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为开：王府井怪老头的历程

21　王府井的怪老头

60年代初，经过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折腾，上头意识到政治出了偏差，作出适当的调整，日子变得相对宽松。1960年5月，金岳霖偕哲学所的同志到东北三省参观，顺便就刚刚编辑好、尚未出版的《逻辑通俗读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他们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广泛深入基层，同工人、农民中学哲学的积极分子座谈，交流学习经验。虽然围绕的是哲学话题，但是金岳霖深深体会到，他和工农大众，在根本上还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他的任务绝不是培养哲学家，在他们面前，自己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家。

也正是在这个红五月，中宣部的一个紧急电话，打到了哲学研究所，通知一位中央领导人要看他们编辑的《逻辑通俗读本》。这可忙坏了哲学所，所长潘梓年亲自出马和人民出版社联系，用一个礼拜的时间，突击赶印出100本，迅速呈递上去。这位中央领导人是谁？前文说过，1956年2月11日，农历乙未年除夕，毛主席请金岳霖吃饭时，当面指示：“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因此可以断定，这位中央领导人正是毛泽东。

1961年．全国政协组织部分委员游历黄山，金岳霖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安抚”，物质的和精神的。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饭的问题十分突出。全国政协安排这次活动，首先可以保证委员们吃饱肚子，其次，是暂时让他们离开工作，离开紧张的阶级斗争，神经也得到适当松弛。黄山是大自然的杰作，是民族的文化遗产，六十五岁的金岳霖登高揽胜，凌空蹈虚，仿佛又寄身于他在《论道》中阐释过的“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金岳霖建国前曾经解剖自己：“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民追求权利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民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此时此刻，笔者相信哲学家又回到了他久违的哲学游戏。游历黄山，金岳霖没有留下思考的结晶。笔者仅能查到他当时的一幅留影，是和两位游伴一起照的，他眼戴墨镜，身着干部装，左手挎着手杖，居中而立，由于身材高大，加上有一位是站在低处，更衬得他轩昂挺拔，气宇不凡。

1962年8月，金岳霖又得到了一次休假机会，此番不再朝山，而是面海，面对大连的海。这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这待遇也使他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经是高级干部。他是满足的，假期是轻松的，尤其是假期结束准备返回京城之际，在大连街头发现了他最爱吃的水果，那玩艺似苹果而不是苹果，原产地似乎在美洲，按美国人的叫法，他译成“大李子”，他一下子就买了四篓，带上路，慢慢吃。

这个时候的哲学所，已从中关村迁至建国门内海军大院，金岳霖的住处，也从北大燕东园搬到干面胡同的学部新建宿舍，单位和宿舍相距很近。这是一段相对平静期，他依然是上午读书、写作，下午四五点钟，到楼下散步。金岳霖早生华发，六十不到，就和他的老朋友周培源一样，已经是满头霜复雪了。所不同的是，他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墨镜，腕底也多了一根手杖，配上一米八0的身材，整洁的西服，英挺的姿态，一派西洋绅士风度。

可惜好景不长，1964年初，政治的天幕晴转多云，阶级斗争的弦又渐渐绷紧。一次，上级布置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金岳霖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样板，照例在会上带头对照检查。他深挖自己的灵魂，说：“1962年秋天起，一种占有欲滋长起来，我买了一些高价的东西。贵的东西可以买，但占有欲是不能滋长的。”金岳霖这里所说的高价的物品，包括一顶皮帽，大概是海龙皮的吧，价值数百元。在当时，这是一笔大数。在笔者看来，逻辑大家的检讨有点不合逻辑。如果东西太贵，属于奢侈糜费，就不应该买；既然可以买，自己出的钱，买回来当然归自己所有，难道还专门买回来送人？然而，金岳霖就是这么检讨的，思想就是这么深刻的，个人就是这么进步的。金岳霖周围的一些人，常常觉得他太左。左一点没关系，那年头，谁都知道，左比右好，左安全，左派都是进步分子。你也很难说他虚伪，他很可能打心眼里认为这么深挖就是革命，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作为哲学所副所长的金岳霖，难逃“走资派”之嫌，理所当然地“靠边站”。“靠边站”也好，落得清闲自在。比较起他的老朋友，像冯友兰，像周培源，他是幸运的了，运动之中，居然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这就见出他在群众中的形象：既不弄权，也不反动。1968年12月23日，首都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部，不久规定，全体人员搬到机关住办公室，实行班排连编制，集中搞运动。办公室不是宿舍，连床铺也没有，宣传队就让大家打地铺。金岳霖年逾古稀，加之高度近视，左眼800度，右眼700度，又有肺炎，一不小心就发烧。宣传队讲人道，网开一面，特批他白天参加运动，晚上回家睡觉。(www.xing528.com)

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允许有漏网者，谁都要触及灵魂。1969年七八月间，宣传队部署学部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首当其冲的是俞平伯、罗尔纲，两人都是毛泽东点名批判过的。学部开大会，所里要紧跟，哲学所找谁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靶子？不用说，肯定是金岳霖，除了他，谁还够权威的格！因此，七八两个月里，所里连续对金岳霖展开三次批判。第一次，金岳霖很早就来到会场，候在那里毕恭毕敬。批判期间，他一脸虔诚，洗耳恭听。听罢批判，让他表态，他说：“我自己的检查与同志们的批判距离太远了，如果讲出来大家肯定会把肺气炸了。”又说，“听了大家的批判，我很吃惊。原来没想到自己的罪行那么重。”最后，他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老青年”。第二次，金岳霖肺炎发作，住进医院，没开成。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出院后再接着开。这时候，所里的意见发生了分化，多数人认为金岳霖属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不“反动”（你想想他是那样地追求进步！），从内心抵制这次批判。会开得疲疲沓沓，有气无力。金岳霖自己也感到惶惑，“我力图把自己当作敌人看，去斗自己，”他说，“但不知‘反动’在什么地方。”

金岳霖的弟子叶秀山回忆，解放后，金先生主张形式逻辑也要管内容，但是毛主席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形式逻辑就管形式，没有阶级性。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文革期间，就成了一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事，批判会上，金先生必须为此作出检讨。果然，在一次会上，金先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批评后理应很好地检讨自己，可我却不，……”叶秀山吓了一跳，生怕他接着说出冒傻气的话。但听金先生话头一转，说：“你说怎么着，我竟然还闹情绪！”叶秀山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先生不傻，一句“闹情绪”，不但作了自我批评，还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像这样，不把自己臭骂一顿过关的，在当时的学部内，恐怕也就是金先生一个。

年华逝水，岁月沉鱼，金岳霖已经步入了晚年。别人懒得管他，他更不管别人，多少又恢复了老顽童的脾性。有两则流传很广的故事，很能勾勒他的形象。

其一：金岳霖的眼疾，后来发展为青光眼，常要到协和医院就医。当时，革命派不许他用所里的车。金岳霖恭恭敬敬地请教：“停用专车可以，可我怎么去‘协和’看大夫呢？”革命派随口回答：“给你派辆排子车吧！”在对方，也许是揶揄，也许是推脱，金岳霖不愧为金岳霖，你猜怎么着？他老先生全无愠意，反而像得了将令，常常在就诊之日，准时携带一个木头小马扎，端坐于租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一路行去，且乐不可支，不胜惬意。

其二：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已经七老八十的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汪曾祺曾就此大发感慨，他说：“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岳霖晚年坐平板三轮的事，绝对真实，笔者在一部《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中，至少见到九处类似的描述。关于事情的缘起，刘培育另有说法，他在《心香一瓣忆我师》中写道：“这里顺便澄清一件小事。……据我所知，‘文革’时期金老坐平板车上街，确有其事，但既不是毛让他去接触社会，也不是‘革命派’不许他坐公车，而是金老觉得自己不担任所长了，有事外出不该再用公家车。他起初坐拉人的三轮车上班、上街，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北京市政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当其时还用三轮车代步，让美国总统看见有失面子，于是下一道命令一律取缔用三轮车拉人。从此以后，金老只好改坐运货的平板车了。不知是谁帮助出的主意，在平板车的左右两边各钉上一个门拉手，每次出门他面朝前，两只手紧紧抓住门拉手，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向前方，端坐在平板车上，真可称为京城一景了。”

至于坐平板三轮上王府井，除了协和医院挨着那条街，还因为老先生爱水果。而要买好水果，就得跑王府井。平板三轮上的金岳霖，冬天里穿着件满清时的长袍，戴着墨镜和遮阳帽，院子里的人习惯了，见怪不怪，可是到了王府井大街，而且是文革期间的王府井大街，穿行在满街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派”之间，着实是不伦不类，异常刺眼。有人劝他：“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这是好心，提醒他不合时宜。金岳霖充耳不闻。他生性畏寒，到了这个年龄，更加怕冷，不穿长袍，你让他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