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家的影响与周恩来的领悟

◆与道家

道家在治国谋略、策略、人生观、宇宙观、养生、怡情等方面对后人影响颇大。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这是1918年8月20日鲁迅写给老友许寿裳的信中所言，后收入《书信集》。道教不是显学，没有儒学那么至隆至要。尽管如此，道教与儒教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于道教的“根基性”。 1933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陈寅恪把道家与儒释并列为一块，为后来学人所宗，奉为定律，世无异词。南开学生时的周恩来写过作文把老子和赫胥黎并列颂扬。1939年在绍兴同曹天风论道家精要，建国后周恩来以屈求伸，都和道家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1916年3月，年仅1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作了一篇“波澜壮阔，议论崇闳”（老师评语）的文章，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这篇作文先以深远壮阔胸襟，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求之古今中外。”他认为这么大的时空仅得几个人，几门学说，即“儒之孔、西之耶、印之佛”。这三大学说“震荡乎五洲，炫耀乎亿兆。”因为这三大学说太光辉了，以至于把所有的人思想都掩盖了。同时，“三子”学说有失误的地方，则造成“普天下人之公误也”。这种公误“以世界万物之最灵而著斯公误，则是无人也，无世界也。”^[13]三大学说太伟大了，堵塞了思想，影响了世人的思考，影响了世界的发展。客观世界的存亡、生灭都失去了明确的依据。这就违背了世之常道。当一系列推论完成了，周恩来把问题引入老子论述的道中：

“何道也？ 曰：常道也。寒而衣，饥而食，陋而学，长而行，弱而健，老而壮，遵生化之轨，循天地之径，不戕其生，不变其本，则死无所见，焉用其生。知其入死，又安弗知其生，是生存常道也。旷观以往，履斯道者，殆无一人焉，何哉！ 岂人类之不知耶？抑知而弗克行耶？然而吾按诸吾华老氏之言，则有若相符合者，是老子明斯道也。”^[14]

这里，年轻的周恩来能把《老子》里规定的客观实在性，人们先要有衣、食、住、行的唯物史观，注重人的现世，不去迷信来生的思想精华全都拿出来，认为这是“三子”孔、耶、释之学说所缺之者。

那么，老子为何主退让呢？老子真的主退让而没一点积极入世的思想么？周恩来先分析了道家的历史背景。

“夫老氏处春秋之际，学战之时，邪说馚言，震荡人民耳鼓。淫思巧智，布散亿兆衷怀。礼义不能范，考梯无能为。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同族相残，兄弟相害， 中馛之羞，人君不耻。新台之辱，敌国不讥。驯至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妇乱而五伦毁，长幼弃而仁义亡。终日皇皇，辄为名利，朝荣夕死，亦所希冀。去常道日益远，视生死辄无关。”^[15]

这里，周恩来洞悉了道家的历史背景是竞争太激烈了，人和人之间缺乏应有的调适性格和退让精神。那么老子在这种政治不清明，人际关系不和谐的纷乱社会之中，怎样给人们指出生路，而恰恰此时，孔子之学说造成“学者风从，几移全域”的地步。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倡导“圣人”之治，主张“贤人政治”，还能跟着孔子唱高调吗？不能了，只能唱一唱反调。就是同意孔子之言，也只能“正言若反”。只有提醒世人，退让吧，才能进步！其实，老子主退让之中，也包含着竞争，不过换一种说法而已。周恩来写道：

“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絷，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其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 岂无因而发哉？奈世人不察， 以老氏甘主退让为失竞争之旨，实则老氏何主乎退让？”^[16]

这就点破了老子主退让是一种策略，实质亦是让人们进步、让社会前进。在这种社会进步过程中，老子反对假“圣贤”以营私利。《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说，不推崇有才德的人，才能引导百姓不互相争名夺利；不珍爱难得的财物，才能引导百姓不去偷窃；不显耀容易引起贪欲的事物，才能使百姓的心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为时代倡导“尚贤”偏方，而世事往往走向反面。假的贤人会借此层出不穷，伪装的言行会欺骗天下，结果“尚贤”成为社会风气一大乱源。在法治、民主不健全情况下，无一例外。古文物值钱，就有盗墓者。心怀野心，虚荣者，争而攀之，把社会正常生活打乱了。庄子当年也曾极而言之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趋于常规，盗者自然消失了。“盗”者，欺世盗名者。

青年周恩来看到了老子主退让背后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是和赫胥黎物竞天择“实一而二，二而一也。”过分的竞争变成人兽不分，要有恰当的竞争。这种恰当竞争是什么呢？“明公私之争，舍人我之竟，则人格以成，斯足以为万物之灵也。”^[17]“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18]周恩来这种退让中的竞争，在于恢复人的尊严，恢复社会风气的正常。这既符合当年老子的基本政治倾向，又是周恩来对当时社会的针砭。

周恩来在这篇作文中提出来的“退让竞争主义”是他青年时从《老子》中总结出来的行为哲学。他的一生中，有过无数次为了社会进步的斗争，但每次斗争中，都含有一定程度的退让；他一生中有过无数次退让，但无论何种退让中都包含着斗争。他从不把“竞争”和“退让”做绝。二者总是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在同对手谈判中，在党内“左”倾错误居于支配地位历史时期中，他运用“退让竞争主义”，而立于不败之地。这种“退让竞争主义”也铸就了他“明公私”、“舍人我”的人格。这种健全人格与“竞争退让主义”哲学的结合，是青年周恩来吸取道家文化的感悟。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来到了祖籍绍兴。绍兴进步人士、《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作为欢迎周恩来的总代表。两人很投缘，论抗战，论政治，论学术，无所不谈。曹天风提出：“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确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女关’。”周恩来立即反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先生一时回答不上，周恩来接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曹先生连称“是、是。”^[19](www.xing528.com)

老子这段精彩的话在《老子》一书中出现过两次。第十章少一句“为而不恃”，第五十一章则全。“生而弗有，为而弗持，长而弗宰，此之为玄德。”译成现代语言是，如天地一样，虽能生长万物，但不据为己有；因自己德业而成功却不自恃有功；虽然滋长万物却不为其主宰，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大德。这一段话是老子一大人生哲学，没有丝毫的占有欲。对社会付出而不求报答，这是道家的一个基本精神。道家有着自己的戒律。《老子》第二十二章说：“自视者不章， 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译过来的意思是， 自以为是的人，反而不能彰显之； 自我显露的人，反而不能反省自身； 自我夸耀的人，反而不能立功立业； 自以为贤能的人，反而不能当领导。道家反对自作聪明居于人上，发号施令。道家主退之中去奉献，主张立了功、建了业不能翘尾巴。作为共产党员的周恩来，这时对道家的精华的了解、吸取只能是使他一直坚持保有这种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周恩来在中学研读过《老子》，他有些处世原则也按《老子》精神去规范的。如他在南开中学组织了“敬业乐群会”，他没去当会长，却当了一个抓具体工作的部长；长征中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事上的“下最后决心者”的决定权，却慢慢地转交给毛泽东；抗战中任陈诚部长之下的副部长，……如此等等，真正做到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道家对个人修养确实有好处。考察周恩来一生行为，其中有些行为和道家有着浓厚的承继关系。

1916年，1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主办《敬业》学报，以“飞飞漫墨”专栏，撰写了好多题材作品，其中“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是他少年背诵下来的诗。诗曰：

漫言宫锦傲鱼蓑，
渔舍侯门两若何。
果使功成返渔钓，
君臣今古白头多。

周评价说：“怀古诗至斯，良足贵矣。”这是明显肯定这首诗的，因为这首诗具有很强的道家情怀。前两句体现了道家可入世、可出世的精神。后两句活灵活现了道家“功遂身退、天下道也”的主张。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政治生活中，前贤们主张急流勇退，他们深谙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残酷王权政治。一个刚刚满18岁的青年人，虽无此深刻体验，其不把追求个人富贵荣华放在重要位置的道家精神，也是令人惊羡的。

站在淮阴侯钓鱼台前，一位20世纪的少年，面对这位曾受胯下之辱，位极人臣，功高震主，终于被冤杀的古代名将，该想些什么呢？是否想到，韩信如何能避免被害这一结局？这首七言诗不正是道出了一条出路吗？在民主政治没有灌输和影响整个国民政治意识之前，“功臣返渔钓”无疑是一个选择。一个小小少年有此思想，也无法指责。

《老子》有益于个人修养方面的内容很多。道，不但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社会。在农业社会，有三件法宝值得人们在行为上重视：“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在周恩来一生中言与行可以看到其影响。他对他人的关怀慈爱，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为官之清廉、名誉地位让与别人，实践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大宗旨，这也间接受到老子这“三宝”的积极影响。当然，老子不敢为天下先，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保守，不思进取，周恩来对此是批判继承的。他善于思考问题，发现真理，他不囿于成说。

道家有许多治国之道，为统治者规定了好多准则。我们不必把这些准则和周恩来领导行为一一挂钩，排列组合。但是，老子个别治国观点和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一些行为惊人的相似，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持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一种文化基因的作用。《老子》六十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治国之慎，和周恩来总理行为是那么吻合！“小鲜”指小鱼。据《诗经·桧风·匪风》毛传：“亨（烹）鱼烦（一再扰幼）则碎，治民烦则散（散乱），知亨（烹）鱼则知治民矣。”所以，治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去搅动它。这是谨慎治国的原则。周恩来对于“治水”、“上天”，多次讲过自己对此如履薄冰。三年困难时期，他对国家各地调拨粮食亲自过目、计算、一条长长的大纸单类似哈达一样放到自己身边。“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初，火车难以正点，他竟帮助调度，说自己成了铁道部长，如此等等。周恩来身为国家领导人，从不别出心裁、搞各种名堂的运动，他一再主张与民休息！他举轻若重，心里装着八亿人民的吃、穿、住、行，他精心烹制小鲜，尽量使每一条都完好如“鲜”啊！

老子曾用简洁的语言写道：“不识道，不足以成智者；不用道，不足以驰骋人生。”古往今来的历史伟人，无不是清醒认识现实的“智者”，他们驰骋天下，潇洒人生。而好多逆历史之潮流、抱残守缺、固执己见、鼠目寸光，尽管得逞于一时，但终归走入败道。

道家有何策略被周恩来所领悟、接受呢？必要的妥协，委曲求全！《老子》二十三章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今译为委曲反而能保全，弯曲反而能正直，低凹反而能积满，陈旧反而能出新，少取反而能有得，贪多反而会迷惑。周恩来用必要的委曲、低调、少取，赢得最终成功。他从不盛气凌人、八面棱角，从不口出狂言、唯我独尊。《老子》四十一章说：“弱也者，道之用也。”四十三章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致坚。”七十八章说：“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八十章说：“水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老子这些弱能胜强的辩证法，我认为是被“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运用到极致，古今中外，达此水平者，尚无二人。

青年周恩来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后，发表了《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文章，对道家学说和进化论推崇备至，认为两者“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周恩来晚年还与人说起《天演论》作者严复，可见进化论对其影响之深。值得指出的是，进化论只是大致提出了社会和个体生命往前向新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提供具体的使社会和个体得以发展的思想文化武器。而道家学说之于周恩来也重在于影响他的心性状态，使得他日后自觉地注意与周围事物尽可能保持某种协调自然的联系。^[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