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两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时，笔者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简直是无以言传。一方面，笔者对于周恩来在这场浩劫中力挽狂澜，深深的敬佩，另一方面，对其借用佛家的献身精神慷慨赴难而惊愕不已。
佛教教义有一条关于“涅槃”的说法，认为只有履行佛教道德规范的人，才有希望达到最高的“涅槃”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可超脱轮回，进入一种永恒平静、无限幸福的状态。如果违背佛教的道德律令，破戒作孽，其结果就会下地狱，遭受各种各样可怕的折磨。“苦海无边”，违反佛家道德戒规只能得到轮回的苦难。周恩来借用佛家描绘这种地狱和苦海境界来形容“文化大革命” 自己所陷于的困境、实不为过。一部分人不理解他、反革命集团要制他于死地、全党深深陷于“左”的束缚之下，广大人民群众远未觉醒……而周恩来又不能撒手不管，任天下大乱，又不能站在“左”的对立面，旗帜鲜明的斗争……
那么，周恩来和佛教究竟有没有精神上的渊源关系？
佛教公元前6—5世纪产生于印度，后来流传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现在东南亚有些国家如柬埔寨、老挝、泰国等有90%以上人口信奉佛教， 日本也信奉佛教。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结果形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传统文化。佛家在印度开花，在亚洲结果。中国人有多少人信佛教，没有准确数字，但不信佛教的人，不能否认他没受佛教影响。佛教的积极面表现是：如容忍（对同志、朋友容忍起码正确）；寡欲（佛教道德对僧侣的十条戒规），这对人们生活中的艰苦朴素、健康心理人格的培养有好处；行善（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献身（必要时舍出自己性命）等。周总理1963年10月20日这次同佛教徒谈话中说：“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21]周恩来父母都是信佛的，这是1963年10月20日，他接见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谈话时明确告诉大家的。毛泽东父母也信佛，并且信得很虔诚。可见佛教对少年周恩来是有影响的。少年周恩来是受到佛教影响，与听故事、看古迹有关系。他生母万氏给他讲过《西游记》的故事，他后在万府书房里找到《西游记》，贪婪地看了。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他大致了解了佛学概宗。1914年，敬业乐群会成立，其中就有一个“佛教研究团”。 1916年5月6日，他有一篇作文《诚能动物论》，对佛教精华给以很高评价。
“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贵未及于天子，富未比于陶朱，享寿亦若中人，秉权要异将相，而其炫于当世，照耀于后世，言中于人心，行垂于史册，虽以天下之贵，陶朱之富，老彭之寿，将相之势，莫能易焉。何哉？岂非以三子之诚能动物也耶！”[22]
这篇杰作获得评语是：“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言。”“识见高超，理境澄彻。”经严修校长亲自选定为全校第一名。他认为这几人既非富如陶朱的富翁，也非贵如天子，却得以照耀后世、深入人心、名垂史册。原因在于这三人“诚”，“不诚无物，孔氏之言也。守诚坚信，耶氏之旨也，勿诳言，勿欺骗，佛氏之戒也。”周恩来认为，孔氏是仁，耶氏、佛氏是灵。而仁、灵是人类之共有天性。“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他认为这三个人是人类“诚”的典范。
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周恩来18岁，正是人的一生知识突飞猛进，信仰、信念树立而又更换频繁的时期。这时新思潮很多，他这时对人类传统文化却坚守着，令人欣喜的是，青年周恩来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做了自己的道德修养要素，他认为“诚”是社会进化、进步的动力。只有“诚”，才能克服执政者的“恶”。诸如，曹操之伪，司马昭之篡，梅特涅之毒。只有倡导“诚”，才能改变世俗、民风。
这一年8月，周恩来又在另一篇作文中提出儒、释、耶、回学说之精华可造就人的完美人格。“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23]他认为现实之弊政，无不和人格不完善有关。人格之失，没有大道可求。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塑造自己人格价值取向时，从未忘记佛学的博爱精华。并主张用这一价值准则改造国民人格，以期改造社会。
19岁的周恩来去日本留学，还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其中著名的“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弘扬的是达摩面壁奋发图强的故事。此诗格调高扬，感情豪放，表达了为国为民可以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这首诗成为青年爱国的千古绝唱。
1918年元旦这一天日记写道：“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话说得对：‘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照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24]周恩来到日本，生活困苦，思念亲人，但没有忘用佛学精华去塑造自己。元月2日，在（修学）栏里写：佛门十戒：杀、盗、淫、酒、勿妄言……”[25]这一天，用佛家仪式焚香、静坐，念诗纪念母亲。(www.xing528.com)
从校门出来之后，接触了残酷无情的社会，才知道自己力量的单薄，只能用佛洁身自好。周恩来在日本苦恼的时候，曾寄托于佛教的“无生主义”，在他的旅日日记中记载了1918年2月间一段苦闷心情，讲了对“无生主义”的看法。“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原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我〔长〕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26]
“无生”也叫“不生”，是小乘佛教的八不缘起之一。《中论·观因缘品》：“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事物既非自因生，也非他因生，又非共因生，还非无因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缘生，否定人的创造性，主观努力的一面。当时周恩来在日本求学、经济上常陷于困境，思想彷徨，正在苦恼于不婚主义、信奉民主主义的前夜，忽然有这么一段和佛教“无生主义”结缘。这也说明，他青少年受佛教消极的影响是不能令人忽略的。
另外，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同代也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过佛教，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思潮。这一点中山大学陈少明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这一专题研究中已指明，在近代有一个佛法入世的潮流。他指出：“与今文经学相伴随而复兴的另一传统文化思潮是佛学。近世佛学的复兴早可溯及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近则缘于戊戌时期杨文会的提倡。”[27]陈少明认为龚、魏信佛是晚年可供心灵避难的一块净土，杨文会超然于世俗之外，而康有为、谭嗣同和章太炎则利用佛学积极入世。其中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是其中更激进者。谭嗣同突出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激励人们参破生死，成仁取义，众人平等，“大无畏”。章太炎治佛始于狱中，出狱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28]陈少明总结道：“其一，近代佛学复兴，过分强调科学、理性的一面。……如此陈义， 自然合乎现代人的‘科学’心态，但一种信仰，如果靠精湛深玄的论证来成立，就只能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学业，而难以有效地成为民众的信念基础。”其二，由于佛学包括对社会人生的许多洞见，也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对人性的升华及鼓舞世俗生活的改革均具有正面的价值。但其原始精神是出世的，它不导向新的社会目标，对其承受得越彻底，越容易导向否定一切社会以至人生价值的态度”。[29]佛教在近代的命运是这样，这也是青年周恩来后来放弃佛教的原因，五四运动后，对佛教消极面的东西完全放弃了。他所吸收的，是佛教中精华部分即献身精神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结合，产生了周恩来式的献身精神。宁可自己入苦海，也不使人民遭难！实际上，只有他才达到了“涅槃”的至高境界！
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佛教、佛学采取了平等的方式，让他们存在、发展与进步。周恩来善于把佛教与社会进步、与革命结合起来。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讲完话之后，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周恩来不是佛教徒，从青年开始就彻底信仰了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但是还不能忘情青年时期迷恋的佛学故事。建国以后，周恩来如何对待佛教佛学呢？一次陪外宾到佛教圣地龙门石窟视察，非常想买一套价值500多元的《龙门二十品》，因钱不多带而作罢。《龙门二十品》是一部有关佛教文化的画著，可见几十年后的周恩来依然对佛学抱有兴趣。
新中国的建立，天地翻覆。党内有的同志认为，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主人，宗教的基础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再信教了。宗教界人士则很担心，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会不会消灭宗教呢？对此，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都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做了深刻阐述，纠正党内一些同志在宗教问题上的简单化认识，也消除了宗教界人士的疑虑。1950年4月13日，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到宗教问题，周恩来讲话：“苏联十月革命已经三十年了，现在还不是有很多教堂，很多人画十字？” 1957年周恩来还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这么死。”[30]周恩来一再重申，“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1956年，周恩来在《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的谈话中说：“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我们对于信仰佛教的民族也要帮助。”[31]周恩来最大的成就可能是把佛教与外交联系起来。1955年，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有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首脑提出，他们国家的人民想朝拜保留在中国的佛牙。考虑到东南亚国家佛教徒的感情和新中国外交的需要，周恩来总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意由中方派员护送佛牙到这些国家，接受教徒们的瞻拜。中国保存的佛牙巡展东南亚，对东南亚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代表团每到一个国家，下起平民百姓，上至国家元首，无不竭诚相待。其时这些国家人们往往是倾城出动，香火缭绕，鼓乐齐鸣，人人顶礼膜拜，其迎接佛牙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大悲法师一行访问缅甸时，飞机尚在空中盘旋，缅甸首都仰光的数十万市民已跪在道路两旁恭候。
除此，周恩来对佛教在当今世界上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抱乐观肯定态度，认为它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1956年，周恩来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印度各地作四千英里的访问旅行。在印度对华侨提出了“人人学玄奘”的口号。这使赵朴初这些佛教人士深受鼓舞，感到做中国的佛教徒而自豪。
1961年1月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曾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万塔云城”蒲甘，并为保护蒲甘的文物捐了款。访问后，缅甸人民为纪念中缅友好和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便用周总理的捐款在著名的瑞喜宫佛塔东门外修建了一座蒲甘凉亭。在凉亭正面用缅文镌刻了“人民群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所捐之款做的善事”。
1963年10月，周恩来对中国佛教协会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纪念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几天以后，周恩来对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金刚秀一等人说，“谢谢你们很愿意纪念这位高僧。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像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32] 10月2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他肯定了佛教徒的工作。为了扩大各国佛教徒的交往，密切亚洲各国佛教徒的联系，周恩来提出希望再有这样的机会。“不一定在北京，可以在东京、河内、金边、雅加达、加德满都、科伦坡、仰光、平壤……”[33]如果在北京聚会，中国愿意接待各位。
周恩来是个唯物主义者，不会再相信佛祖能救世了，但他能正确对待它，充分发挥佛教在人类进步的稳定作用，这是一个大政治家的睿智。这些行为，感动了佛教徒。“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恶毒攻击。是的，周恩来那种佛家献身无私的精神，感化了天地，也使当时的中国居士心仪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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