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吴玉如引渡书道津梁
1956年,在继奚啸伯、齐白石、金岳霖、艾思奇、冯友兰等人之后,欧阳中石结识了他人生路上又一位大师级的良师:吴玉如。
那一年,大收藏家、京剧名票张伯驹牵头组织了一个“京剧研习社”,欧阳中石是成员之一。同在这个团体里的,有著名生理学家刘曾复教授、北大青年教师吴小如等。先说刘曾复(1914—):他是京剧通人,仅京剧老生戏从总讲到全部锣鼓、身段,就会二百出之多,可谓文武昆乱全能,曩昔登台演出,连马连良这样的名角也得让他一筹。据吴小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忆:“用胭脂揉脸之法,今惟刘曾复教授能之,倘不以传世,殆绝迹于舞台矣(《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刘曾复长寿,2009年九十晋五,仍不时给人说戏。当初,吴小如介绍奚啸伯认识刘曾复,刘氏授以《战北原》、《战长沙》、《让成都》诸戏,啸伯大为推服。得此机会,欧阳中石亦拜刘曾复为师。
再说吴小如:吴氏比欧阳中石大六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不独对京剧入迷,而且读书多、文章诗词好、书法也好。欧阳中石当初在北大读书时,两人就因京剧而熟识,这次入京剧研习社,更成为知音好友。不久,欧阳中石通过吴小如,认识了他的父亲吴玉如。
吴玉如(1898~1982)是值得认真一说的:他祖籍安徽泾县茂林,生于南京,名家琭,后以字行。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班,周擅白话,吴长古文,皆该校奇才。吴玉如辞章与小学造诣极深,书法只是余事,然而和别的旧学功底卓异的学者一样,他对这种余事,总能持之以恒,注以高识和性情,并得到蝶化。
吴玉如崇尚述而不作。他的诗才为世人称道,却随作随弃。他本不愿以书家成名,结果偏偏叫书名掩了学问。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天津办过一次展览,引起世人的关注。也许书法这种看似末技实含大道的艺术,有其展示性的一面,当然展示的更是书法背后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结果撑起了吴玉如文人书家的形象,而遮掩了大学者的真实身份。这也是中国文化现象上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自那时后,在现代书法史上,便有了“南沈(尹默)北吴(玉如)”之誉。
吴玉如亦是特立独行、铁骨铮铮之人,试举几例:
1957年,吴玉如为人书写行草条幅:“求名在务实,益智在勤学;随波而逐流,即贵亦为辱。”含蓄地表达了他对“鸣放”、“反右”等政治运动的态度。
1958年,浮夸风甚嚣尘上,吴玉如沉痛挥毫:“不尚浮夸实事求是;都归安定终和且平。”
“文革”中,吴玉如对这场浩劫痛心疾首,他饱蘸一腔热血,集联愤书:“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吴玉如生活在天津,因为儿子小如在北大,所以常来京城走动。1956年,吴玉如在京城儿子处养病,地点在东城钱粮胡同,欧阳中石那时住在东城麻花胡同,两地相距不远,因小如牵线,欧阳中石时常去拜访吴老先生。
吴玉如教导欧阳中石说:“我教人却不为写字而写字,学书法,必得有两大前提:一是要学写字应先学做人;二是写字首先必须读书。”
吴玉如重点向欧阳中石传授了八个字:博览、精研、勤习、通变。
我们不妨顺吴先生的思路,看看他是如何启发欧阳中石的。
吴师现身说法一:博览。
博览指广采博收,转益多师。如写篆字最好自三代以上搜求,欲通六书之变,没有小学功底是不行的。然而径直求于三代,因为没有基础,无从下手,故须求于后世诸位篆家,以识篆、腕变、甄误、规矩为要,切切不可缘旁门左道而求,误入迷途。为此,当定以计划,循序渐进。
吴玉如以邓散木习篆为例,指点说:“习书者,篆、隶、草、真皆备于我手我心,立定打通诸书体之耐力恒心,方可言书。若篆不通隶、草、真、行,终为死篆。虽则三代诸篆,为后世楷模,难以逾越,然我等终非三代中人,千百载而下,至于今日,吾人作篆,当以我手写我思,上下古今为我用者,方称为书中通人。”
吴师现身说法二:精研。
在这一点上,吴玉如最有心得。表面看,吴玉如的字是“二王”一派的,但从老先生的着力处来看,并非就王求王,他是通过前一阶段的博览之后,在精研的基础上舍王得王,离王合王,是王非王。
他对欧阳中石说,自童年习字,并未经人传授指点,只是自己暗中摸索,因此走过一段弯路。
他自言幼时主要从苏轼和赵孟頫入手,苏字和赵字并非不好,但不宜初学,主要毛病是不易脱俗,或说容易落俗。他还练过状元刘春霖的小楷,以及为应科举用的白摺子,经过一段实践,发现这样走下去不行。
欧阳中石于此也有同感,写字在规正匀稳之后,最难进步,这是一道非常难跨的门槛,很多人一辈子就栽在这个坎上,越写越成匠人。
吴玉如及时调整路数,由学苏轼改为米芾(欧阳中石保留自己的看法,认为初学米芾亦有同弊,只是各人习性不同而已),由学赵孟頫上溯到李北海(此真吴师具慧眼处),由练白摺子小楷改写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王献之《十三行》。吴玉如早年写过颜体大楷,后来感到颜体易于鼓努为力、外强中干,从而改学北碑、隋《龙藏寺碑》和欧、虞。行书方面,他从李邕的《麓山寺碑》、米芾的《方圆庵记》等进而上溯《兰亭序》、《圣教序》,最终沉浸于二王,走上了正路。(www.xing528.com)
吴师又告诉中石,路子走对后,还要破除迷执,学会取舍。譬如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佳处在于用笔,有快刀如斫的利落感,弊病在于过分妍媸甜美,不可不察。
他如碑派,吴师虽喜欢《元略墓志》,但他的独到处,在于将险绝变平稳,散淡变紧结,放逸变收束,狞厉变柔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楷书风格。并进一步从中探究玩味出二王行草之法:
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骤闻之似不能解,实则非故欲骇言。因六朝无间南北,精书者皆然。化二王行草之法入楷则,能得其理。
欧阳中石于此得益良多。前期,他的字酷肖其师,后来,其行草书,无论运笔、结体、行气,都能形成独特的风格,与吴师的引导大有关联。另外,欧阳中石又从仅三十余字的王珣《伯遠帖》精研出得笔和取势,使他的行书和吴师拉开了距离,应该说,欧阳中石是善于学师的一个成功典范。
吴师现身说法三:勤习。
一是下死功夫。吴师夫子自道,他十来岁就读于南开中学,寄宿,每逢星期六、日回家,事先嘱托家人代为研墨。当时家中有一直径近尺,容量近寸的大墨海,墨研成后便倾置其中。放学归来,自晚饭前后即伏案写字,有时入神忘倦,临池彻夜,不知不觉东方既白。每逢寒暑假,更是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写字上。
二是会下功夫。如何才是会下功夫,作为老师,其间则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问题了。这里不妨摘录吴小如数十年后的一段回忆:
一九三六年我开始习草书和行书,先父只教临孙过庭《书谱》,不令写怀素《自叙》;只教写二王墨迹和《兰亭》、《圣教》,不许写阁帖;只教写李北海,不许写赵松雪;只教写文微明,不许写祝枝山。抗日战争爆发,我因得识林宰平老先生,亦爱习章草;先父便告诫我:只许写《月仪帖》和《出师颂》,不许写赵孟頫《急就章》,尤禁染指宋克。但他却不反对我写邓石如从南碑化出的楷书。直到我二十二岁教书以后,先父才对我说:要想熔南帖北碑于一炉,体会其相通相承而不相反相悖之理,还须细绎《元略》、《龙藏》,同时也允许我写禇《圣教》和赵子昂诸帖了。(《吴玉如书法集•序》)
应学什么,不应学什么,如何写,何时学,同样下功夫,结果大不一样。
三是悟在功夫。吴师强调功夫和开悟的同一性,即没有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送给欧阳中石一副对联:
功夫到时文章老
学问深时意气平
所有的功夫都不是死功夫,而是心、意、手、眼、法的互动,犹如佛家色、声、香、味、触、法之涵融。
吴师对中锋有一种新解释,即铺毫。他认为,下笔使用中锋,并非指笔锋正,笔管直,而是要让笔毫的核心部分和上半截也能着纸用力,这就非把手中的笔全部铺开不可。“结构犹有迹可寻,用笔则不究古今变化接替之原,犹不足以言书法妙诣。”
吴师现身说法四:通变。
第一是做人。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心,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正其心,诚其意。倘若做人出了问题,要么学术认识上不去,要么偏执不通,俗不可耐。
吴师坦承书法曾得力于赵孟頫、王铎,但鄙薄其为人,强调颜真卿和傅山更了不起,因为后者有民族气节,有光辉伟大的人格。吴师反对借写字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他教诲欧阳中石:“宁可不会写字,也不要做一个俗不可耐的写字匠!”
第二是学问。学问高,识见高,书中风神自然高标独举。他主张“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正是金岳霖首次参加清华学堂中等科考试的国文题目——笔者),必须通过读书、做学问,宏大理想,升华抱负,为社会国家努力贡献,才能变化气质,写出来的字才能直正脱俗,体现出自己的人格和风格。
欧阳中石向吴玉如学书,起初所得,仅是方法和文化的“启蒙”,到得后来,才通悟师教,化出了心机的花朵,这是一大飞跃。或许,这和他懂得取舍(如放弃向齐白石学画),更为幸运地把握住机遇有关。看似得来全不费功夫,实则隐含着人生多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
吴玉如中年变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正处于突变的前奏。欧阳中石恰逢其时,得师点化,既收获发展主脉之真谛,又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于是出现了和老师“似与不似”的高迈之境。要知道,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越是成熟,越会把学生遮蔽,使学生难有发展余地。欧阳中石是吴玉如弟子中唯一能跳出的一个,这是他的大幸运,也是他日后成为大才的根本机缘。
吴玉如早生了几十年,没有像当今的某些书家那样,赶上了一字千金的煊赫——正因为此,也少了一份浮佻俗滑的征逐,而多了一份弘润高爽的追求。吴玉如后期的书法达到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一派天真烂漫、妙趣横生。郭沬若在北京某饭店见到他的作品时,惊呼为明人所书;启功赞之为“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欧阳中石的女儿启名记得,1970年左右,爸爸常常用自行车把吴爷爷接到家(这时已搬到前拐棒胡同),听他讲书法,末了,再用自行车送回去。又据欧阳中石当年的学生华敬俊提供:那是文革后的事了,一次,他俩同去看吴玉如的书法展,看罢,欧阳中石对小华感叹:“看了吴先生的作品,我感觉不会写字了。人家这才是真正的大家!”一个时代的“独孤求败”,终于使欧阳中石高山仰止,退避三舍,转而另辟蹊径,别树一帜,完成了他在书法上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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