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人疯狂。
七十年代的人迷惘。
八十年代的人躁动。
八十年代的欧阳中石，老大不安分，一会儿搞初中语文教改，一会儿撰述中国逻辑史，一会儿又创办书法学习班。
书法，这儿特指毛笔书法，在我国古代，凡读书识字者，人人得而习之，是必备的功课；书法在近代，由于书写工具的嬗变，毛笔的功能逐渐被钢笔、圆珠笔、铅笔取替，仅在小学设有基本训练，中学而后，就听之任之，因人而异的了。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过文革“大字报”歪打正着的铺垫，以及文艺界的普遍复苏和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的刺激，中国书法，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钟灵毓秀。天高自然云淡，鸟语媲美花香，国家进入顺境，个人也就“漫卷诗书喜欲狂”。值此之际，欧阳中石敏锐地提出：把书法教育引进高等学校。
最初的动机，源于一次实地文化考查。欧阳中石的女儿启名回忆：那时，父亲在人民大学一分校兼课，教逻辑。一次下去考查，我陪着。连续跑了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走访了不少地区。父亲对基层文化馆的现状很有感慨，他看到，通常是懂业务的没有文凭，当不了领导，当领导的又多是外行，不懂业务。父亲在路上就跟我说，回去要办一个书法大专班，重点培训文化馆的业务干部，改变他们没有文凭的尴尬处境。
客观上，欧阳中石也具备了开办书法班的条件。那时，他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任书法部主任，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任逻辑系主任，教材是现成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是崭新的。因此，当他把设想向北京师院的领导提出，立刻得到坚定的支持。于是，1985年，欧阳中石暂时搁下中国逻辑史的爬梳，联络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创立书法教育大专班。欧阳中石时年五十七岁，按他自述，已经“韶华过景，江郎才尽”。是自谦，也是大实话。创立伊始，欧阳中石把谛旨定在铺路搭桥，扶持后进。世人看到，书法班一问世，便大受欢迎，摊子越铺越开，不仅创立了书法专业，还陆续引进了学位，从学士、硕士直到博士、博士后，跃升为首都师范大学蔚然独秀、长盛不衰的一个品牌。
这是桩令人眼红的事。欧阳中石在首都师范大学做的这一切，沈尹默、陆维钊、沙孟海当年都试过，最终未能如愿。前辈大师力不能逮的，欧阳中石他们为什么就能实现呢？时也，势也，形势发展了，瓜熟而蒂落，水到而渠成。关于这，欧阳中石事后有一番妙喻。他说：武昌起义，身为旅长的黎元洪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抛头露面，是起义军用枪把他逼出来的，由是当了革命领袖。那叫做顺天应人。而大总统袁世凯怎么烧香也当不了皇上，为什么？历史的长河已经过了那道湾了。
回头再来说书法大专班，起初附在教育系，首批面向全国招收了九十三名学员。这些学员，多数来自各地文化馆、群艺馆、书协，也有政府机关和大型厂矿，年龄在二十至五十，跨度很大，男多女少（女生约八九位），水平参差不齐。以地域论，囊括了除西藏、台湾外的各省，堪谓五湖四海，济济一堂。这些人聚到一起，就出现了管理的问题。欧阳中石后来回忆：“如果这几十个人分布在各地，相信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英雄，如果让他们聚在一起就很麻烦。”碰撞不可避免，这是规律。好在欧阳中石有多年育人的经验，作为师长，他要“调和鼎鼐，错落参商”。所谓“调和鼎鼐”，譬如做宰相的任务，就是调和大家的锅，让人人都吃饱饭。所谓“错落参商”，参是一颗大星，商是一颗大星，要把它们错开，参与商互不见面，一个早上出，一个晚上出，谁也挨不了谁。
欧阳中石的书法班，得到了学界和书界的广泛响应。季羡林、饶宗颐、李泽厚、张充和、刘九庵、高明、叶秀山、祝嘉、启功、李长路、沈鹏、李铎、刘炳森等先后到校讲学。两年修砺，一朝成名。毕业时，学员们在北京、香港举办了汇报展览，“腹有诗书气自华”，彻里彻外的文化精粹，传统、矜持而又不失前卫风流，令世人眼界大开，好誉接踵如潮。毕业后，这批学员大多成了各地书法界的骨干人物，如：薛夫彬次年便当选为北京市书协副主席；白煦、刘文华，日后都在中国书协担任要职；徐湛，书法之外，更成长为杰出的写意花鸟专家。笔者在采访中听说这样一个故事：甘肃学员邵亚新，原来在天水一个县里当民警，毕业后回当地举办书法学习汇报展，在县城引起轰动，展览以后又移到省城，个人也被调到省公安厅政治部任职。
从正式着手书法教育的第一天，欧阳中石就明确了一个基本思路：书法不是独立的艺术，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而独立。它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学问。因此，它的研究、教育事业，也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而独立进行，不应只站在艺术的角度观摩审视。这一基本思路，决非一时心血来潮，它和欧阳中石的文化积淀密不可分，同时也契合书法发展脉络与固有的文化品位。当时，这种教学思想具有尖锐的针对性，开阔的前瞻性，时过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出生、成长、摸爬滚打而来的一代中青年，文化的缺失，是其先天不足，连累而落下当代书艺的丑陋伤痕。欧阳中石引领下的首都师大书法教育（笔者注：1992年，北京师院与其他几所高校合并，扩建而成首都师大），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心书面”的主张。开设的课程中，诗词、文字学、书画装裱和鉴定，占有瞩目的比重。中国文化历来着重人格的培养，审美品格的塑造，归根结蒂，这是比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更为提纲挈领，正本溯源。
1987年初夏，面对《济南日报》记者的采访，欧阳中石再次直言：“我从来没有把书法仅仅看作是一门艺术，它是一门学问，一种科学。如果仅把它看作一种艺术，这是降低了书法。”
尔后，他又在自己的著作中条分缕析：“中国的书法，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如果只是简单的把它看作是一门艺术，那就把它亵渎成了一门技艺，而使它沦落为一种没有精神灵魂的躯壳，我们之所以如此言重，甚至似乎有些对艺术的‘不敬’，是因为有一种强调书法的艺术性而将它的书教、文心等内蕴都排除在外，甚至可以推出不写字的‘书法’的观点，对于这些不同程度的谬论，不能不正言厉色地郑重地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书法不仅仅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而且是一门内容丰富、含蕴深远的学问。”(《书法杂识•前言》，1990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
读者应该记得，八十年代初，随着国门呼啦啦地敞开，各种思潮、流派长驱直入，以书艺为例，日本前卫书法，西方现代派影响下的非汉字书法、水墨实验等等，竞相登场，标榜一时。这些热情大于理性，颠覆不计后果的“书外”之书，确实需要高手点穴还魂。
忘却具体月日，一天清早，欧阳先生起床不久，就有不速之客登门，是两位热衷书画的后生，携来大卷作品，让欧阳先生指点指点。
欧阳先生一一看完，说：“我可不敢指导你，你和我走的那个道不一样，我不敢说我的道准对，你的道准错。可能你这个比我那个还好，咱们各人走各人的吧。”
话虽婉转，不啻峻拒。后生中的一位，大概是主要作者，有点急了，忙说：“您还是给我指导指导吧。”
欧阳先生摆手：“不行。你要我指导，我还真不敢指导。”(www.xing528.com)
后生说：“咱们商量商量如何？”
欧阳先生问：“商量什么？”
“您说怎样才能把字写好了？”
“要我说很简单，你看着谁写得好，咱跟他学啊。”
对方回答：“我也学了啊?”
欧阳先生问：“你学谁了？”
答复：“都学了。”
欧阳先生就讲：“我告诉了你怎么能写好：要学。可你都学了，那还有什么办法？你要是都学了，就应该已经很好了啊。”
对方满脸困惑：“我说了我写得不错了，可人家说不好，人家不理我。”
欧阳先生把手一摊：“这个事没办法了。你的字已经了不得了，咱管别人说好说坏呢？咱自己看着好就好了，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后生说：“不行啊，他们说我写得不好，就不会要了。”
欧阳先生笑了：“那你打他们去，非让他说好不可。”
“不行，这事不是能耍蛮的。”
“那你问问他们。他们觉得哪个好，你照着他们意思办。”
后生指着欧阳先生壁上挂的一幅字，说：“我怎么瞧着你这个写得不错呢。”
欧阳先生讲：“你瞧我这个不错，我却是跟人家学的。人家有的想教给我，有的不想教，我就偷。比如王羲之他就不想教我，我巴结他，他都不理我，那我就跟他学‘定’了，我就这么学的。”
后生惊诧：“那得费多大的劲啊！”
欧阳先生点头：“那是，天下没有不费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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