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之旅：探寻创作源泉

余秋雨是那种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豁出去的人。2000年12月31日，余秋雨为了考察，来到了欧洲的北极圈。对于一般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因为人们大多选择夏天来北极，而能有勇气在冰天雪地的冬季闯北极的人微乎其微。但是余秋雨来了，这是因为他十五年前曾许下了一个愿望。当他到达北极的时候，身体的冷，已经被一种自豪和满足感化解，他的心里惟有一句话：“我走完了！”

他在《行者无缰》的序中回忆道：

十五年前那个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作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科林伍德极富哲理的话开启了余秋雨还有些迷惑的心，他义无反顾了，终于他的圈子越走越大，从国内走到国外，他自己说，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一位芬兰教授对他说：“想不起哪个欧洲的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余秋雨出行时走得很远，出行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很长，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世界。余秋雨所作的考察并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游玩，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的行为。每到一处地方，余秋雨都特别注意了解当地的地貌物产、风土人情、文化背景。《行者无疆》一书，就是他行走于欧洲大陆后留下的宝贵笔记。余秋雨将自己一路的所闻所感所思纷纷记录，那些有悖于先前传说的令人震惊的发现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使他明白，任何民族都有它流芳千古、令人赞叹的伟大贡献。于是余秋雨手中的笔，一路流淌着难以抑制的激情，其中有欣喜，也有悲哀。他的文字时时迸发出火花，引领读者对文明进行更深沉的思索。

在《南方的毁灭》一文中，瞬间的火山爆发，给了罗马庞贝古城以毁灭性破坏，它留下的创伤是无法修复的。痛深深扎入历史的经脉。那座城市，那座城市无法抗拒的毁灭，不仅牵动了罗马，牵动了欧洲，也牵动了整个世界。一千九百多年过去了，人们提起庞贝城的毁灭，还是心有余悸。余秋雨在这篇文章里，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那些毫无准备、瞬间死去的人们，他细腻的笔触使人仿佛身临其境：

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就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C.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接下来，余秋雨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火山爆发时人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的状态，那种真实的确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是艺术家也很难塑造出那样的形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梆梆的石头。

在这场灾难中，有一位学者在指挥救援时牺牲，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自然史》的作者普林尼（Caius Plinius Secundus）。余秋雨对这位先生颇为敬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的引述，普林尼在其书中曾提到当时在罗马做生意的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这让余秋雨很是感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其实早已根植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是不被外国人注意而已，走出去的余秋雨有幸从地球的另一端感受到了祖国人民的伟大，这种激动一度长久地占据着他的心灵。他相信，类似的激动会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因为祖国的历史是如此悠久，文化又如此博大精深。

古罗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暴君——尼禄，连自己的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都杀。最令人痛恨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烧掉一半，照说作为皇帝应该悲痛才对，他却高兴得对着大火大声高唱。事后他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为了抑制民愤，他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行刑的手段又极其残忍，他把那些“嫌疑犯”当作“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野兽一点点撕咬。但就是这样一位凶残的皇帝，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就会感动得流泪不止。他还迷醉于希腊文化，时常亲自登台表演。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时，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

余秋雨觉得尼禄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双重人格很值得研究，他提出一个疑问：尼禄的出现对于罗马是必然的吗？他的来去对于罗马的历史命运，究竟是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是正好相反。只有当余秋雨站在罗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经过一番瞻前和回望，他触摸过震颤的土地，才终于揿开他灵魂的弦音，走近了这位令人敬畏又令人讨厌的皇帝。

在余秋雨眼里，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画廊，每一座画廊都有一个主题。巴塞罗那的主题，余秋雨认为是流浪。这个主题似乎让人感觉很迷茫，但正如任何事情都有个来龙去脉一样，流浪一词在这个城市是具有一定渊源的，因为全城主要的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余秋雨为了感受一下这条大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便邀伙伴们一起去逛，不过瘾，再独个儿去逛，逛完，再急急拉伙伴们去看他发现的好去处。没想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好的去处，一一带领过去，晚饭后又一起来逛，看夜间又是什么模样，结果让他们长吁了一口气又相视而笑，总结出二个字：流浪。这条大街的内容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用余秋雨的话说是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画家活动的场所，这一场所提升了流浪一词的内涵，很具诱惑力。他们搭起画架为行人画像，漫画的生意最好，快和有趣是漫画的特点，这给旅行者们增添了轻松和快乐。

笔端再往下走，松驰愉快的心境变得有些凝重。这就是余秋雨，他的敏感给生活注入了更多的思考，其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没有遗憾就不成其为生活，一张白纸惟有人的涂抹才赋予它意义。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他注意到了，他告诉了读者：

写实画家中画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几位中国画家。他们在那里一摆摊，把周围所有别的画家比得十分狼狈。夕阳下黑色的眸子盯着画纸一笔笔勾勒，笔触精确玄妙，使周围驻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个与整条大街很不相称的宁静气氛……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又怕干扰气氛不敢动问。等到一幅画完，我们的两位小姐轻声用中国语与中国画家打招呼，原想会出现异乡遇同胞的兴奋，谁料画家听到后只是嘴角轻轻一牵，算是回了礼，连眼睛都没有移过来。一位是这样，另一位也是这样。

关键就是余秋雨下面的议论，真是将人的心揣摩得玲珑通透：

这一定有什么原因，实在无法妄猜。我只知道，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余秋雨的行走多有可叹之笔，真是将人心写到了骨子里。

余秋雨的笔下从不平庸，他的视角总会从纷繁杂乱的事物中爬剔出闪亮的东西。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在全球很有声望，这种声望是与国家总统密不可分的。如果仅此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关注的，问题是，总统哈维尔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这就不容易做到了。余秋雨投注目光更多的就是这后一点。当然，并不是说作家比总统伟大，如果不集政治、文化、道德、智慧等优秀的品质于一身，也是当不好总统的。事实证明，哈维尔在总统这个职位上干得很好，这或许就与他是一位好作家有关。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正因为他了解人性，更懂得如何掌握这个大家庭，怎样去平衡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怎样在捍卫自己国家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去恶从善，所以才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是一个领袖视为生命的最高荣誉，作家应该更懂得这一点。更难能可贵的是，总统哈维尔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位很具哲学思维的作家，这使得他在掌管国家大事上更游刃有余。(www.xing528.com)

余秋雨对哈维尔总统的关注，其心灵深处还有一种情结，那就是作为作家的自己对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同时更易接近体察和揣摩他的内心。因此，余秋雨对他的研究是心甘情愿，到后来竟有点乐不思蜀。他很赞同哈维尔总统文章里的一些观点：

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社会改革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不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以上思想无不渗透着哲理的光辉，哈维尔在管理国家事物时才能运筹帷幄。余秋雨用心品读着伟人的人格力量，用脚踩出通往奥秘圣殿的天堂，他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开阔也变得越来越刁钻，这是两种对立的思维，也是缺一不可的统一，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他的笔墨任何时候都不会干涸，每一笔都是那样遒劲有力，像多彩的珍珠，颗颗富丽堂皇，丰满清丽。那是智者流淌的文化精髓，更是人类艺术的遗迹，处处存在，却难以觅拾。

德国柏林在余秋雨的笔下给人一种屏气凝神的感觉，他这样描绘道：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不语……

接下来，余秋雨的妙笔连连生辉，在诗一般的语言中将德意志的强势和神秘再次推进：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云；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的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余秋雨的行走就是这样的厉害。脚下的步子真实地踩踏着一样的土地却不一样的国土，还有聆听，还有触摸，更有窥探的眼睛，然后再挥洒于笔端。其实，他的生活简单，就是为表述生存着。一个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简单的背后才是真正的复杂。”他是率性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他，只要对得起应该对得起的人，对得起自己就够了，他还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他又是固执的，只要自己认准的路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行，无论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丝毫不与他相干。

生存和死亡只是一个具体的形式，精神才是他一生的依托。余秋雨一生被很多大师影响过，如果没有接近过他们的著作，他在文学上一定没有今天这样大的成就，就如同他没有行走，就没有他今天开阔的视野。

行走，让余秋雨近距离地接近了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接近了他们的灵魂。坟墓可以作为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因为精神是不死的。黑格尔，用一代哲学大师来形容他着实是贬低了他，他几乎成为人类的精神领袖，且是不朽的。余秋雨早年就仰慕他，这次来到德国，第一个想法就是去瞻仰这位哲学大师的墓碑，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来到费里德利大街北边上的欧洲陵园，余秋雨终于找到了写有黑格尔和他夫人名字的十八号墓穴。他的眼睛向旁边一扫，德国大哲学家，被称为德国国家之父的费希特的墓碑赫然在目。德国著名的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布莱希特的墓碑虽处边角，却较大，很抢眼。余秋雨作为戏剧研究者，自然对这位大师深怀崇敬。

这座墓园埋葬着众多人们仰慕的灵魂，余秋雨情感的浪潮翻滚着，他虔诚地朝拜，这一刻将会持久地印记在他的脑海，并鼓舞着他，朝着人类更高的艺术领域不断攀登。

余秋雨走进德国洪堡大学即原柏林大学，如同推开了诺贝尔奖圣殿的大门，因为这所学校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竟达二十九人。二十九人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有不少国家至今还未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如果知道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洪堡兄弟，或许人们就不会觉得奇怪，哥哥威廉·洪堡，是杰出的教育家，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弟弟亚里山大·洪堡，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均有研究，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为他举行国葬。这样的创办人，如果还不能创办出世界屈指可数的一流学府那才是一件奇而又奇的事情。正是由于蔡元培当年在这里留学，才有幸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陈寅恪也是在这里受到熏陶后，回去开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最让余秋雨感怀的是，这所为人类科学事业奉献最多的学府，这所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府，他们的低调令人吃惊，作为中国人，余秋雨希望中国的大学校长都能到这里来看看，收敛一下习惯性的大话，别的他就不想多说了。

最令余秋雨震憾的是图书馆靠马路一边的小广场。这个小广场是用石铺成的，石块上用德文写着：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余秋雨介绍，就在这块石刻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想想中国，远的焚书坑儒，近的“文革”，还有大大小小的焚书事件，中国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坦诚，将真实的历史展现给后来的参观者者，以警示后人。或许只有这种世界级的学府才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具有这种境界，它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有句话叫：“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在德国余秋雨还找到了歌德在魏玛的家，其豪华令知道歌德身世的余秋雨还是吃了一惊。这使他想到了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他由此推翻了先前人们历来的说法：一切优秀的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

余秋雨的“出走散文作品”中，跨越疆域之作占了很大一部分，由于篇幅的原因不能作更为全面的介绍，只作一个引荐吧。当然，也许引荐也是多余的，因为余秋雨的散文几乎家喻户晓，那么，仅作为“走出去才是创作源泉”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