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为开-缘是一根愈扯愈长的线

28　缘是一根愈扯愈长的线

舜耕山庄三日，笔者曾以“缘分”为题，和欧阳先生进行了交流。

谈话是从季羡林先生开始的。欧阳先生回忆：

“上北大时，不认识季先生。毕业以后，北京有个济南一中校友会，季先生是会长，我是成员。季先生忙，一般小事不管，其他人做。过了些年，会长改选，年轻化，众人推举了我。我也学季先生，大事点头，小事让别人做。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弭金冬从济南来，到了我家，还带来一个人，她的表姐，季婉如。婉如跟我说：‘你认识我父亲吧？’谁？她说：‘季羡林。’啊，太认识了！在校友会常碰头。弭金冬的母亲，小名叫秋妹，是季先生的堂妹，爱唱戏，金冬的父亲弭菊田，当过济南画院的院长。我爱人张家，和弭家是世交，我爱人叫金冬的父亲为二哥，母亲为二嫂。这么一拐弯，咱和季先生还沾上了亲。

“第一次去季先生家，是北师大张守常教授带我去的，算是进了门，以后就常来往了。我们跟弭家交往，有很多照片，一次跟季先生聊起，他说他没有，要我们拿去看看，结果，他这一看，就都留下去了。

“我这人懒，平时很少串门，去过的有数几家，就有季先生。季先生也不爱串门，但和我这个晚辈相处得来，他说过，只要出门，第一站就到我家。季先生晚年不能出来了，他住301医院，我们常去看望。每次回济南，给先人扫墓，也要到季先生叔父、婶母的墓前，表示敬意。”

前文说过，笔者正式拜访欧阳先生，即是因写作季先生而起。2006年9月12日，笔者随欧阳先生来济南，承他帮忙，见到弭金冬大姐，转而找到季先生在济南和北京的其他亲属。随着接触增多，萌发了写作本书的念头。这是什么？这就是缘。

季羡林先生不信命，但他特别相信缘分。关于这一点，我在《晚年季羡林》和《千手拂云，千眼观虹》中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缘分是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行。老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就是这样！

季先生之外，请欧阳先生再举一例。他想了想，说起小学时的一件往事。

是在泰安粮食市小学。星期天，和一帮小孩子爬泰山，爬山就是玩，目标是次要的，玩是主要的。那天，爬到普照寺，歇一口气，掉头远望泰安城，烟树迷离，屋舍如棋，小伙伴就争论开了，这是谁的家，那是谁的家，其实，哪一家也看不清楚。争论完了，就拉长嗓子，冲山下乱喊乱叫。寺里有人出来制止，奇怪，出来的不是僧人，而是军人！也不真赶，只是挥挥手，叫大家保持清静。小孩子像鸟一样，散了又拢，跟军人逗着玩。过一会儿，寺内走出一位大个子，浓眉大脸，英气逼人，身旁跟着两个儿童。欧阳中石立刻反应过来了，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政见不一，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却处处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制肘，抗日不成，愤而隐居泰山。这个大背景，欧阳中石不知道。他知道的是，冯玉祥在泰山附近办了多所义学，供穷人的孩子受教。他有一个邻居，姓高，儿子就在义学念书。冯玉祥见了他们这帮小孩儿，问他们都几岁了，上学了没有，在哪所学校，态度十分和气。这件事，给欧阳中石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前些年，欧阳中石碰到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说起这件陈年旧事，冯理达笑道：“爸爸身边的两个儿童，有一个应该就是我。”

笔者按，冯玉祥隐居泰山，有两次，第一次在1931年，第二次在1933～1935，办义学的事，在后期。冯理达生于1925年，大欧阳中石三岁，她这么说，当时肯定与父亲一起生活在普照寺。而冯玉祥身边的另一个儿童，估计是冯理达的妹妹或弟弟。

世事如棋，这个棋，是上帝在下，我们都是棋子。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关系，就在于缘分。

笔者也想起一件往事。七八年前去台湾，购得一本台湾新锐作家张大春的小说集《四喜忧国》，旅途翻翻，很有味道。翻过也就丢了，没有引起特别在意。去年，不，前年春天，张大春来北京，与内地作家交流，顺便为他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聆听父亲》造势。偶然看到一则消息，张大春的父亲张启京，不是别个，乃欧阳中石的内兄，他夫人张茝京的七哥。七哥当年去台湾，欧阳中石不知情，“四清”运动查出来，使他原本复杂的社会关系，又增加了一层“海外关系”。直到改革开放，郎舅俩才初次在香港见了一面。有了这层因缘，我便注意起张大春的著作。《聆听父亲》，标明为家族小说，写的是张大春的曾祖父、祖父、父亲辈，也即是张茝京的祖父、父亲、兄嫂辈。张家是济南大户，位于西关朝阳街的懋德堂老屋，前几年还在。根据张大春的旁叙，他的这位二姑（即张茝京），出生时，正值日本军攻打济南，枪炮大作，“老人们为了哄慰初生的小婴儿（当然也是为了哄慰自己），便不住地念叨：‘不怕不怕，大响嘛！大响嘛！不怕不怕。’我二姑于是有了小名：大响。”关于这，我曾问过张茝京女士，她说：

我是1928年“五三惨案”期间出生的。当时炮火连天，出生不久，被家人藏入地窖，躲过一劫，成为“五三惨案”中年龄最小的幸存者。

比较起张家的众多兄长以及欧阳中石，张茝京的经历十分简单，据她对笔者的自述：(www.xing528.com)

1948年，我师范毕业，失业在家，替同学姐姐产假，到穆光教了两个月小学。48年9月，济南解放了。10月17日，去登记，上班。我家是一个大家族，我大哥大我二十，大嫂大我二十二。我是老小，我长大，父亲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家里是哥嫂说了算。我的命运，不能让别人摆布。我有个同学，在北京教书，她跟我说:“你看你这个家，有什么好待的!跟我走吧！”我就跟她到了北京。那是1951年，到了北京教育局，工农教育科，科长问我：“你在哪儿工作？”我说：“山东。”“愿意到北京来吗？”我说：“愿意。”“行啦，”科长说，“你就到你老乡那儿去吧。”就这么定了，那年头找工作就这么简单。

我那同学教的是职工业余学校，属于东城五厂联合职工夜校，教祁建华速成识字法，也就是扫盲班。岁数大小不一，有十几岁，有五十多的，方法顶见效，三月不到，就能念报，但是要巩固。1954年，夜校合并，成立东城区职工业余小学。地址在美术馆后街，现在是大佛寺西街小学。我在那儿干了27年，后来转到东皇城根小学。常年任班主任，语文、算术一起教。1983年退休。

张大春写到他的祖母杨氏，生于举人之庭，老家在济南洛口，“圆饱饱的一张盘子脸上有双菱仁儿形的大眼睛，据说那是洛口杨家出产的一种眼睛，澄净、透澈、湿润，可是不怎么肯落泪水。”笔者感觉，张茝京继承的正是这样一双清澈而高爽的眼睛。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坚定地站在欧阳中石的身后，才有了他们这个家如今的演义。

回头再说张大春。媒体对他的介绍是：“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在小说界，他是笔调戏谑、杂学招摇的‘顽童’”等等，不是我好发神经，怎么看，都像是欧阳中石的翻版；大学读的也是辅仁，是搬到台湾去的辅仁；他有一本散文小品集《认得几个字》，讲的是如何帮助儿童认识汉字，被评论界誉为“在拯救汉语”，分明闪烁着欧阳中石当年语文教改的影子。这不能单独看作是谁影响谁，这是一个大家族内部的精神互通——我就知道，张茝京出生那年，她的母亲开始用蝇头小楷抄《金刚经》，她的几个哥哥都擅长书法和京剧，她本人也是，季羡林先生当我的面夸奖过她的字。

张大春说：“文字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它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占有无比尊贵的地位。”

拥有文字，就拥有了古老国族的精神血脉。

我期待有朝一日能与张大春相见。

我期待缘分敲门。

“您能再举一个例子吗？”我问欧阳先生。

他想了想，说：“最好的例子就是与奚啸伯。”

当然，他一说我就明白。如果不是打小爱唱京剧，如果不是恰好听过奚啸伯的唱片，如果那天没有遇到奚啸伯本人，他这一辈子，就会走上另外的路。缘是环环相扣，差一环就不行。奚啸伯不仅教他唱戏，还教他练字。他这一辈子玩出的大名堂，主要也就是戏剧和书法。到得后来，奚啸伯又把自己的孙子中路托付给他，这更是缘上加缘。

当晚，我与现在上海京剧院的奚中路联系，问他什么时候到北京，或者回石家庄。

中路说，2月6号回石家庄过春节，4月到北京演出。

我回答他，争取在石家庄见，万一不行，就改在4月份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