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多种主张

近代中国，对待传统文化曾经成为对待革命的一个标志，那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情。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挨打？为什么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割地赔款？为什么总打败仗而不能打胜仗？除了从政治制度上寻根之外，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开始在文化上寻根，认为中国人在文化上落后。我们没有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自治精神、 自主精神，这些恰恰匮乏于我们的文化之中。鲁迅批评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在1925年，甚至不希望青年人读中国书。虽然是极而言之，但是道出了他的深深隐忧——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文化传统对青年的危害。鲁迅认为中国人卑怯、懒惰、贪婪、巧滑、瞒和骗、势力、爱面子、做戏和无持操、中庸之道、精神胜利法。

☆反思传统派

梁漱溟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人的落后原因，指出了中国没有法治的缺陷。只是辜鸿铭不知就里，心傲气浮地把中国人大大的夸奖一番，甚至认为一妻四妾就像一个茶壶四个茶碗那样合理，都是值得褒奖。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里面，心平气和地开始研究中国人的性格，在列举了中国人的优点之外，还列举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指出中国人圆滑、冷漠、无动于衷、超常的忍耐、消极避世等等。林语堂在《中国人》的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与反省的结果。我没有试图与人辩论，也没有竭力证明自己的观点怎么与众不同。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于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谈论它的《春秋》一样。”他已经意识到写这样的一部书，可能会“激怒”一些“我的同胞们和伟大的爱国者”，他把自己与“另外”的一种爱国者区别开来。 自己实话实说，不想应付那些整天嘁嘁喳喳唱高调的、不说祖宗一句坏话的孝子贤孙们。林语堂批判的这些劣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林语堂对传统文化观察得细致入微，揭示得入木三分。他是很负责任的、有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

☆批判传统派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起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无法与现代化接轨，因而不遗余力地反传统。反传统三个字就是这些年人们根据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旨总结出来的。反传统是一窝端，当然需要新的文化来代替旧的文化，因而，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全盘西化”出来了。陈序经接着胡适，更彻底地鼓吹全盘西化。陈序经说胡适是“文化折中派”是有其理由的。陈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他也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路向有三派：“（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二）折中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说：“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请注意，陈氏在这里提出的是中国文化不但要全盘西化，而且还是要彻底西化。陈氏和胡氏的区别正是在这里。因为胡氏始终认为：“文化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换句话说，胡氏是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实现中国本位的文化。陈氏则不但把全盘西化看做是手段，还把彻底西化看做是必须的、必然的理想结果。

还有一批人，人数开始不多，后来逐渐多起来了，是中华文化本位论。这派人是鼠目寸光，看到当时中国问题没有解决，就主张走回头路。

☆文化复古派

文化复古派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反动，一些文化人站出来以反对西方文化为名反对现代化。这些文化人对现代文化无知，甚至对自己的传统也无知，决定复古倒退。他们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

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次狙击，其基本精神是中国有其特殊性， 目前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的特性了，不应该诅咒中国的制度和思想。(www.xing528.com)

这些人遭到了新启蒙运动的猛烈批判。为首的是陈伯达，共产党内部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彭德怀都做了呼应。认为在文化上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新启蒙运动

在1930年到1938年间，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胡绳、潘梓年、何干之、梁实秋、林语堂、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发起了新启蒙运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表现出了对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热衷与追求，批判了专制主义，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新启蒙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两年之后的1940年，周恩来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多方面的文化工作——新启蒙运动在今天还有重行提倡的必要，虽然五四运动已过了二十年，今天尚有人提倡复古和反民主的思想，这种情形实令人觉得沉痛。”^[2]

谈到启蒙的必要性，周恩来说：“民主思想的书籍——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建立民主的传统。所以，必须积极提倡以打击反民主思想。”^[3]张闻天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对新文化内容提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四个口号。同年8月，周恩来遥相呼应，说：“关于文化政策。这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争论的。洛甫同志所提的四个口号无疑是适用的。”^[4]

张闻天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的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1940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大纲：《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第三节，此报告是会议的主报告。张闻天明确地指出：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 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5]

应该说，张闻天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阐发，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时，张闻天说：“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的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6]

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批评中国本位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决不应该闭关自守；相反的，它应该充分的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而成为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一部分。”但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决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它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7]对于张闻天所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口号，邓小平在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报告时，也进行了宣讲，支持了张闻天的观点。邓小平说：

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8]

抗战时期彭德怀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问题”谈话，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以上、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就如何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谈了7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1943年要贯彻民主政治的精神与实质的教育”。彭德怀主要谈了3点：第一点说，“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和要求，毫无疑义是和平建国与民主自由”；“今天中国的民主，是要求国内阶级平等，要求一切被压迫阶级取得他自己主人翁应得的权利”。第二点说，“我们在敌后推行‘三三制’是阶级平等的民主政治的实质”，“今天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缺乏真正的民主精神，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封建等级观念、家长制、宗派主义等，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讲视若无睹……”；并提出要“在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作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形”。第三点说，“我们决心在党内和政府中推行民主教育，把推行民主教育与党内整顿三风密切联系起来”，“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因为中国人民素来没有民主习惯……”；接着彭德怀要求，“各战略区主要负责干部应该利用多种集会，讲解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把民主运用到广大群众中去。创造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到最后胜利”。彭德怀作完报告后，《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43年3月19日发表了题为《彭德怀谈民主教育》的文章。^[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