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万钧、滂沱大雨中洗澡

19　在雷霆万钧、滂沱大雨中“洗澡”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那时，金岳霖和一些教授受到英美学者的影响，对斯大林有看法，他们曾当面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思奇愣住了，推说不知道，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见面，艾思奇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真相究竟如何，本文不予追究。倒是在这次中苏两巨头的历史性会见中，斯大林的一个建议：编辑“毛泽东文选”，彻底改善了金岳霖的命运。随即我们看到，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中央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设立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组织力量翻译《毛泽东选集》。

委员会主任由徐永煐（1902～1968）担任，参加英文翻译的有金岳霖、钱锺书、郑儒箴、王佐良、浦寿昌等国内学者，以及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德勒等外国专家。据杨绛回忆，钱锺书参加毛选英译委员会，是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的乔冠华推荐的，乔冠华和钱锺书是清华的同届校友，而金岳霖是乔冠华的直接导师，他的入选，想必也与乔冠华有关。而乔冠华（或他人）之所以推荐金岳霖，当然与他高超的英文水平有关。金岳霖的英文如何好，且看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评价，费正清说：“国外的12年生活使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徐永煐是清华1924年毕业生，后赴斯坦福大学学习经济，留美二十余年，担任过美共中国局书记，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曾协助董必武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奉调回国。论资历，金岳霖是徐永煐的清华学长，加之中文英文都过硬，颇受徐的倚重，在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时，遇到重大疑难，往往请金定夺。

金岳霖参与当时政治生活中的这样一件大事，无论如何，等于罩上了一件红色外衣。他由对毛泽东的崇敬，引申而对毛选的崇敬，翻译毛选，不啻是一种绝佳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这中间的经历与见闻，一定也是丰富多彩。鉴于对外保密的纪律，金岳霖一直守口如瓶，晚年仅在回忆录中透露一个细节：他负责《实践论》的英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成语，不知道如何翻译才妥帖，请教钱锺书，钱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A fall into the pit，Again in your wit。”金岳霖大加赞赏，认为再好没有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在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一个新政权建立，首先要对社会进行普遍改造。建国初期的第一场大型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与思想改造。金岳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三反、五反与他无关，思想改造，则是必不可少。金岳霖记得，思想改造运动是从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开始的。稍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其中一些“指示”，引起许多人的恐慌，如：“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运动要求人人对号检查。最初叫做“脱裤子，割尾巴”，一个“割”，词意等同于“阉”，大概说得太赤裸，不中听，于是改称文雅得多的“洗澡”。洗澡分为大澡盆、中澡盆、小澡盆。像金岳霖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洗的肯定是“大澡盆”。金岳霖是抱着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参加的，他曾在大会上做过多次检讨。金岳霖回忆：一次，“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

一次不能过关，就再来一次，金岳霖先后做了三次检讨，最后一次，终于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

金岳霖的老友冯友兰就没有这般顺利。冯氏被认为“历史反动”，洗澡运动开始，按上边指定，先在文学院范围内做思想检查，冯友兰连续做了几次，群众反映很好，领导上硬是不予通过，坚持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

一天，冯友兰又被安排在下午检查，金岳霖为老友担心，上午十一点，他叫上哲学系的教师周礼全，偷偷去看冯先生。需要说明的是，运动期间，为避免嫌疑，朋友间是不敢往来的，何况他俩又身份特殊。在冯友兰家里，金岳霖、周礼全说了许多安慰和鼓劲的话。末了告别，金岳霖大声对冯友兰说：“芝生，你的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连连点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金岳霖突然上前两步，一把抱住老朋友，两个老人，两颗白发苍苍的头，紧紧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冯夫人闻声进屋，见状也潸潸流泪。

下午两点，检查会如期举行。文学院全体师生参加，燕京大学的一些教师也赶来旁听，美其名曰“取经”。冯友兰一开口，就痛心疾首，泣不成声，两个小时的检查，都是在这种沉痛、自责的状态下进行。结果，群众很满意，报以热烈的掌声，检查算是通过了。冯友兰本人则五味杂陈，木然无语。(www.xing528.com)

1952年下半年，参照苏联模式，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10月，根据政务院关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规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哲学系，统统合并到北京大学。金岳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起初，金岳霖并不愿意出任这系主任。一来，他对院系调整想不通，不赞成把清华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二来，他一贯“轻视事务”，不愿做行政工作。他认为，让有学问的人去干行政工作，太可惜。比如老朋友周培源，他说过“是很好的物理学家，在清华他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人员，我想好些人觉得可惜。”他还说过，以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闻名欧美的巴克，当了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可惜，可惜。三来，建国初期，艾思奇经常到北大、清华，讲授马克思主义，受到师生的普遍欢迎，因此，这全国唯一的哲学系系主任，就应该请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担任。

虽以种种理由推卸，到头来，恰恰是由他认为“太可惜”了的物理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出面做他的工作。周培源斩钉截铁地对他说：“要你做，你就得做！”金岳霖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干起来。这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曾任哲学系秘书的汪子嵩回忆：

“当时北大哲学系担负一项特殊任务。全国各大学原有哲学系集中到北大，解放前各校著名的哲学教授几乎多来到北大，可是哲学系的任务却并不是让教授讲课培养学生，而是要教师们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因为那次院系调整是在1951年——1952年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进行的，那次运动专门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哲学自然首当其冲，怎么能向学生传授资产阶级哲学呢？因此教师必须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然后才能考虑教学问题。这项任务大约是世界大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既然在其位，就得谋其政。金岳霖那一阵子干得非常认真。比如学习，他得带头。组织老师和学生，先是听艾思奇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再是听苏联专家讲“联共党史”和有关马列哲学。每次，他都准时出席，并且参加“课堂讨论”。

开始评级了，他得让着。教授中不少人在原学校为文学院院长或系主任，待遇很高。上级指示，这些教师正在学习改造，不能仍旧评那么高。金岳霖将自己压为二级教授，冯友兰属于有问题的，姑且委屈，压为四级教授，如此一来，其他人就没得说了。

最大的难题，在于几十位教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上级不叫他们上课，金岳霖又痛心他们闲着，咋办？他绞尽脑汁，把教授分成三组，边学习，边搞科研和编书、译书。中国哲学史组先请汤用彤负责，汤用彤是副校长，工作忙，尔后改请冯友兰负责；西方哲学史组由洪谦负责；逻辑组由王宪均负责。

与此同时，批判与自我批判也在积极地进行。一方面，金岳霖积极参与批判胡适、梁漱溟、罗素、杜威。另一方面，他又将自己以前的著作批个狗屎烂臭，一无是处。冯友兰曾经被迫表态：“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相信，金岳霖的调门决不比冯氏低。关于金岳霖无限上纲的自我批判，有人认为他是言不由衷，应付局面，但求过关，又有人认为他是对学术良心的背叛，是在政治高压下彻底软化、侏儒化。1996年，于光远曾对此作出回应，他说，金“研究马克思哲学的时间毕竟不够长，又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加上他经常接触到的是在高等学校中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据我所知，那些人中的左倾思想对金也产生了影响，因而还没有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因而他有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但这完全是他出自真心，没有见风使舵、人云亦云的因素，是用他的真实思想用心写的。”

1953年，经朱伯昆、任继愈介绍，金岳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晚年回忆：“我不是好盟员。民盟的内部工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民盟作为统战党派之一的工作，我也没有参加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我从前的民盟生活无论是在民盟中央或哲学所都是愉快的，有益的。”

1955年春，金岳霖奉调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哲学研究所。1956年9月底，金岳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得非常明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