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书法-金石为开

12　“文革”与书法

“反右”之后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后是“反右倾”，同时接上“三年自然灾害”；“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大自然不停地提出警告，用它“自然而然”的语言，然而天人远隔，难以通融，只好任人委过，推卸职责。人间的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又来了“四清运动”。欧阳中石鉴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头顶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会斩下，他唯有恭谨温良，逆来顺受。当年通师的一位老同事说：“欧阳中石啊，他平常闷声不响，我很少听他在会上发言。”不讲话，就是不留把柄。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无师自悟，触类旁通。唯有在球场上——无论是篮球、乒乓球——在速度、力量与技巧的回旋中，才稍稍体会到生存的尊严和快乐；或者躲进蜗居，自写自唱，暂时避开尘嚣，享受享受艺术的抚摸——即使在这纯属私人的空间，也要把政治顶在头上，一不小心于腕底舌尖滑出封建糟粕，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礼拜天，寒暑假，循例回城里的家里，看望老母，辅导女儿（启名）和儿子（子石）；偶尔腾出工夫，会会戏剧、书画方面的朋友。像金师岳霖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每年公费到黄山、大连一带的风景胜地休假，他是想也不敢想，身为小人物，只能“破帽遮颜过闹市”。

这时候，齐白石、齐子如父子都过世了。白石老人寿逾九十，得享天年，遗下的画作自有岁月之手镀金，一年镀一层黄金；子如只活了五十三，英年早逝，令人临风怅望而太息。张伯驹沦为右派，发配东北吉林，他捐出的收藏价值连城，他本人却是不值一文。吴玉如生活在天津，咫尺天涯，闲常难得一见。奚啸伯“被右派”后，北京失去了立足之地，邻近的河北伸出援手，安排他进石家庄京剧团。树挪死，人挪活，挪一步，算一步。工资，待遇，自然一落千丈，这年头能活下去就是侥幸，管什么待遇不待遇。那时河北的省会移出保定，迁往天津，石家庄是地级城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北京离石家庄不远，欧阳中石逮着机会，就到师父那儿看看，聊聊戏文，解解寂寞。在革命风暴如火如荼、越刮越紧的当下，欧阳中石以为，奚师离开京城，远离政治漩涡，未尝不是一桩幸事。

短暂的安逸很快就被雷霆击碎。1965年11月——现在还有谁记得这日子？——姚文元在文汇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可叹马连良——就是那个与奚啸伯并称“四大须生”之一的名角——当时隶属北京京剧二团，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循毛泽东的意旨，创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团里作为政治任务抢着上演，他在戏里扮演海瑞，风光没几天，祸事来了，恰恰撞上“文化大革命”的枪口，吴晗被揪了出来，成为政坛的祭品，他也成了吴晗的小爬虫，与吴晗的剧本同罪：“影射现实，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彭德怀是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马连良牵扯上吴晗、彭德怀，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一个过了花甲的老艺人，经得起几番“批倒批臭”，不上一年，就呜乎哀哉，命归黄泉。

回头再探政治风暴：1966年5月16，这是一个锲进历史肌肤的日子，中共中央制定《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挟漫天雷霆，正式登台。这场浩劫，凡过来者都刻骨铭心，九死不忘；凡后来者都云笼雾罩，莫名其妙而又难以置信。简而言之，凡当权者统统是“走资派”，凡饱学者一律是“反动权威”，天真而又愚昧的红卫兵崛起，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趁机夺权，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处处风声鹤唳，人人胆战心惊。

欧阳中石善于在喧嚣中保持沉默，这是他从逻辑问题大讨论后吸取的教训。据他当年通师的老同事回忆，欧阳中石人缘好，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是陈帐，也没发现新问题，因此，基本没受冲击。文革中期，随大流，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晃几年过去，学校觉得他有一技之长，能写会画，还能唱，又把他从干校调回。(www.xing528.com)

文革催生了八个样板戏，同时弘扬了京剧。这里顺便说一说，主抓样板戏的江青，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曾在山东省立剧院的前身山东实验剧院学习过（时名李云鹤），好歹懂点行。欧阳中石擅唱京剧，这时派上了用场，帮助校内外的宣传队排练样板戏，是他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他的书法特长，更是脱颖而出，走俏一时。譬如说：通县师范有个大礼堂，礼堂有一面硕大的后墙，文革初期，欧阳中石承担了一个任务，在墙上书写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那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话。你猜欧阳先生怎么动笔，他站在搭起的架子上，在第一行用铅笔稍微点了点，然后，不用打格子，刷刷刷就写开了，欧体楷书，整整齐齐，又快又准又好。那才叫功夫！至于帮别人抄写大字报，这也是头等政治任务，他是召之即来，随时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服务。

欧阳中石善于调节，不让教主课，咱就打杂，空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改造思想的利器，谁都没得话说。欧阳中石改造思想的方法又和他人有异，他每天净手静心，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抄写，从“老三篇”到毛主席诗词。欧阳中石的字好，抄写的东西大家都喜欢。他就随抄随送，从校内扩展到校外，范围愈来愈广。2009年12月13日，笔者在他的一位学生处看到他文革前期的手迹，内容是清一色的毛主席诗词，那字的确写得漂亮，大体说来，是把欧阳询的楷书和魏碑嫁接，撇捺、弯钩处略显吴玉如的笔意。

当欧阳中石做着这些“功课”的时候，学校里你一派、我一派地闹得不亦乐乎，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他因文革得以大秀书法，实是意外之福。

类似欧阳中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说启功先生，文革年间，身为“摘帽右派”，他没有利用“四大”的权利，但是作为工具，活的工具，他要帮造反派抄写大字报。起初战战兢兢，下笔规规矩矩，后来抄多了，胆气抄壮了，腕底趋于自如。尤其当造反派把白纸直接糊在墙上，令他悬空书写——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了——久而久之，不仅锻炼出站功，还锻炼出一种独特的板书，他自嘲是“大字报体”。

祸兮福兮，命运真是一个难测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