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培进中学老师的优秀贡献

培进中学的校长原是一位女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听说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不过余秋雨进校不久她已不是校长了。给余秋雨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她无论做不做校长总是忙忙碌碌，学生与她相遇，叫“老师好”时，她总是眼睛直直地看着学生并立即回礼，这让学生们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位校长对学生太客气了。后来接替她的也是一位女校长，这位女校长也很客气，见到学生总是满面笑容。余秋雨认为这位校长的长处是从来不干涉课堂教学内容。于是老师们就时常离开正式课文讲“课外辅导教材”。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这样写道：“正式课文里，语文以报纸社论为主，英文以政治口号为主，而通过‘课外辅导教材’，我们悄悄地学过了全本《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 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钰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从余秋雨的这段叙述里，不难看出他对培进中学一班老师的崇敬和爱戴。令他感到自豪的是，培进中学虽是所普通中学，但那些优秀的老师却将他身上出类拔萃的人文素质尽情地发挥了出来。他回忆道：“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同学们就会将目光投向余秋雨。

对于这些老师，余秋雨充满了感激和眷念，也正应了他对父亲说的：“普通中学也有优秀老师”的这句话。他继续写道：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要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端庄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入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于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作文了。

这年，余秋雨的作文获得全市大奖，作文比赛的总裁判亲自给他授了奖。30年后，余秋雨担任了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又与当初他羡慕崇敬的“总裁判”相遇了。原来这位老教师已经退休而想评一个教授的资格。而余秋雨正是评判之一。这实在太具有戏剧性了。这位老师在大学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和辅导工作，编写过很多有水平的稿件，但缺乏学术著作，离上海市各大学晋升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最终没有被评上。(www.xing528.com)

30年，弹指一挥间，站在余秋雨面前的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体态沉重，白发斑斑。他虽然没有认出余秋雨就是当年他指点过的学生，可余秋雨对老先生仍然充满了敬畏之情。余秋雨的感情有些复杂，他想安慰一下他曾经的崇拜对象，他想告诉他，他曾经怎样悄悄跟在他的后面，怎样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他还想告诉他，他曾作过一次决定他终身的指点。从此，他坚定了踏上文学道路的决心，并痴迷地做着当一个作家的梦想。

少年时的余秋雨喜欢观察老师。观察老师讲课，观察老师的一举一动，他总觉得老师很伟大，也很神秘。那个年代人们穿衣基本上都是四种颜色：黑色、灰色、蓝色和白色，走在街上，一眼看去，灰蒙蒙的一片，美成了那个时代的禁忌词。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氛围中，还是有个别老师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数学老师曹惠先生，他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在同学们的眼里，他拿粉笔的姿势都像一个音乐家拿指挥棒那样优美。同学们总觉得他很另类。就为这，学校将他批了几年，最后搞得有点木木呆呆的。

高中时，教余秋雨世界历史的杜老师常被同学唤做李卜克内西，因为他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据说杜老师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在解放前是一名著名的法官，还是《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杜老师知识渊博，对哲学很有研究。那时的余秋雨已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时常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杜老师。有一次，余秋雨下课拦住了杜老师，问了一个哲学上让他吃惊的问题。杜老师高兴地向余秋雨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告诉他，学校图书馆里就有。

余秋雨是幸运的，在普通高中，他遇到了几位知识渊博，热爱教学，喜欢学生，尽职尽责的老师。他没有辜负家长和老师对他的期望，他在继续前进，这时的他，虽然对未来的人生还没有具体的规划，但他在各个方面都在努力学习，积极奋进。

一九六二年，十六岁的余秋雨以优异的成绩从培进中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