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是其一生的精彩华章，征服了世界各国的领导和人民，这与周恩来吸收传统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徐行认为：“周恩来人文外交如此高绝奇妙、举世惊叹，是有深厚渊源的。首先，家世、家乡人文因素的影响，是周恩来人文外交得以形成的自然前提。”[38]王湛森认为：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说：“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39]
“和为贵”的思想。王湛森说：“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40]徐行说：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和合”精神。周恩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与他善于从“礼之用，和为贵”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是分不开的。[41](www.xing528.com)
“求同存异”思想。徐行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弘扬了中国文化，即在分歧普遍存在的现实中，他诚恳地呼吁并主张各国不论大小，都应该遵守“求同存异”的原则。[42]王湛森认为：“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43]还有的同志认为：周恩来是一种伟大文明的代表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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