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与早期东方学-在西方发现陈寅恪

白璧德的学术业绩虽然主要在文学批评，但从兴趣取向上看，他早年的学术经历基本上是从研究哲学进入研究古代语文学最后再回到哲学，发挥一些新思想。而从他的学术训练来看，基本上是从古典学（Classic Studies）进入印度学（Indology），再回到哲学和文学。在19世纪末叶，印度学家很多都有古典学的基本功，学习过希腊文、拉丁文几乎是学习梵文和其他古代语言的基本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白璧德曾经跟欧美两大印度学名家烈维和兰曼学习过古典印度学。他在哈佛上本科时即选修了兰曼教授的梵文课。显然兰曼的课激发了这位年轻人对于古代印度语言的强烈兴趣，这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去法国留学一年追随烈维。留学回来之后他又回到兰曼门下读硕士学位。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来看白璧德如何在印度学的取径上更接近佛教思想和哲学研究，而没有注重当时欧陆流行的比较历史语言学或古典语文学研究，其实这是受其两位印度学老师的思路影响⁽¹⁵⁾。其次，本节通过考察也将说明哈佛印度学学术圈很多学者比如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西斯特（C．Cestre）等是因白璧德介绍才接触并引发对于梵文和印度古典文化的兴趣，可以说白璧德是推动早期北美梵文与印度学的功臣。以下我们依循白璧德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学生的顺序梳理白璧德与印度学和佛学的联系。

在讨论白璧德与对佛教研究的贡献之前，我们有必要以白璧德的老师兰曼为基点回顾一下20世纪哈佛的学术网络以及白璧德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兰曼是毕业于耶鲁的高材生，出自耶鲁梵文教授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901）门下⁽¹⁶⁾。他在1873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梨俱吠陀（Rig Veda）中的梵文名词形式。毕业后去欧洲游学，先后求学于当时德国印度学三大中心柏林、图宾根、莱比锡。1880年兰曼开始在哈佛任教⁽¹⁷⁾，直至1926年退休，在哈佛任教近半个世纪。1888年出版其传世之作《梵文读本》（The Sanskrit Reader），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美国大学梵文教学的标准教材。他的另一名著是《印度泛神论的开端》（Beginnings of Hindu Pantheism）。1891年起，在其好友华伦（Henry C．Warren）支持下，兰曼开始主持出版哈佛东方学系列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兰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梵文和印度学家之一。他担任过美国哲学会会长一职⁽¹⁸⁾，主编《哲学会会刊》，但主要学术活动在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可见其治学重点之一斑。他一生荣誉极多，被选为英、法、德、俄等国科学院院士。

兰曼的弟子包括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文化界发挥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除白璧德之外，他在哈佛的学术接班人是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克拉克教授于1928—1950年任教于哈佛，中国学者周一良系其高足⁽¹⁹⁾。克拉克分别在1903年、1904年、1906年从哈佛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克拉克显然在哈佛求学的时间比白璧德稍晚。兰曼的弟子中还包括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1906年进入哈佛，1910年毕业，跟白璧德学习比较文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去巴黎索邦大学留学一年⁽²⁰⁾，之后1911年至1914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兰曼还有三位中国学生，即1919年在哈佛求学的俞大维、汤用彤、寅恪⁽²¹⁾。我们可以看到，在跟随兰曼学习的这几位中国学生中，寅恪虽然精于梵文，但他们当时的学术取向似乎还不是以德国传统印度学中那种比较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为重点。兰曼自然是梵文名家，并在柏林、图宾根、莱比锡等德国梵学重镇留学，但可能在词章考据之外，也重视义理。而与寅恪迥异，俞大维和汤用彤则对义理兴趣颇浓。

除了兰曼之外，白璧德在巴黎的留学生涯是跟法国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Paris）的烈维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烈维的印度学主要不是当时欧洲十分流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比较历史语言学或古典语文学路数，而是印度历史和宗教研究路数⁽²²⁾。换言之，白璧德之所以后来只是特别关注佛教思想而没有进入梵文研究做印欧历史语言研究，可能跟他追随烈维从事历史思想研究有关。烈维1886年开始担任高等研究院讲师，1889—1894年在索邦大学（Sorbonne）教梵文，189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印度剧场》（Le Théatre indien）。烈维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印度文明史讲座教授，精于印度古代语言与文化，专长佛教和耆那教研究。他的论集在印度出版之后，在古典印度学学界风靡一时⁽²³⁾。白璧德在巴黎还结识了语言学家布雷尔（Michel Bréal，1832—1915）和艺术史家福歇尔（Alfred Foucher，1865—1952）。布雷尔是德国巴伐利亚人，留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在柏林大学学习梵文。他早年以研究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而知名，后转向研究各种古代语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比较语法学教授、巴黎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福歇尔后来成为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先驱⁽²⁴⁾。

白璧德在哈佛的同窗好友吉思（William F．Giese）还提到，白璧德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学习时曾让他的梵文老师十分吃惊，因为白璧德一页一页地快速阅读梵文读本，而不是像一般学生那样专注于缓慢而细致的语法分析。吉思指出，这是因为白璧德认为语文学家过多注重于阅读和理解文献的技术性工作，而忽视了学者作为独立个体自身的目标和想法。这也是白璧德主要关注希腊语和希腊人文主义的原因⁽²⁵⁾。可见，白璧德在法国跟烈维留学学习期间，虽不能说完全对“章句梵学，破碎大道”不屑一顾，但显然更重视佛教义理。白璧德不喜语文学，这一点亦可为其哈佛学生斯宾赛（Theodore Spencer）的印象证实。斯宾赛1925年进入哈佛念研究生。他说，当时有些研究生包括他自己深感被哈佛的语文学气氛折磨，故而想和白璧德学习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²⁶⁾。白璧德的学生麦格认为白璧德在哈佛最好的朋友莫过于哲学家罗伊思（Joshiah Royce），这可能也是白璧德注重哲学的一个旁证。

白璧德的好友摩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是兰曼门下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学生，也是一位新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十分欣赏白璧德，说他也许是自己所认识的美国最伟大的老师⁽²⁷⁾。尽管他显然在梵文和希腊哲学方面比白璧德更有造诣。里普（Dale Riepe）评论摩尔的学术时说，摩尔写过几篇讨论印度哲学的文章，在学术界有些影响。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帮助美国哲学家们理解印度哲学，也帮助印度哲学家们理解西方思想。摩尔指出西方并非物质主义至上，也不是科学的奴隶。摩尔试图让东西方之间有着更好的相互理解⁽²⁸⁾。

1892年摩尔到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时在兰曼的研究室开始认识白璧德，他们是兰曼高级课程《印度语文学研究》仅有的两名学生，很快熟络起来。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白璧德去世。摩尔1894—1895年在哈佛任教，1895—1897年到布琳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教授梵文，1899—1900年间是兰曼的助手。他还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希腊思想史的著作。1917年刊出《柏拉图主义》（Platonism），1921年刊出《柏拉图之宗教》（The Religion of Plato），1923年出版《希腊化诸哲学》（Hellenistic Philosophies）流传于世⁽²⁹⁾。后来摩尔主要在普林斯顿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

摩尔指出，白璧德从一开始就被印度教而不是婆罗门教的佛教因素所吸引，被最正宗的记录佛教教义的巴利文而不是梵文所吸引，而这可能跟他拒绝浪漫主义有关。首先吸引白璧德的可能是巴利文在风格上的清晰和实在。相比之下，梵文要模糊得多，特别是《奥义书》。巴利文显然表达佛陀的伦理学义理更为清晰。白璧德认为最糟糕的是疏于磨炼性情，疏于磨炼积极的意志。佛教则教导人们在性情上的精进，比如佛陀最后对弟子的教导也是在人性上不断地修炼和精进⁽³⁰⁾。

白璧德的哈佛同窗吉思在白璧德去世之后撰写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白璧德本科时代学术经历的珍贵信息。这些学术经历表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白璧德就对哲学和佛教伦理感兴趣。白璧德和吉思相识于大一的希腊语班。吉思说，和自己一贯喜欢坐在教室靠后的位置不同，白璧德上课坐得靠前，发言十分积极踊跃。吉思也认为白璧德天生是个哲学家，因为白璧德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固有观念的挑战。他十分冲动，对所谓学术权威根本不屑一顾，主张“尽信书不如无书”。而且他一开始就深受佛教影响⁽³¹⁾，这大概指白璧德不太信一些传统教条，喜欢挑战权威。吉思认为，尽管白璧德在分析方法上深受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影响，但他所主张的人文主义背后隐藏着终极信仰，而这个终极信仰只能从他接受的东方思想传统的影响中去理解。吉思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俩在从哈佛到阿灵顿（Arlington）之间许多次散步中的思想交流。

吉思指出，白璧德当时沉溺于谈论他读到的哈代（Spence Hardy）、莱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s Rhys Davids，1843—1922）以及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urg，1854—1920）书中关于伦理绝对主义（ethical absolutism）和东方深刻的心理见解。显然白璧德一开始关心的就是佛教哲学思想中的伦理问题。这对于后来他提倡新人文主义一定十分有启发。当吉思对白璧德表示他怀疑一种非欧洲教义存在道德有效性时，白璧德幽默地回到，“什么？你不觉得佛教是一个极好的宗教——一个有十四层地狱的宗教！”⁽³²⁾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白璧德和莱斯戴维斯与奥登伯格之间的联系。莱斯戴维斯曾在斯里兰卡研究巴利文和南传佛教长达八年之久。1872年回到英国伦敦，1881年在伦敦建立巴利文圣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³³⁾。其实，佛教中除了一些佛教经典（Sutra）常常谈到伦理问题，实际上处理佛教伦理问题的资料还保存在许多佛教律典（Vinaya）当中。吉思说白璧德阅读奥登伯格而关心伦理问题，据此或许可以推测白璧德阅读的是奥登伯格从巴利文翻译成英文的佛教律藏（Vinaya-pitaka）。他是旅居英国的德国学者，于1879—1883年间先后出版五卷本的律藏译本。基于白璧德对巴利文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推断他很可能已经读到奥登伯格的这一译本。

受白璧德影响学习梵文和佛教的学生很多，其中以后来成为文学家的艾略特最为知名。他们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艾略特学习梵文虽然主要是跟兰曼，但是引发他对梵文和印度思想文化产生学术兴趣的人却是白璧德。比如，有美国学者指出，艾略特对于印度思想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受哈佛诸多老师影响，而在哈佛时代艾略特受白璧德影响最大⁽³⁴⁾。在白璧德的启发下，1910年艾略特去巴黎留学，学习梵文一年。1911年9月艾略特才回到哈佛，继续在兰曼指导下学习印度古代语言和经典长达两年之久⁽³⁵⁾。据此可以推测在白璧德和兰曼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艾略特对《法句经》（Dharmapada）和《奥义书》（Upanishads）以及《薄伽梵歌》（Bhagavad-Gita）都很熟悉，这些文献中的一些思想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³⁶⁾。(www.xing528.com)

白璧德去世之后，艾略特立即为一份杂志写了一个编者按，他指出那些只是通过白璧德的作品知道白璧德这个人却未能将他当作一位老师和朋友并有日常接触的人也许不能欣赏白璧德的伟大。因为白璧德首先是一位老师和交谈对象。当艾略特初识白璧德时，在哈佛众多教员当中，白璧德被时人认为是一位有趣、自我中心、反叛的教授。他上课不是刻板地遵守固定的教学模式，而是天马行空、纵论古今，一会儿谈论佛陀、孔子等东方人物；一会儿又开始谈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³⁷⁾。

除了艾略特之外，受白璧德影响成为兰曼学生的还有1896—1898年在哈佛留学的法国学生西斯特。西斯特在回忆白璧德的文章中说，白璧德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十分熟悉《东方圣书》。白璧德把西斯特介绍给兰曼学习梵文。并且在西斯特离开哈佛返回巴黎时，白璧德给他写介绍信到巴黎，介绍他认识印度学家烈维、汉学家福歇尔，以及意大利学者何维特（Hauvette）⁽³⁸⁾。

白璧德的学生还说白璧德喜欢在课堂内外谈论宗教，虽然话题涉及各种宗教，但显然主要话题是天主教和佛教。白璧德对甘地的评论是非常有趣的。他曾说，甘地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可列入耶稣以来的所谓圣人传统之中，因此他的学生亚当斯（James Luther Adams）对此感到好奇。白璧德解释说，

一位圣人想要为了圣性之故而离弃此世并生存于此世标准之上，那么甘地已犯下大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他试图给日常生活直接输入一种特殊之宗教思想。他试图在人之成为人之前而让他们变成超人，因而他鼓动和宣传要取消特定的一些限制和制度，而这些限制和制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在公民生活中维持正义。因此，一个人断断不可能同时是圣人和政治领袖。甘地的想法受托尔斯泰启发，并非来自基督，因此他混淆了恺撒之事与上帝之事。社会的首要理想是正义，而圣人社会的理想则是舍弃（日常生活）与（保持心态）平和⁽³⁹⁾。

很显然，白璧德在比较东西方社会的传统基础方面更强调社会的正义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的选择，他批评甘地离开了基督的道路则又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对于人文主义（humanism）常被人混淆成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白璧德被人诟病为非宗教论者，他的学生为他辩护说实际上白璧德非常佩服大多数基督教绅士和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而查尔默思（Gordon Keith Chalmers）则指出白璧德认为佛教给了人们外在的宁静和内在的活力。他说，

据佛教徒而言，人性的真正困难在于极容易懒惰，这使得一个人很难获得宗教价值。懒惰是一件你可以观察到的事：我发现这种懒惰存在于我自身当中，更存在于本科生当中。那种冠冕堂皇的懒惰对人们太心爱了（所以难以舍弃）⁽⁴⁰⁾。

这一说法可能是对于佛教讲究精进和时刻不放松对于精神净化的一种解释。在新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时刻内省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修炼人性的方式。

白璧德晚年的学生哈姆（Victor M．Hamm）说，假如白璧德有一种宗教的话，他与佛教的距离肯定要比他与其他宗教的距离要近。他记得白璧德的朋友摩尔也完全赞同这一点。他认为白璧德的遗著译作《法句经》更支持了这一点。而哈姆本人则觉得他深深地为白璧德深刻的打坐实践所震动⁽⁴¹⁾。哈姆还认为白璧德对天主教十分钦服和敬重。哈姆在和白璧德进行私人接触时，白璧德常常表示他对天主教哲学和文学非常有兴趣。当哈姆准备去法国留学时，白璧德表示法国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和真正的家。白璧德不信任和德国有关的许多被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玷污的东西⁽⁴²⁾。白璧德对法国的偏爱，除了来自他的法国文学和文化专业研究之外，恐怕也和他对法国业师烈维的钦服分不开。

白璧德专业是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他的佛教思想和学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他翻译的《法句经》和撰写的《佛陀与西方》（“Buddha and the Occidental”）一文⁽⁴³⁾。白璧德的《法句经》译本是对著名东方学家缪勒（F．Max Müller，1823—1900）旧译本的修订。缪勒译本于1870年首次出版，后来收入他自己主编的《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十卷于1881年初版，1898年二版。白璧德的学生曼彻斯特（Frederick Manchester）曾在白璧德处借阅这本译本，读完之后感到《法句经》中似乎有相当负面的因素。而白璧德则认为里面不乏正面因素⁽⁴⁴⁾。他告诉这位学生，“你注意到佛陀的眼睛看上去是闭着的，但完全不是这样。佛并不是在睡觉”⁽⁴⁵⁾。白璧德重译这本佛书大概也是为了纠正当时读者对佛教所谓悲观负面立场的偏见。

白璧德的译本参考了当时他能看到的许多译本，比如最早的丹麦学者佛斯别尔（Victor Fausböll）在1855年用拉丁文译出《法句经》⁽⁴⁶⁾。他还参考了1914年巴利文圣典学会出版的由特拉（Suriyagoda Smangala Thera）编辑的巴利文本、1893年诺依曼（K．E．Neumann）出版的韵文体德译本、1921年伍德华德（F．L．Woodward）出版的英译本、1920年出版的瓦吉斯瓦拉（W．D．C．Wagiswara）和桑德尔斯（K．J．Saunders）收入《东方智慧丛书》系列（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的散文体英译本。1921年伯灵盖姆（E．W．Birlingame）翻译的《法句经注》也被白璧德借鉴了⁽⁴⁷⁾。白璧德说他的翻译尽可能地采取直译的方式，即使这种直译可能损害文字的优美。以下我们将疏理白璧德翻译《法句经》的学术思想来源，同时提示白璧德对佛教的具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