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要反封建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有几个具体实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周恩来乘车飞快地赶到机场，见飞机已起飞，他长叹一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24]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1948年1月，周恩来观看晋绥军区平剧院演出的《连环套》后，对演职人员谈了一番话，又涉及张学良送蒋介石的事情，他说：“张学良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以后，表现很好，很愿意抗日。但是，张学良在《连环套》这出戏中受了很大影响。他说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就说明戏剧对人的影响在脑子里是擦不掉的，以至影响到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演戏也一样，应该知道这是为教育人的，要在不知不觉中感化人，不要光为娱乐而已。”[25]
张学良是个戏迷，对流传甚广的《连环套》 自然十分痴迷。周恩来的那段话，意思是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与窦尔敦一样，因为担心落下恶名，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之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甘愿接受处置，结果落得个终身软禁的悲剧下场。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西安事变》还特意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在周恩来看来，传统戏曲及旧文艺固然可以娱人，但其精神内容确实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求差之甚远。他说过：“文学家、画家描写山水或者画一个渔翁、一叶扁舟，也未尝不可作为一种欣赏。这种画没有害，而且有益。但是，不如乘着宇宙火箭在宇宙中遨游，那是何其伟大呢？”他还举例说：“我唱《义勇军进行曲》、《红军渡黄河》、《东方红》，唱起来就觉得精神受鼓舞；要唱屈原的辞，总是觉得差些。“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又如陈云，“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而“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再如毛泽东，“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
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同时，肯定会遇到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责难，挑剔人家的毛病，甚至吹毛求疵，拒绝学习。1962年，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说：(www.xing528.com)
旧的迷信应该打破，如古比今好，外比中好等等。但又产生了新的迷信，如：今的一切都好，古的一切都坏。……新的东西那里来的？中国一切都好，外国一切都坏，骂倒一切，这又犯了另外一个片面性，又回到义和团时代了。[26]“外国有好的东西，古代有好的东西。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好的，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是好的。怎么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品呢？任何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7]
其实，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被人们称之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他给英国人带来的骄傲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二战期间，有一个记者问丘吉尔：“莎士比亚与印度哪个更重要？”丘吉尔首相回答：“宁可失去50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民族与国家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能够征服世界，主宰世界，而是因为他拥有的文化、精神是别人无法拥有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的“封、资、修”，其实是拒绝学习西方成为全局性的文化战略。当时，甚至对发达国家的所有科学技术都进行了拒绝与排斥。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纠偏。1973年，周恩来说：“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28]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方面差距的拉大，就是拒绝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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