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园中发现多位英豪-《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寅恪先生在哈佛时，读书甚多，按照吴宓《空轩诗话》中的说法，“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而寅恪回国后，很快声誉鹊起，主要因为他是当时罕见的掌握多种西域语言文字的中国学者。不过，寅恪在哈佛时却并非校内明星。这里并非想将他和其他同学进行简单比较高下，而是从横向角度来看同时代哈佛中国学生在哈佛的生存状况，其实有一部分中国学生在哈佛众多外国留学生中表现相当突出。

当时在哈佛读书的中国学生不算多，只有数十人。根据1919年3月7日出版的哈佛校报，当时哈佛学院录取的外国本科学生仅二十人，中国学生最多，一共九人，加拿大有六人，其他日本、巴西、玻利维亚、法国、埃及各一人而已。根据1919年《哈佛大学名录》，参加中国同学会的人数是四十六人，大多是研究生，有些可能是旅美华侨。而根据1920年2月12日出版的《哈佛校友通讯》，当时全美大约有六千六百位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拉美。其中哈佛约有两百名外国留学生，中国学生最多，共五十三人，其次是日本学生，三十八人。但日本同学会更为活跃，经常邀请部分中国同学去布鲁克斯学生宿舍（Brooks House）参加每月一次的喝茶活动。当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日本占据了原属德国的青岛租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哈佛校报上也出现中国留学生的投书，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⁵⁸⁾。考虑到这一国际背景，日本留学生似乎比较小心处理两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避免激怒中国留学生，试图息事宁人，安抚中国留学生。哈佛校内对这些人数日益增多的外国留学生也较以前重视。1919年5月1日校报报道校学生会将首次接纳一至两名留学生代表。1919年10月时哈佛曾举行面向全校外国留学生的招待会，当时有75人参加⁽⁵⁹⁾。我们尚不清楚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人是否到场。

有些中国学生后来学成回国，与寅恪齐名。1919年在哈佛学习人文的学生包括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九人，这九人均是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而这之前有1918年毕业的赵元任，之后有1920年入学的李济，这真是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⁶⁰⁾。1919年寅恪在哈佛留学的时代可谓约略近之，从《吴宓日记》可看出，寅恪、俞大维、汤锡予、吴雨僧这些人总是聚在一起议论古今中外，相互之间受益匪浅。他们或常常一同去选修兰曼的梵文课，或一同去白璧德家清谈。

前述九人之中只有寅恪未拿学位，俞大维、张歆海两人分别拿到哲学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其他人则拿到硕士学位。其中九人之中张歆海、汤用彤、韦卓民三人后来分别担任过光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华中大学校长。林语堂1954年曾被新加坡聘为南洋大学首任校长，但未赴任。在当时哈佛校园内，寅恪沉浸于个人的读书世界，较为默默无闻，而有些学生却是哈佛炙手可热的读书种子、优秀毕业生⁽⁶¹⁾。

经常出现在哈佛各类奖学金名单中的中国学生便有赵元任（1892—1982）和俞大维。赵元任毕业后获得哈佛的谢尔顿游学奖学金（Frederick Sheldon Traveling Fellowship）⁽⁶²⁾，于是1918年8月21日离开坎布里奇，9月20日到达芝加哥大学开始游学第一站。他并未在哈佛和寅恪相遇。寅恪后来与赵元任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并曾短期借住在赵家，两人乃成为至交好友。但俞大维在哈佛一直和寅恪联系极为密切。赵和俞不仅从哈佛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均获得竞争激烈的谢尔顿奖学金到处游学，生活无忧。相比之下，寅恪似乎在校内较为默默无闻，安心读书，不以求学位为目标，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难参与竞争奖学金。他在哈佛似乎更多地不过是一位匆匆过客。当时他拿的似乎是江西省政府许给的官费⁽⁶³⁾，可能并未申请哈佛奖学金。只是和赵元任、俞大维相比，学习上似不算杰出，仍处于学术积累阶段。如果说他后来声誉鹊起，主要有影响的成果都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或许可以看作是“大器晚成”。

图八　青年时代的赵元任

赵元任年纪比寅恪略小，但他去哈佛早，可算是前辈学长。他的名字在1919年《哈佛大学目录》中共出现了四次，包括文理研究院的出外旅行学者名单、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单、全校师生名单⁽⁶⁴⁾。赵元任的学术履历非常惊人。他1914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期间屡屡获得各类荣誉。1914—1915年注册为哈佛研究生。1916年身为一年级研究生的赵元任甫一入学即获得沃克尔奖学金⁽⁶⁵⁾。1917—1918年获得西尔斯奖学金，1918年获得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并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赖尔逊物理实验室作为谢尔顿奖学金旅行的第一站，后来从这里去伯克利游学，之后再到康奈尔教物理，1922年返回哈佛任教。他在哈佛上学期间屡获各类奖学金，这不仅和寅恪空白的奖学金记录相比非常显眼，甚至在当时美国学生当中也罕有匹敌者。他后来多以英文发表研究论著，活跃于数学、物理、音乐、语言等多个领域，在学术界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也算是水到渠成。

1919年的《哈佛大学目录》155页显示，当时获得谢尔顿奖学金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仅三人，按音序排列，依次是赵元任、德莫思（Raphael Demos，1891—1968）、托雷（Ray Ethan Torrey，1887—1956）。其中赵元任和德莫思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一，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二，两人后来都在哈佛任教授；其三，两人都是哲学博士。德莫思出生于土耳其士每拿（Smyrna），毕业于安纳托利亚学院，1919—1962年任教于哈佛，是柏拉图研究的权威，1936年编辑了《柏拉图全集》，1939年出版了《柏拉图之哲学》。他退休后也曾短期任教于王德比尔特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⁶⁶⁾。托雷是著名的农业学家，1919—1955年任教于麻省农学院⁽⁶⁷⁾。这些获得谢尔顿游学奖学金的毕业生均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可见当初哈佛的选择很有远见，评选谢尔顿奖学金也较为公平，至少赵元任和德莫思当时身份都是外国留学生，照样获奖。(www.xing528.com)

其实俞大维获得的奖学金名目和赵元任也不相上下，他1918—1919年获大学奖学金⁽⁶⁸⁾，1919—1920年获罗杰斯纪念奖学金⁽⁶⁹⁾，1920—1921年获沙漪奖学金⁽⁷⁰⁾。1921年4月1日出版的哈佛校报（The Crimson）公布了年度奖学金得主，俞大维名列九位谢尔顿游学奖学金得主名单。他选择去柏林游学，1921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目录》显示他的地址是柏林中国使馆代转⁽⁷¹⁾。而当时和他一起得奖的拉尔金（Oliver Waterman Larkin，1896—1970）也值得注意，此人1950年获得普利策奖。总之这些获奖者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

图九　中年俞大维

这里还想特别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俞大维在哈佛念书期间显示的杰出学术能力。哈佛大学宗教史教授穆尔（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在其出版的《宗教史》一书中有一处补白特别感谢俞大维的指正。他写道，“能力非凡的中国青年学者俞大维先生了解儒学和佛学文献，其个人亦非常熟悉诸多宗教之外在因素，我因受益于他而对本卷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他指出，在这一章中，我提出（藏传）佛教给人印象是，它不仅作为重要的学问和宗教遗产在衰落，甚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已不再是一个宗教因素，这样的看法显然有误，相反，在革命所创造的新条件下其复兴并非不可能，其活力与适应性业已常常有所体现。”⁽⁷²⁾俞大维指出的问题应是根据此书1920年修订版，其中中国部分分为国家政权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道德与政治哲学（这里主要指儒学）、道教、大众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Masses）、佛教五个部分，日本部分分为本土宗教神道（the Native Religion，Shinto）和佛教两部分。穆尔187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精英兄弟会“骷髅会”会员。他先是在安多弗神学院任希伯来语教授、院长，1902年转任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1904年成为哈佛神学院第一任福洛兴汉宗教史讲座教授，直至1928年退休⁽⁷³⁾。1920—1921年期间他在哈佛教《宗教史》⁽⁷⁴⁾，估计用自己的书作课堂阅读资料，俞大维在他的课上读过此书，从而指出其错误。当时俞大维可谓已初露锋芒，而且以其儒学、佛学方面广博的文献知识以及丰富的一手经验赢得穆尔教授的尊重。在哈佛神学院念书的韦卓民应该也上过穆尔教授的课，他在1920年发表的英文《佛教净土宗以信得救的教义及其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引用了里昂（D．G．Lyon）和穆尔合编的论文集《宗教史研究》中卡平托（J．E．Carpenter）的文章⁽⁷⁵⁾。

图十　穆尔教授

除赵元任、俞大维之外，还有其他同学也值得注意。1919年出版的《目录》260页也显示当时汤森奖学金（Townsend Scholarship）得主中也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就是韦卓民（Francis Cho-min Wei）⁽⁷⁶⁾。同书176页有文理研究院的韦卓民注册信息，来自中国武昌，住在梅森大街10号（10 Mason St.）⁽⁷⁷⁾。下注中国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1911年学士、1915年硕士，任文华大学数学、政治学、哲学教员，正在进行学术休假；一年级研究生，汤森奖学金获得者，专业为哲学和宗教史⁽⁷⁸⁾。

考诸韦卓民早年的游学轨迹，可发现其与寅恪先生均曾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学习，算是两校校友。韦卓民籍贯广东，1911年毕业于文华学院，获学士学位。由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推荐赴哈佛学习，导师霍金（William E．Hocking，1873—1966）。韦卓民撰写的《武昌文华书院及其后身华中大学》云 “1918年，圣公会主教吴德施替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取得一名助学金，那年夏季，我赴美国留学。”⁽⁷⁹⁾实际上，根据现有的哈佛记录表明这一奖学金或即汤森奖学金，可补充韦氏年谱之记录。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1870—1945），1891年毕业于哈佛，1896年毕业于麻省坎布里奇的圣公会神学院。他作为哈佛神学院校友而推荐韦卓民入学。韦氏1918年9月入哈佛，1919年7月获哲学硕士。他在梅森大街的住址就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边上，距离寅恪居住的麻省大道1134号约1100米，步行需十几分钟。韦卓民似乎和寅恪、俞大维这些同学没有太多来往。不过，他曾就读的武昌文华大学和俞大维上学的圣约翰大学都是美国圣公会在华支持的著名私立教会大学。1920年9月韦氏回国任教于文华大学。虽然他和寅恪有一年半在哈佛重叠，似乎两人之间并不熟悉。1924年文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包括湖南雅礼大学、湖滨大学合并成立华中大学，韦卓民任副校长、副教务长，1926年任校长。1927年赴英国留学，1929年在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1864—1929）指导下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其间也曾去牛津、巴黎、柏林等地游学。1929年初韦氏在柏林时曾问学于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这样他和寅恪一样都与哈佛和柏林大学有渊源。另外，1934年当叶理绥（1889—1975）出掌哈佛燕京学社时，曾与访问美国为华中大学募款的韦卓民见面，叶理绥答应给华中大学捐助资金⁽⁸⁰⁾。1936年韦氏又陪同来华访问的叶理绥考察华中大学。

在我看来，韦卓民选择住在梅森大街，应该是出于学术和信仰上的双重考虑。因为此处不仅离哈佛很近，而且也离圣公会神学院（Episcopal Theological School）很近⁽⁸¹⁾，步行数分钟即可抵达。况且他的一位同屋正是该神学院的学生，可以相互砥砺。这所神学院当时与哈佛大学联系密切，很多圣公会神学院的教授也同时在哈佛教书。韦卓民本身在圣公会文华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又受洗为基督徒，估计在学术上和信仰上，选择距离圣公会神学院较近的地区居住，比较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