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女中知己沈性仁
沈性仁，浙江嘉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后入北京女高师。沈性仁的丈夫陶孟和，社会学家，留英博士，早年任教北大，后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北平时，夫妇俱是金家“湖南饭店”的常客。1941年暑假，在西南联大教授任上，金岳霖请假一年，赴四川安溪李庄写作《知识论》。之所以选择李庄，世人多知道梁思成、林徽因住在那里，其实，陶孟和、沈性仁一家也住在那里。
据金岳霖自述，1926年，他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由一位美国小姐介绍，结识了沈性仁。这位美国小姐，估计就是秦丽莲。前面说过，金岳霖是由好友徐志摩召唤回国的，徐志摩身边有一个文学圈子，胡适、陈西滢、凌叔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都是圈中人，稍后，金岳霖也成为其中一员。沈性仁引起金岳霖注意，首先是她的貌。这一方面，哲学家没有留下直接的叙述，倒是朱自清的一篇日记，泄露了她的丰采。朱自清写道：“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朱氏盛赞已近中年的沈性仁“少年似昔”，风韵不减当年，往前溯七年，其妙龄春色可想而知。
沈性仁吸引金岳霖的，其次是她的才。早在“五四”前夕，沈性仁就在《新青年》发表了译剧《遗扇记》，尔后又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沈性仁的另一成就，是翻译了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此书于1925年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作家的曹聚仁晚年回忆：“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50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
人与人相知，相得，从来都是惺惺相惜，在沈性仁的眼中，金岳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沈性仁的胞妹沈性元回忆：“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叠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www.xing528.com)
可惜红颜薄命，抗战期间在四川李庄，沈性仁与林徽因一样，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几度卧床不起。鉴于李庄缺医少药，1942年秋，陶孟和托人搭便车，将沈性仁送去兰州治疗，希望西北的阳光和空气能恢复她的健康。当时大家说好，如果沈性仁的身体有了起色，也要把林徽因送去。这都是一厢情愿，谁知沈性仁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她在兰州撒手归天。
沈性仁病逝前八天，还有信给金岳霖，金岳霖说：“那封信和平常的信差不多，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看她的信总是如见其人。有时你也许感觉她连信也起草稿，有时你明知道她是顺手写来，可是无论如何信总是那么有条有理。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对于事理的辨别能力如她那样大的很少。我常常劝她写论事文章，虽然明知道她是不会写的，因为她另一方面的性格不会允许她写。这从一方面看来固然可惜，但是我们既承认她是入山惟恐不深，离市惟恐不远的人，我们何必要她公开地论事论理呢？”
金岳霖在昆明险乎死于日军的轰炸，稍后沈性仁也到了昆明，谈起那日的空袭，金岳霖说，我不愿意在最后胜利降临之前死去。沈性仁说她并不如此想，她对最后胜利有坚强的信仰。金岳霖明白沈性仁不是批评自己信仰不坚，她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件事的结果尚在未定，也许我们要等结果；可是，如果一件事体的结果已定，我们何必一定要等它实现呢。沈性仁从来没有那种“躬逢其盛”的心理。她也许在角落里欣赏一朵花，一只鸡，一个瓦罐，她决不会挤入人丛里去参加什么“盛典”。连最后胜利的愉快感她也不必躬自经验。现在她果然去了，她既然连这点子等待心情都没有，就她自己说，她一定是飘然长逝。
金岳霖对沈性仁的认识细腻辩证，深入骨髓。他说：“也许有人感觉她门禁森严，认识她要费相当的时间，并且也许还要感觉到大门之内还有二门，二门之内还有三门。其实她是非常单纯的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我不大愿意说她有特别的精神生活，如果她在世，她也不会承认她会有甚么精神生活。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它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她不挤入人丛中去，也就是因为她怕人。她怕别人给她以难堪，她更怕她自己给别人以痛苦。她和浑然自在的人说得来，至少她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使人难堪，虽然浑然自在的人也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她难堪。她非常欣赏感觉灵敏的人，感觉灵敏的人也许不容易给她以任何难堪，可是她自己也许不自在起来，也许她提心吊胆怕于不知不觉之中会使别人难堪。为使自己比较地轻松起见，她当然最好站得远一点，站在旁边一点。”金岳霖又说：“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彻底的雅。她的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得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不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己的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沈性仁去世后，金岳霖写下了一篇悼亡的散文。金岳霖平时很少写散文，这篇《悼沈性仁》，是笔者仅见的一篇。当代传记作家岳南评说：“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的叙事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文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的情种徐志摩相比，金氏对女人的了解和洞见要比徐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切近女人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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