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著名人物对话

第一节　与儒学著名人物

周恩来与近现代著名的儒学人物之间的交往值得研究。周恩来本可以对当时的传统文化大师不理睬，一则是忙，一则是这些人不是时代潮流的人物。这些人物既没有在战场上立功，也没有在新文化运动中建业，为什么关心这些人呢？这恰恰表明了周恩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严修

周恩来对严修钦佩有加，他曾多次流露出对老者的欣赏。严修很有钱，南开办学基本上是他出资。这些钱不是做官贪污的，而是搞实业的收入。周恩来非常欣赏严修的清廉。严修35岁时被外派任贵州学政。一省的学政在当时也算是个肥差，不要说大肆收取孝敬、为人高中“排忧解难”，就是笔下一松，也可以得到不少好处。因此，当他任满还京时不仅未能因官致富，而且负债4000两银子。离黔之后，贵州学界为他立“去思碑”与“誓学碑”，称他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1]就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严修紧跟时代潮流，为国为民作长远的打算，办西式学校，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严修在学政任上深切感受到了封建科举的弊端，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深感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就是一句空话。1897年10月19日，他酝酿多日的《奏请设经济特科折》上奏。梁启超称这篇奏折为“戊戌变法之源点”。1904年8月，严修在严馆和王益孙家馆基础上，积极筹设成立中等学校，他还多次与张伯苓等人讨论校章程。不久即成立私立中学堂，后改名私立敬业中学堂，即著名的南开中学前身。当时校址仍在严宅，每月经费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张伯苓任监督（校长）。^[2]

1920年1月，周恩来指挥各校学生赴直隶省署向省长曹锐请愿，结果被逮捕。5个多月后，周恩来出狱，严修一如既往地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带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由此不难看出，对待不同学生，严修有不同的做法。而周恩来当年“闯的祸”，要比那位不知名的“某”生大得多。^[3] 1919年，严修捐款七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选择两大最优秀学生出国深造。根据李福景先生之子李竞同志的口述笔录，“对应派谁出国，首先是由严老先生同张校长商量的。他们都同意派周恩来、李福景两人。周总理在1962年还提到过此事。总理在法国不是勤工俭学，靠的是严范孙奖学金。他只是为了进行社会调查才做过短期的工作。严范孙奖学金起了资助革命的作用”。严修在1921年4月28日寄给当时靠官费在法国留学的第六子严智开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周、李出国之事。信中说：“昨李琴翁（按，指李福景之父李琴湘）携示李新慧（福景）家信，因英伦物价奇贵，拟偕周翔宇（恩来）先来法国。计算此时，到法已久，汝必与之相见矣。兹有答彼二人之函，望即转交。闻留学官费亦多欠发。汝现在费用短绌否？”周恩来一到法国，即又投身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向严修进谗，说周到外国思想变了，又加入了共产党，劝严不要继续资助他。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给周寄钱去。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到以上事实。^[4]

根据张希陆先生回忆，“因为抗战期间总理在重庆时，曾多次问校长有无严老先生的相片，因此，那天我们把印好的相片带去。就餐时，我把相片交给总理。总理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间，端上一碗汤来。总理又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这些话是我及在座人亲耳所听，我至今未忘。”^[5]

◆朱启钤

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朱北海回忆，章士钊先生第二次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曾授意请章士钊先生写信给先父，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台湾。章两次写好信后，交金山同志派人设法送往上海。据先父说，只收到一封。据金山同志说，第一封信因为送信人中途牺牲，未能递到。上海解放后，周总理即派章文晋同志（先父的外孙）到上海将先父接到北京，同行的有我的侄子朱文楷。此后先父即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一直到1964年去世。^[6]

朱北海回忆，先父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明岐阳王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明初封为岐阳王）。这批文物中，《吴国公（即朱元璋）墨勅》、《张三丰画像》、明太祖御帕及纪恩册、《平番得胜图》等均极为珍贵。其中仅《张三丰画像》一件，解放前美国人福开森即准备出三万美元购买，但先父出于爱国心，并未卖给他。政府为了表彰先父此举，除文化部予以嘉奖外，并曾将这批文物在故宫太和殿公开展出。

周总理对先父关怀备至，先父来北京后，就被安置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因先父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修整所的顾问；并先后安排他为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50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征求先父的意见。先父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

（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

（三）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

（四）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当初（约民国二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我（即先父）手，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这些建议，有关部门大体上采纳了。东西“三座门”开始并没有拆除，后来因为有碍交通，才不得不把它移走。^[7]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访问，向章老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

先父当时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在谈话中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了文盲啦？”总理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先生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给详细介绍介绍。”先父在葬俗上思想较旧，担心身后被火化，在总理快要告别时，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即我的母亲）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我们没想到先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忙去阻拦，但是总理却又一次制止了我们。等先父说完后，总理对着他带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先父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www.xing528.com)

事后，先父曾对我们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8] 1961年先父90岁生日时，周总理曾送来了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以后又在全国政协二楼小礼堂为先父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除我们家的家属外，章士钊先生和张学铭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在祝酒时，周总理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祝寿（先父号桂辛），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宴会上，我们家属表示感谢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总理说：“不要感谢我，我是代表党和毛主席来给大家祝寿的。”在席间，我的继母许曼颐问邵力子先生：“邵老，傅先生怎么没有来（指邵老的夫人傅学文）？”总理听到以后，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要请夫人们都来参加。朱夫人提得很正确。”在我们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总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我爱人周季藏听了总理的话就给先父写了一张便条（因先父耳聋，有时用写便条的方法“谈话”），说明总理的意思。先父看了以后说：“好呀！那就请总理订个日子吧！”这样，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请总理来家里作客。

但先父终因年老体衰，于1964年2月26日逝世。临终前，犹时时以总理远行国外为念。^[9]

◆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称许周恩来“有善可称，无疵可指”。有录音为证，如下（以下均引自黄河清：《梁漱溟谈周恩来》）：“在男女关系上……究竟几个，我们都说不准。那么周总理就完全不然。周总理是好，周总理人真好！啊呀，周总理人家都说是人民的好总理啦。啧，我对他佩服，我佩服周总理。啊呀，啊呀，周总理是好人。啧，啊呀，立身干净得很。啧，啊呀，一心为公啊！（黄按：说到此处，梁漱溟先生哽咽，动感情，唏嘘不已，眼睛发红，泪水盈眶，几不成声。）啊呀，周总理可是好人，这个人有善可称，无疵可指。你指他的毛病，挑毛病，挑不出来。啧，（哽咽）啊呀，好啊，然而他就是始终忠于毛主席，始终作第二把手。总理是人好得很，啧，私生活干净极了。啧，啊呀，（哽咽）昼夜忙啊，见外宾接头谈话，都是到深夜，回到中南海，休息那么一个短的时间，又要出去。吃早点都不能吃，上了汽车，给他送来点包子、馒头之类吃一吃。然而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他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死啊，说是累死的。”下午梁漱溟先生讲的。以后，他对周恩来还多次讲过类似的话。在南京国共和谈的时候，梁漱溟背着周恩来与国民党谈条件，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骂他是“伪君子”、“真小人”。 1950年代初，梁漱溟顶撞毛泽东，周恩来帮助毛批梁。有这些事情，梁漱溟完全可以看不起周恩来，但是他却高度赞扬之。人们说，梁漱溟先生称许周恩来的这些话全是肺腑之言，没有半丝半毫的假意。^[10]

“文化大革命”初“红卫兵”运动时，山东省的“红卫兵”来到北京，把梁漱溟揪到火车站，要拉回山东批斗。这要被拉去山东批斗，梁老这条老命可能就保不住了。未料在欲走未走的当口，戏剧性地来了解放军，把梁漱溟给留了下来。据说，这救梁的解放军是周恩来派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批斗他的会议上，发出了在彼时彼境可算是惊天动地的狮子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梁老说，那原先对他彬彬有礼的宋希濂都开始辱骂他了。可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批斗会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据说这又是当时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的暗中安排。是不是因为这两次的救命之恩使梁老对周恩来产生如此好印象呢？绝不是！梁漱溟先生是学者，是大儒，是“士”，士可杀不可辱。要说周恩来可能救过他，使他感恩戴德；那周恩来对他的伤害却远过于救命之恩。知识分子最忌被人说想当官，况且，梁漱溟先生是真的不想当官。俗话说伤人莫伤心。周恩来却选择了这最能伤害他的要害部位来加以嘲弄、讽刺、挖苦。那么，很显然，把梁漱溟称许周恩来同个人恩怨联系起来是说不通的。可见，以个人恩怨来论梁漱溟称许周恩来是太浅了，于梁、于周、于自己都太浅了。^[11]

周恩来讽刺、侮辱梁漱溟，梁漱溟真心实意称许周恩来，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窃以为，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来看，才能理解。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以儒家政治、道德标准来看周恩来，周似乎应该得到肯定。梁漱溟先生就是这样肯定周恩来的，他将一切个人恩怨完全彻底置于“度”外了。无论人们和历史将如何看待梁漱溟对周恩来的极度称许，他那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的论人态度是绝对可取的、科学的。至于周恩来一生的是非曲直、功过、人格很复杂，尤其是对其人格的评述，今人既不能一言以赞之，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总要十二分注重彼时彼境。^[12]

◆马一浮

马一浮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13]

马一浮先生靠自学融会英、法、德、 日、俄、西班牙、拉丁等七种文字和梵文，游学诸国，熟习西欧文化。先生于儒学、佛学、文学、哲学无所不精，博综百家，如海纳百川，而首崇儒学，精而义理，素有“儒释哲一代宗师”、“国学大师”之称。同时精研书法，含章草、汉隶自成一家。他的诗词造诣非凡，为时人所推崇。^[14]周恩来总理一贯礼贤下士，敬老崇文，把马一浮先生作为党的老朋友对待。他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杭州时，也邀请马先生陪宴，并指示浙江省委有关领导，要从各方面关心照顾马一浮。1963年马先生80岁生日，周总理还专门拨款1万元作为马先生颐养天年之资。

1964年初冬，马一浮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并宴请一部分民主人士，马一浮进入怀仁堂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站在门口迎接，周恩来介绍后，毛泽东与马先生紧紧握手，连声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被胡乔木称为“博学多才、一代宗师”的马一浮先生，平时很少公开赞扬一个人。但他对周总理却是由衷地敬佩，所以不由得在古书中集了一副对联，书写后送给周总理。联语是：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上联用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语，赞扬周总理一心为公地选用贤能之人，讲信用，维护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间的和睦、团结。下联分别用《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和《孟子·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中语。“体国经野”泛指治理国家，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以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来影响、教育人民。这联语“古为今用”，贴切地表明了周总理的为人。

1952年春的一天下午，应聘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翌年三月，又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首任馆长，又一年，“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15]在1953年9月梁漱溟为农民问题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起争执和冲突时，长于儒家“中和”的周恩来为了调解，请沈尹默告知马一浮去劝说梁漱溟，但是，马一浮却婉言谢绝，他深知梁漱溟在崇敬孔子的同时，其性格却并不尽合于孔子的温厚与中道，也不能做到“圣之时者也”，“我深知梁先生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周恩来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及浙江省长沙文汉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参观了牡丹盛开的西湖花港公园之后，来到了公园里的蒋庄。周恩来在楼下“翘首向楼上高声问话”，询问马一浮是否在内。马一浮知是总理及客人到访，即穿上长衫由弟子蒋苏庵扶下楼迎客。周恩来对客人称马一浮为“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

另一件得到周恩来关照的则是对马一浮祖茔的特殊礼遇了。到了1959年，在全国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热潮中，按照规划，须削平马铃山头并迁坟，以造炼焦分厂。马一浮得知此事，又致函浙江省政协，要求予以保留，“近日因往扫墓，见其地已改作土法烧砖工地。某之生坟已被掀倒……曾蒙省级机构照顾，允予保留在先”。由于关涉政治运动，浙江方面将此事请示周恩来，总理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马老的先茔坟墓与他的自营的生坟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上的树要补种起来”。后来杭州半山钢铁厂改变计划，从而形成了以后“中间是墓地，两边是焦化分厂的格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这种特殊的礼遇确实在任何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对于马一浮来说，也是难以忘怀。在后来致谢半山钢铁厂的信中，他说道，此“尤仁人之用心，存殁均感，永铭肺腑，无敢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