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主席共餐：金岳霖回忆录揭秘重要的政治关系

20　与毛主席共餐

1981年，已届耄耋之年的金岳霖，听从老同事老朋友姜丕之的劝告，着手撰写回忆录。起初他是犹豫的，认为自己的工作仅限于抽象的理论，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不值得一记。后来想到他的生命同很多朋友分不开，而那些往昔的老朋友，多半已经作古，他有责任把朋友间的一些事记下来，留为史料。于是就动笔了。衰年忆往，想到哪写到哪，每天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慢是慢，所幸，记忆还没有完全枯竭。

金岳霖的回忆后来经人整理，印行成书。开篇的标题就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这标题是整理者代拟的，这顺序也是整理者调整的，内容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很短，不足一千字。但这无疑是他生活中的大事，值得摆在回忆录的最前面。

正如标题提示，金岳霖总共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他回忆说：“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

寥寥数语，朴实无华，虽然只是两个细节，一个是毛主席给他辣椒吃，一个是青年人和毛主席间的真情，但很传神，胜过千言万语。不过，金岳霖毕竟年纪大了，记忆衰退，他把时间记错了。根据最新校订的《金岳霖年表》，应是1956年2月11日，农历乙未年除夕。不知读者是否记得，金岳霖出生于上一个乙未年，迄今正好一个花甲。这次与毛主席共餐，对金岳霖至关重要，除了特殊的政治待遇，还因为毛主席在席间肯定了形式逻辑。毛主席对他说：“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这意味着伟大领袖对他学术上的肯定，并且明确下达了任务。

即使毛主席不说那几句话，请吃本身，就说明了对金岳霖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肯定。有关方面在选择赴宴人员时，一定有严格的标准。让我们看一看官方的评价，也就在半月前，北京市委统战部在一份材料上说：“金岳霖……为人正直，解放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愿意学习马列主义，但对旧哲学还有留恋。工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信……要求进步，现为进步分子。”

金岳霖接下来又说：“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金岳霖这时已是中共预备党员，他无疑是属于团结的对象。饭桌上，毛主席都对大家讲了些什么，或者对金岳霖单独讲了些什么，他都未予涉及。但是我们知道，金岳霖尔后积极参与了对章伯钧、费孝通等人的批判。当年9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檄文《反对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10月，又在《争鸣》发表檄文《费孝通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在这之前，1957年7月，金岳霖和潘梓年（团长）、冯友兰、刘群（翻译）一道，参加了在波兰华沙举行的国际哲学会议。金岳霖在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自由人的任务》。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苏联科学院。(www.xing528.com)

在这之后，1958年3月底，金岳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和许涤新（团长）、周培源、谢冰心等出访欧洲。从身份上看，他的政治地位又有提高。这一次出访时间较长，超过两个月。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甚为隔膜。在意大利，有一个天主教神父问金岳霖：“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的文章你们念起来是很亲切呢，还是有外来的生疏的味道呢？”金答：“这一问题一点也不简单。可是我还是可以很简单地答复：毛泽东的文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结合着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我们念起来也感到非常之亲切。”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俱乐部，金岳霖做了《哲学是社会实践的指南》的演讲。有一位教授起立质问：“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我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是脱离共产党到西方来的。你知道我的思想感情吗？你原是一位教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金岳霖答复他：“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这种思想感情我有深深的体会。至于从一个共产党员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这种思想感情只有叛徒才有体会。”

英国是金岳霖的旧游之地，朋友多，停留时间也长。他在英国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里瞻仰了马克思的墓，与马克思墓相距不足3米的对面，埋葬着另一位名人――英国19世纪哲学家、著名的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金岳霖年轻时读过他的书，觉得老生常谈，实无建树。此时此地，他不由感慨，今天来瞻仰马克思墓的人，还有几个记得斯宾塞的大名呢？金岳霖又到剑桥大学拜见了当年的老师巴克。巴克已经八十多了，无儿无女，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见了面话都说不出，只是一股劲地流眼泪。金岳霖感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及时作古，无论有无儿女，日子总是不好过的。儿女总是要摆脱父母的。”在伦敦，金岳霖应旅居此地的陈西滢、凌叔华夫妇邀请，和谢冰心一起前去做客，金岳霖同陈西滢是老朋友，凌叔华和谢冰心是燕大的同学，相见十分高兴。至于那天谈话的内容，金岳霖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谢冰心晚年回忆也说“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从谢冰心的回忆中挖出一个细节，它可以帮我们深入了解那个年代，那一代人。谢冰心说：“就在这一次旅行中，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旅馆楼下餐厅用早餐。（因为我们年纪大些，一般比别的团员起得早，总是先到先吃。）餐后，服务员过来请我们在账单上签上房间的号码，金老签过字后，服务员拿起账单就走，我赶紧叫她回来，说‘我的房间号码还没写呢！’金老看着我微微一笑，说‘你真敏感’。那时左邻桌用餐的我们年轻些的团员，都没有听出他说的‘敏感’是什么意思！”亲爱的读者，现在考考你，你能说出金岳霖此时对冰心说的“你真敏感”，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吗？

在牛津大学，金岳霖见到了他在西南联大的高足王浩(1921～1995)。王浩是山东著名教育家王祝晨的第三子，联大毕业后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专攻逻辑。逻辑不是显学，在哈佛大学专攻这一门的中国学生，几十年来，仅有赵元任、俞大维和王浩，前两位很快改行，难得王浩不改初衷，坚持了下来。三年前，当王浩还在美国时，金岳霖曾去信，动员他回国。稍后，北大校长马寅初也曾给王浩去信，邀请他到北大当教授。此事，因王浩接受了牛津大学的教席而搁浅，更因反右斗争而再无人提及。

师生相见，激动中还搀杂着一丝尴尬。建国后，金岳霖写了很多自我批判的文章，有两篇在海外流传颇广。其中一篇，提到了他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一个是沈有鼎，一个是殷海光，还有一个就是王浩。要点是由这些学生的情况，可以反映出他自己以往对学术的错误态度。这三个人，当初都是金岳霖器重的，是他私下里视为奇才、天才的，如今这么说，反映出他思想的革命化程度。因为，撇开学术本身不谈，王浩滞留美国未归，殷海光去了台湾，这在当日，绝对是大是大非，是头等的反动。有资料说，金岳霖的侄女有一年从美国回来看他，听说侄女已经加入了美籍，金岳霖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他的阶级立场是何等鲜明！沈有鼎虽说留在国内，但他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是典型的“白专分子”。因此，金岳霖要从他昔日的三个高足身上检查自己。

就是这么一个“跟不上时代”的王浩，自己开了一辆破车，在牛津为金岳霖前后奔忙。前面提到金岳霖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就是王浩安排的。听众觉得金岳霖关于自己思想的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论证过于简单，倒是对他一口漂亮的英语，十分敬佩。王浩曾向老师进言，希望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得更清晰一些。金岳霖回答，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讲得（依我心目中想象的标准）那么清晰。

1960年年底，毛主席对金岳霖还有一次吃请，地点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在座的客人还有章士钊和程潜，都是湖南老乡。毛主席向章士钊、程潜介绍时，特别强调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此处需要加一注：金岳霖是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的，其间整整经过四年的考验，直到1960年9月，才转为正式党员。按，预备党员的转正时间，规定是一年，金岳霖竟拖了四年，足证转正并不顺利。这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他那几年的生活必定是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关于这次吃请，金岳霖的回忆是这样记述的：“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么？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的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又据《金岳霖年表》，毛主席还对金岳霖说：“你的检讨（按：可能指《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主席没有说下去。金岳霖后来说，毛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发生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