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人物与西方文化对周恩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重视西学人物与西方文化

◆国学与西学孰轻孰重

周恩来的现代意识像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万古长青。尽管他没有经常地写文章、讲话批判封建主义，但自己的自由民主精神却是非常牢固的。

笔者好友郑明德先生对周恩来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说得非常到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等伟大的精神品质，形成了公正无私、疾恶如仇、舍生取义、诚实笃信、 自强不息、勤劳勇敢、三省吾身、富贵不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等优秀品质。详细研究周恩来后，再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其他伟人，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很难再找到一个人像周恩来那样，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尚情操、优秀文化、超群智慧继承并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他，气度超凡，才华横溢，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以绝代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16]这些评价是很好的，到位的。但是郑明德没有高度评价西学对周恩来的影响，笔者要做好补充。

笔者最最担心的是此研究课题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周恩来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不是西方文化的汲取者，是一个传统的人，不一定是现代的人。如果那样，我就罪恶滔天，罪不可恕，罪不容诛了。如果那样，大大违背了笔者的初衷，违背了笔者的一贯思路。因此，本章是不得不写，不得不说，不得不特别申明。看了全书，而不看此段，等于误读了笔者的初衷。笔者为什么如此申明，如此极而言之，初衷在此！

周恩来与儒学的著名人物有交往，但是与西学的著名人物交往更是深刻。如与罗隆基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交往，特别是在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交往，二人可以说是心照不宣地亲密合作被传为佳话，连美国的驻华代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在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之后，周恩来还问他去不去香港，去可以放行，给他自由。

周恩来与钱端升的交往更是比对传统文化的人物的交往注重。钱端升1900年生于上海，24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37—1949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47年底，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返回北京大学。

按照钱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爸爸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来的交往，我们觉得爸爸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17]钱端升儿子钱仲兴写道：“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爸爸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的主张。……记得那时爸爸常接待外宾，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国前首相艾德礼。” ^[18] 1956年美国大资本家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19]这个细节在胡适日记中得到了证实。

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20]这次会面，的确让钱端升感到极大的安慰。

钱端升自述对于周恩来非常感激：“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 ^[21]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父亲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法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父亲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22]

1973年钱端升借缪云台归国宴请之机与周恩来见面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钱端升指出，“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23]

陈夏红评论道：钱端升在晚年少了周围的压力，对于周恩来的感激亦已是发自肺腑而且出自真心的。……尽管钱端升此前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但周恩来依然能够忽略这种政治上“贱民”的现实，给钱端升以积极的开导， 由此钱端升才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常的感激。^[24]

具有西学文化背景的燕京大学是美英基督教会创办的。毕业的有黄华，后来去日本、英国留学的宦乡、在德国留学获哲学博士的乔冠华、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的王炳南，三次去日本留学的张友渔，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李慎之等等都是周恩来身边叱咤风云的爱将。除此之外，燕京大学的教授雷洁琼、吴文藻、冯友兰、张东荪、郑振铎、冰心，以及校友龚普生、陈翰伯、侯仁之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是很重视的，并曾委以重任。

周恩来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非常尊崇，多次赞誉有加。^[25]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会上作了讲演，说：“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周家。”周恩来很重视纪念鲁迅逝世的活动，仅解放前就先后参加了5次纪念活动，并作了演说。“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抵抗，也仍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1946年10月19日，在上海各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说：“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的立场。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1952年的一天，许广平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作客。周恩来很恭敬地迎接了许广平，亲热地说：“广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许广平年纪要比周恩来小得多，那里受得住这番礼节，红着脸，忙不迭地摇手：“不敢当，不敢当。”周恩来接着说明，他已经了解到他和鲁迅确属本家，不过是很远的关系，按辈分鲁迅长他一辈。当时，周恩来和两个亲属也在座。

留学法国的巴金，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1944年国民党湘桂大撤退的时候，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逃跑政策愤慨万分，感到彷徨无路的时候，周恩来应邀座谈会。他坚定明确地用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鼓励大家，深深地打动了巴金。1946年有一个晚上，周恩来同巴金谈话，鼓舞了他。

周总理11次看了吴祖光的现代剧《风雪夜归人》，赞不绝口，一时传为佳话。

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曹禺，著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著名作品，周恩来与他有半个世纪的情谊。

其实党内多数人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主旨是西方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西方文化。如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等无不如此。

◆宣传、高扬民主精神

周恩来在青年之后，确立了西方文化在自己的意识之中的主要地位。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我们看看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

周恩来同学等人回忆他在南开经常阅读宣传民主思想的《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以及启蒙思想家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

最能体现周恩来民主理论学习的成果是他1915年的一篇作文，题目是《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这篇近千字的关于政体的论文，反映了周恩来对于民主的掌握程度。“今日民主共和之潮流日益汹涌。”“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出为总统，固可治人。退而为民，亦必被治于人。”“立宪政体之人民，虽有请愿之权，议院有立法之务，然裁仍不得不归诸君主。……是故终不若民主共和之为愈也。世之国共和也，其必以为然乎？”^[26]这一年，周恩来17岁！读者相信吗？这就是年轻周恩来的民主理念。比今天的年轻人高出了多少倍？

19岁的周恩来又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的论点。^[27] 1919年7月，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刊名下面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在发刊旨趣中写着：“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这两句话，今天我们读起来，还会感受到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把民主作为一个最高的原则，最高的理念，其他原则、理念都要用民主去衡量，看其有无存在的价值。

1920年6月，还在狱中的周恩来听到李愚如等同学赴欧勤工俭学的消息，又用自由体写了一首白话诗，继续表达在内心升腾不已的个性解放之火，心中神往着理想化的法兰西。他写道：“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28]周恩来尽情地讴歌自由、平等、人权、独立！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周恩来在开幕式上致词，他饱含激情，充分运用五四时代掌握的民主理念，号召人们迎接民主新时代的到来。他说：“由于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运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为领导的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到今天，使我们才得看见了新中国的曙光。”八年抗战，民族在觉醒，民主要求在强烈，全世界也关注中国民主，此千载一时的良机，要“依靠人民，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这样我们才不愧为世界五强之一。^[29]渴望之情，溢于言表，殷殷之嘱，发自肝胆。他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希冀中国也能够效仿。

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同马歇尔谈话。谈话极为坦诚。他代表毛主席向马歇尔表示感谢，说马歇尔促使政协成功，处理停战的态度和方法都是公正的。接着，又表示了中共的政治态度，他说：“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30]

7月9日，周恩来在南京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斐，同他就外交等问题进行了谈话。他对裴斐教授说：“在美国明了世界局势的人士中，……他们都知道，中国需要农业改革、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这样，中国的生产力才能提高。”^[31]

政治协商会议前夕，1945年12月23日，周恩来首次会见马歇尔，在谈到政治民主时指出，“因为现在政府是一党政府，国民政府军队也是一党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我们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32]

1946年1月12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报告，谈到“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公示给大家。他说了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第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33]这种总结，必然出自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出自一个民主的政治家。

1946年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把问题性质挑明。他说：“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34]这是对国民党党治一针见血的批评。

除了党派制衡外，周恩来非常注意权力制衡。4月4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讲话，在谈到宪法时指出：“我们主张：（一）即使有了有形国大，亦决不能动摇将来实施代议制之立法院的全权，立法委员要由人民直接选举。中国要走多党政治的民主道路，决不能不承认代议制；（二）立法院可不解散，但行政院仍要对立法院负责，实行行政院负责制，政策通不过，就应该改组行政院；（三）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的地位决不能改变，省有权在不抵触国宪之下自订省自治法，中央法律不得变更。这是符合孙中山先生均权主义精神的。这种制度，接近美国。但在国民党方面，却有人要取消代议制，实行独裁制，取消省自治，实行中央集权。”^[35]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发言中，又提出人民知情权的问题。这也是人民权利中的应有之义。他说：“我们觉得凡是一件与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关的事，能够公诸于众，就能得到公意，认识公意，就能得到解决的标准。”“凡是千万人的事情，人民的事公之于众，是有益的。”^[36]

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中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即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过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37]

◆提倡西方文学艺术

周恩来与马思聪相识于风雨如磐的1946年上海周公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热情地对马思聪说：“马先生，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要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很想听一听您的意见。”他亲切地鼓励马思聪：“你把你在法国留学时学到的本事，统统拿出来。现在，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就这样，曾留学于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1950年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吕骥有一篇回忆周恩来对于西洋乐器的重视的文章。他说：

1941年以前，鲁艺音乐系是没有钢琴的。1941年三、四月间，听说周副主席决定把一位华侨捐赠八路军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艺，这是由中央办公厅传来的消息，并说不久就会由重庆运到延安。

1946年二、三月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央管弦乐团，这是根据周副主席的建议，为不久将进入大城市作准备。三月间金紫光同志去北平购买了一批管弦乐器，11月李德伦同志又从上海携带一批管弦乐器来到延安。7月中旬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了，贺绿汀任团长，张贞黻任副团长，金紫光任副团长兼秘书长，指挥是由李德伦兼的。

1949年5月，我从沈阳调来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解放军的不少同志向我提出要建立一个专职的军乐团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必须向周副主席汇报，并且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大约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干部会上，休息时正巧遇到周副主席，我即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好解决。”果然，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大家都看到有两百人左右的大军乐队站在天安门前广场上。

从这几桩事情来看，周总理完全不是排斥西洋音乐的，他之希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的具体措施和理论思考是十分全面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38]

1962年6月17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来到长春电影厂。周恩来和演员们跳舞，和向隽殊边跳边谈，听她说“我配音的片子应该有300部了吧。”

周恩来惊讶地说：“这么多呀，真不简单！不简单！名著改编的片子多吗？”听说很多之后，同意向隽殊看看原著的做法，并说：“这个办法好！这也是最容易办到的，将来有了条件，你们配音演员要到国外去看一看，不了解人家的生活怎么行？”

李德伦有一段沉痛的回忆：从1963年底起，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越来越多， 口气越来越严厉，外国音乐渐被禁止播出、演奏。当时的主导观点“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对。”一时间，“取消交响乐”成为代表“革命”的意见，一些地方的管弦乐队被解散，洋乐队要改为民乐队，一些洋乐乐手开始改行，李德伦回忆说：“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是横着拉的，到30岁时，被迫立起来改行拉二胡了！”^[39]这时，连中央乐团能否存在都成为问题。为了生存，中央乐团在1964年3到4月间搞了一个“活命月”，对外则称交响乐“普及月”，就是到基层演出节目、介绍乐器知识。当然，只能演奏革命歌曲，连“大跃进”时“洋为中用”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因属“才子佳人”都在禁演之列。尽管许多地方群众一再要求演“梁祝”，甚至发生过演出结束后群众不让走、在他们上车后向他们扔石子抗议的事件，使他们处在既不能演，也不能说明是“上面”不让演的尴尬境地，只能一再向观众道歉。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乐队只要“中国的多，外国的少”就比较合适，“咱们中国多的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使中央乐团得以暂时保留。中央乐团当然格外珍视这次“死里逃生”的机会，创作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奏”。此时已开始“大学毛著”运动，不但创作者要边创作边学，演奏者在排练时也要先学“毛著”，而且学一段，奏一段，奏完总结，然后再学再奏，直到排练成功，这时便要说这是学“毛著”的成果。^[40]

1972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放《云雀》等罗马尼亚民间乐曲，以祝贺罗马尼亚国庆。周恩来亲自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色，还可以播放。”不久，当时西德外交部长谢尔访华。周恩来特意找来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指示李德伦，要为谢尔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李德伦提出给德国客人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周恩来当场同意。^[41]

正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乐团在欢迎尼克松首次访华的宴会上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牧场上的家》等美国乐曲，激动得尼克松当场起立，向乐团表示感谢。也是由于周恩来的亲自批准，1973年3月到9月，伦敦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费城管弦乐团先后访华，轰动京华，给处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阴影下的中国大地吹来了一股股清新的外来文化之风。^[42]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这样的情况。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此时已经开始，批判“贝多芬们”和“无标题音乐” 自然成为这个运动中的一部分，从1973年12月起，全国报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类“大批判小组”写的批判无标题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如此简单粗暴的观点曾是“金科玉律”，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详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篇“大批判”文章的观点，因为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逻辑与文风。

1973年12月23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殷言石”的《老谱袭用旧调重弹》的大文章，批判道：“他们竭力抽去文艺和音乐的时代性、社会性、阶级性，正是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窗口’，让资产阶级文艺来毒化空气，从而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1974年1月6日《北京日报》署名“朝华”的《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说：“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

《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初澜”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特别举“贝九”为例说：“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

1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向欣”的《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一文，说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正好迎合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颠覆和侵略的需要。”

1月24日又发表署名“戈楠”的《历史的真相与现实的斗争：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说“无标题音乐”过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一种形式。总之，“在无标题音乐的问题上，实际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www.xing528.com)

1977年初，“四人帮”已被粉碎三个月，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西方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谈话，认为中国应为贝多芬“平反”。费了好大劲，才准许夹在中国革命的音乐之中演出。其实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主张演出。

多年后，李德伦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感慨地说：“外人却不知道，我们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经过多大的努力，多少艰辛！今天，人们打开收音机经常可以听到高雅的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作品磁带、唱片也可以买到。但在十几年前，想搞一场演出却要经过政治局的批准。”^[43]但愿，后人不会再生此感叹。但是，只有前事不忘，后人才不会再生此感叹。

有一次，在接见朝鲜某代表团结束后，周恩来把李德伦留下来谈话。之前，他已听说了于会泳的关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宣扬宿命论、《英雄交响曲》歌颂拿破仑，因而都不能演的谬论，因此，这天他在跟李德伦谈话时有针对性地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嘛。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周恩来嘱咐李德伦，写一份贝多芬交响曲的材料交给他。^[44]

总之，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由精神的思想资源进行了汲取，做了很好地吸收，但这是次要的。他最主要的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 自由精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根本的。

【注释】

[1]《津门四书家妙笔写华章》，《城市快报》2004年3月12日。

[2]《津门四书家妙笔写华章》，《城市快报》2004年3月12日。

[3] 严仁庚：《严修与周恩来》，央视国际2004年5月31日。

[4]《人民总理周恩来》，央视国际2004年5月31日。

[5] 严仁庚：《严修与周恩来》，《人民总理周恩来》（下），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7—2291页。

[6] 叶介甫：《周恩来与朱启钤交往逸事》，《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7] 叶介甫：《周恩来与朱启钤交往逸事》，《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8] 叶介甫：《周恩来与朱启钤交往逸事》，《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9] 叶介甫：《周恩来与朱启钤交往逸事》，《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10] 黄河清：《梁漱溟谈周恩来》。

[11] 黄河清：《梁漱溟谈周恩来》。

[12] 黄河清：《梁漱溟谈周恩来》。

[13]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1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14]《周恩来拜访国学大师马一浮》，人民网2010年3月23日。

[15] 陈锐：《备受周总理、陈老总礼遇的一代儒宗马一浮》，《中外书摘》2008年第3期。

[16] 郑明德：《千古一人——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序）》

[17] 钱大都、钱仲兴、钱召南：《回忆我们的父亲》，见《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第54页。

[18] 钱仲兴：《回忆父亲钱端升二三事》，共识网2012年5月12日。

[19] 钱仲兴：《回忆父亲钱端升二三事》，共识网2012年5月12日。

[20] 钱仲兴：《回忆父亲钱端升二三事》，共识网2012年5月12日。

[21]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

[22] 钱大都口述，陈远整理：《我的父亲钱端升》。

[23]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

[24] 陈夏红：《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峥嵘报》2006年6月号。

[25] 何扬鸣：《周恩来与鲁迅：两位伟人同出周家》，光明网2004年5月10日。

[26]《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27]《周恩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版，第21页。

[28]《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386页。

[29]《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30]《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31]《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

[32]《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3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3页。

[34]《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35]《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36]《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1、 62页。

[37]《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 148页。

[38] 吕骥：《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03页。

[39] 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40] 罗筠筠：《李德伦传》，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41] 刘蔚：《周恩来与古典音乐》。

[42] 刘蔚：《周恩来与古典音乐》。

[43] 李德伦：《交响人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44] 刘蔚：《周恩来与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