息对于理解寅恪早年留学生活和交游也至关重要。

图十七　青年寅恪在柏林

1926年《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卷80第115页列出的会员名单中第二人为寅恪先生，会员号未变，当时身份仍为研究生，但地址变为北京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¹⁶⁾。该卷88页列出的1232号会员为苏俄东方学家巴托尔德（1869—1930），来自圣彼得堡。92页1529号会员为美国印度学家爱哲顿（1885—1963），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州。这说明爱哲顿当时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而1926年下半年他就搬到耶鲁担任塞利斯伯里讲座教授。94页2043号会员为奥地利印度学弗劳瓦尔纳（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

有趣的是，该卷115页第八人为1552号会员宇井伯寿（Ui Hakuju，1882—1963）教授，地址为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印度学系。此人曾在图宾根及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教于东北帝国大学。前一页记录有2234号会员铃木宗忠（Suzuki Munetada，1881—1963），地址为仙台（东北帝大）比较宗教系⁽¹⁷⁾。他也是重要的佛教哲学和宗教学者，曾留学欧洲，与宇井伯寿一起编过《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甚至早在1933年即翻译出版了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寅恪对这几位学者都不陌生，他撰写《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时翻检了多种有关《大乘起信论》的日文论著，其中也包括铃木宗忠、宇井伯寿的作品⁽¹⁸⁾。(www.xing528.com)

另，这一卷115页倒数第二人为瓦尔德施米特（1897—1985），地址为柏林南部的施瓦茨霍夫伯格大街3号⁽¹⁹⁾。这位先生是寅恪的柏林大学梵文班同学，后来在哥廷根大学教季羡林先生。当时他和寅恪都是吕德斯的学生。瓦尔德施米特1924年以研究梵文写本中的比丘尼戒在吕德斯指导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在吕德斯推荐下受雇于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以便研究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从中亚获得的古代遗物。在这之前，吕德斯还有一位学生诺贝尔，1911年博士毕业，年仅24岁。诺贝尔1915年进入柏林皇家图书馆工作。他曾感谢过陈寅恪帮他看一些汉文佛教史料，前文已经提及。

图十八　1936年任教哥廷根大学的瓦尔德施米特

这一期的会员名单中还有2137号会员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²⁰⁾，以及1393号会员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长托马斯（F．W．Thomas，1867—1956）。托马斯在剑桥大学学习梵文和印度学，1898—1927年之间托马斯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任馆员，主要负责保管斯坦因、霍恩雷从中亚带回的古物以及联系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的相关研究人员，帮助整理这些古物。1927—1937年任牛津大学博登梵文讲座教授。

1927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1卷99页将寅恪列入地址变更的会员名单，头衔变为教授，地址变为清华学校⁽²¹⁾。因为寅恪没有博士学位，所以没有按照德国的惯例称之为Prof．Dr．Yinkoh Tschen。前一年他的地址为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到了这里就成了清华学校（Tsching Hua College），未知何故。实际上他就职单位的正式名称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书100页记录了著名的梵文学家洛伊曼（1859—1931）⁽²²⁾。洛伊曼即是受霍恩雷委托研究他从新疆带回来的于阗文写本的学者。他原本出生在瑞士，曾游学于日内瓦、苏黎世、莱比锡和柏林，在莱比锡获得印欧语言学博士学位，后来待在柏林一段时间研究中亚写本，之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至1919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转到弗莱堡，一直待到去世。

1928—1930年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没有提及寅恪。但1931年出版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5卷将寅恪列入退出该会的学者名单⁽²³⁾。此后寅恪将不再是德国东方学会会员。1931年起大概因为他将治学重点转向中古史，不再花精力关心德国东方学的进展，因而也不再继续通过德国东方学会追踪东方学的进展。1921—1931年间寅恪作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长达十年之久，这十年间他显然将东方学会作为一个重要学术窗口来了解德国东方学的进展。

综上所述，我将这些重要的学者列出，乃是想让读者获得一个参照系，读者可了解寅恪身为德国东方学会会员，到底与哪些国际同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因为寅恪作为会员，能定期收到《德国东方学会会刊》，当然会看到这些名单，对这个圈子的学者有所了解。

另外，寅恪1927年曾捐赠三件碑铭拓片给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也附记于此。1927年出版的《柏林博物馆》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olkskunde）下第二条东亚部分提到一份礼物来自北京陈寅恪，系一个中国人给的某不明寺院铭文的三件拓片⁽²⁴⁾。不过寅恪的名字写成Tschen Ying-koh，显然寅字多了一个g。这个记录很简略。民俗学博物馆已于1999年改名为德国民族学博物馆，这些拓片如果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战火摧毁的话，可能还在。上文提到，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瓦尔德施米特等人均在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研究中亚古物，想必受业于吕德斯的寅恪当时亦常走访这个博物馆，因而建立联系，不然他不会捐赠拓片给该馆。

图十九　1910年的柏林大学。寅恪先生1910—1912年第一次留学柏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