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与收购文物

第三节　保护与收购文物

◆收购海外中国珍稀文物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到文物大省陕西视察时，就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28]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指示前线部队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前线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山西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29]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刘氏嘉业堂重要的藏书得以保存。后来刘家将这批藏书捐给了人民政府。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周恩来还指示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请他们注意保护。^[30]

◆主持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这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在建设中，常常会触动地下和地面的文物。这些文物，该不该保留，哪些要保留，哪些该拆除，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周恩来在1953年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我对文物问题很感兴趣，然而面对今天大规模建设事业，假使在保存历史文物问题上主导思想不一致，北京的城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他又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的，我是强调要推陈出新。”“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周恩来认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只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传之久远，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会议上，多次讨论文物保护问题，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1961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和强调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从此，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是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示分不开的。^[32]

周恩来非常关心文物征集工作。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堪称稀世珍品，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华侨托人致信周恩来，称《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33]

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34]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体现了新中国的文物政策。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这些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让人寻找四羊方尊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周恩来下达寻找四羊方尊的任务交给当时的中南文管局。可是当时文管局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从各处调来的年轻人，没人知道四羊方尊。这时，当时给文管局帮忙的蔡季襄老人回忆起20多年前四羊方尊从出土到后来的经历，根据他的回忆，四羊方尊可能随着旧时的湖南省银行躲避战火转移到沅陵。最终，人们在中国银行湖南分行（前身是民国时期的湖南省银行）废品仓库中找到了已经碎成二十多片的四羊方尊。^[35](www.xing528.com)

◆谢绝尼赫鲁欲购云居寺石经

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白云山下的云居寺又名西域寺，俗名小西天，是一座规模宏伟、建筑精美的寺院。寺内有南北压经塔两座，以秘藏丰富的石刻经板而名闻中外。一九五六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陪同他参观云居寺和出土的石经。尼赫鲁看到这批精美的石经后，不无感慨地说：“总理阁下，我们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有西天天竺国之称，贵国唐代敕封的唐僧曾来西天拜佛，取回真经万卷弘扬。”“现在我来到中国号称小西天的云居寺， 目睹这些刻在石板上的石经，说不定有些经卷在印度已经失传，请允许我和阁下商量，印度愿以同等重量的黄金，换两块同等重量的石经，运回印度供奉，恳请阁下俯允。”周恩来微笑着说：“这些石经，是中国人民经过一千多年创造的天下奇迹，号称国宝。黄金有价，国宝无价呀。我作为中国总理，怎能用无价的国宝换取有价的黄金呢！我不能答应，请阁下谅解。”说完，两位总理都相视而笑。

◆亲自修改介绍故宫的小册子

周恩来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周恩来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发后，周恩来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并批准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对文物书刊印刷设备的更新也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要求，文物部门在向观众宣传文物时要处处为观众着想。观众是不是看得懂，听得明白，解说是不是回答了观众可能产生的疑难问题。

从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周恩来先后对修改《故宫简介》作了三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又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圈阅后才算最后定案。1971年7月5日，《故宫简介》在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游客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不仅成为各地博物馆重新开放时编写文字说明的范本，而且极其畅销，日销量达7500册。^[36]

◆宣传马王堆考古新闻稿

1971年7月，周恩来在审阅新华社报道考古新发现的新闻稿时，因为新闻稿关于金缕玉衣图片的说明很笼统，没有交代清楚出土时的情况，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注（按：指金缕玉衣照片的说明文字）未回答：两件葬服是否还裹在男女骷髅上，还是遗落散开，后经我们加工的。” 1973年4月，新华社准备播发关于马王堆汉墓女尸被解剖的新闻稿。周恩来审阅了新闻稿后，特别指示：“关于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指示进行文物展览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大刀阔斧地恢复文博系统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故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出土文物大型展览”。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为了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又提出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意见。他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录。出展文物中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这次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折服于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