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方式中叛神形象的探讨

另一个与父权家长制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反叛者的形象问题。由于伦理意识对神话的改造，诸神祇被分别贴上了“善”和“恶”的标签。前面所谈到的那些“少典氏帝系”的神祇都是正面形象的善神，他们都具有光明磊落、崇高伟大的形象，所行事迹均符合伦理规范。而那些反叛他们的神祇则被打上了“恶神”的标记，如反抗黄帝的蚩尤，与颛顼争帝的共工，违抗帝命而盗息壤的鲧等等。

在神祇中划分善恶的依据仍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伦理意识。一统天下的“父权家长”神（帝王）是善的标志，欲与“父权家长”分庭抗礼的神是恶的化身。这就是伦理本位的思维方式的基本逻辑。

在原始神话中，神本无善恶之分，每个神都是不同部落的保护者和崇拜偶像。在神话历史化的过程中，人类早期各部落之间的征伐和合并通过神祇之间的战争表现出来，于是那些胜利了的部落的神就成为正义和善的代表，而那些失败了的部落的神则成为邪恶的化身。从伦理思维的逻辑来说，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从历史发生的程序来说却恰恰相反，是“事不成而言不顺，言不顺而名不正”。善者并非恒为胜者，而胜者却必定恒为善者。因此神的善恶之分最初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撰史原则的结果，“事成”是“名正”的原因。后来为了适应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要求，因果关系被颠倒过来，“名正”反倒成为“事成”的原因，“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则成为一种普遍的信条。失败神的恶化过程与恶神的失败过程在神话历史化的改造过程中非常巧妙地首尾相接起来，构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封闭性的解释系统。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恶神”的演化过程。

在《山海经》中，关于蚩尤的文字有三段，文中均无任何贬义，纯属客观性描述。其中关于蚩尤与黄帝战争的记载见于《大荒北经》中：“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里只是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远古时代可能发生过的炎、黄两个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对战胜者黄帝和战败者蚩尤均未加诸任何带有伦理色彩的评价。由于蚩尤是战败者，所以在后来经儒家修正的经典和汉代纬书中，蚩尤的形象就开始向着“恶”的方向发展，而黄帝则因是胜利者而日益“善”化。蚩尤被描写成“八肱八趾疏首”（《归藏·启筮》）、“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龙鱼河图》）的恶煞魔头，驱使魑魅魍魉及苗民乌合之众，作飞沙走石之妖法。黄帝则成为“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十过篇》）的威风凛凛的神界领袖。在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中，善恶的概念也分别加在了黄帝和蚩尤的身上，并且还搬出了“天命”：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蚩尤则从一方部落的首领变成了违抗帝命、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黄帝与蚩尤之间的部族战争变成了善战胜恶的斗争和一统天下的帝王讨伐叛逆的戡乱之战：“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至此，失败神的恶化过程已悄悄地转化为恶神的失败过程。

从此以后，蚩尤的形象就与“邪恶”、“贪婪”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世一切企图叛上作乱者的儆戒。^【34】

共工与蚩尤一样，同为炎帝的苗裔，因不服黄帝孙颛顼的统治，起而与之争帝，战之不胜，愤而头触不周山，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淮南子·天文训》说道：“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本是一场反正统的英雄悲剧，如加渲染，则会构成中国神话中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然而，由于共工与之争帝的颛顼是少典氏帝系的正统传人，根据伦理意识的“现实即为合理”的原则，失败了的共工只能为贼寇，不能为英雄。所以共工的形象就逐渐恶化为怙恶不悛的逆贼。

据《山海经》记载，共工本是炎帝的后裔，祝融的儿子^【35】。到了《左传》、《史记》等正史中，共工与少昊的不肖子穷奇合而为一，与兜、三苗、鲧一同被合称“四凶”，成为自颛顼至禹等历代少典氏帝王争相征伐和惩治的对象。共工的行为可称得上是穷凶极恶。《神异经》中列举了他戕害忠良、谄媚奸邪的劣迹：“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共工的历史形象时说道：

“共工在历史上的声誉，可算坏极了。他的罪名，除了召致洪水以害天下之外，还有‘作乱’和‘自贤’两项。……在《左传》中则被称为‘四凶’之一。‘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名，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注家都说穷奇即共工，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许多有盛德的帝王都曾有过诛讨共工的功”^【36】。(www.xing528.com)

接着闻一多先生列举了记载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有盛德的帝王”诛讨共工的许多史料^【37】。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共工与蚩尤一样以十恶不赦的逆贼形象遗臭万年，成为“贪恶愚顽”的化身。究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他“振滔洪水”，而是由于他“作乱”和“自贤”，欲与正统的少典氏帝王争夺天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以推翻“正统”的旧秩序为己任的造反者心目中，共工的形象就变得光辉伟大起来，成为鼓舞革命者砸碎旧世界、冲破保守的正统观念的一面旗帜，成为造反者祭坛上的神。毛泽东在谈到共工的形象时把他称为“胜利的英雄”，充分肯定了他的反叛精神。

与上述那些叛神的恶化过程不同，鲧一开始就是以刚愎自用的反叛形象出现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息壤是一种“自长息无限”的神土，鲧盗窃息壤是为了堵塞泛滥的洪水，解民于倒悬。这本是一种崇高伟大的业绩，可与希腊神话中偷盗火种给人间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的行为相媲美，“帝”（即舜，一说为尧）为什么反要杀死鲧呢？原因仅仅在于鲧“不待帝命”，擅自行事。然而即使如此，鲧的善良动机和行为也不致于使他遭受杀身之祸。因此在《山海经》的这段文字中，与其说是表现了鲧的犯上僭越，不如说是表现了“帝”的赏罚不明，专断残暴。无怪乎屈原在《离骚》中触景生情地感叹道：“鲧婞直以亡（忘）身兮，终然夭乎羽山野。”通过对鲧毁于鲠直倔强的同情，来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积郁。

然而，舜是少典氏帝系的正宗传人，是一统天下的“家长”，鲧与舜之间发生了矛盾，罪责当然不能归咎于舜。舜为君，鲧为臣，依伦理意识来衡量，臣“不待帝命”就是不忠，就是图谋不轨、僭越名位。因此鲧注定要成为邪恶的形象，成为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无辜牺牲品。

于是，许多不仁不义、道德败坏的特征都加诸到鲧的身上，如“播其淫心”（《国语·周语》）、“废帝之德庸”（《墨子·尚贤》）、“负命毁族”（《史记·五帝本纪》）等等。在《吕氏春秋》中，鲧擅自作主窃取息壤为民间消除水灾的神话传说则演变为鲧野心勃勃地觊觎帝位的叛乱“史实”：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吕氏春秋·行论篇》）

这种历史化的描述，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鲧的事迹，可说是谬之千里。但是如此处理，倒是合了伦理意识的正统化和合理化的要求。与蚩尤、共工等神的遭遇一样，鲧之所以成为千古罪人，并非因为他盗取息壤，而是因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尽管这些“神”所活动的时代远远早于封建社会），企图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犯上作乱。由于伦理意识是立足于现实而向往昔辐射的，所以这些“恶神”的“事不成——言不顺——名不正”的历史化改造程序就以颠倒的形式表现为“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的合伦理性思维程序。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被击败、被杀死，所以他们被胜利者说成是“恶”的。这里所表现的是失败神的恶化过程，支配这一过程的是“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原则，即正统史家的“春秋笔法”。历代的史官们在撰写历史时实际上也是遵循着这一原则的。但是在书写完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因果倒置的陈述：因为他们是“恶”的，所以他们才被击败、被杀死。失败神的恶化过程变成了恶神的失败过程，“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原则让位于“邪不压正”的伦理原则。于是，反映古代各部族之间相互征战的神话传说就在历史化和合理化的过程中被伦理意识改造为真命天子诛伐无道逆贼的道德说教。

狡狯的伦理意识潜伏在史籍的字里行间洋洋得意地微笑着，而那些无辜的神祇们则背着沉重的“恶”名受到后世人们的唾骂。

由于一切形式的反叛都不由分说地被扣上了恶名，从而就决定了反叛者的形象和地位的可悲性。神系或帝系的更迭只能通过一条合法的途径——传位或禅让来实现，除此之外的一切僭越和篡夺行为及其意图都被打上了不忠不孝的烙印。在传位或禅让的过程中，承继大业者之所以被“先王”选中，是因为他与“先王”在德行才能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他全盘地继承了“先王”的事业和遗愿，他只是“先王”精神的另一个栖息所，与“先王”以及“先王”的“先王”一样代表着同一种思维原则和行为规范、同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模式。因此这样一种历史延续过程不是以对现实的否定为机制，而是以对现实的肯定为机制的。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承传，祖先的法规变得越来越稳固。既然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肯定，那么所有的环节就共同构成了一个伸展性和传递性的自我肯定的长链。在这个长链的一端，是被伦理意识精雕细琢以淳教化的上古帝王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德行，在长链的另一端，则是事事处处恪守祖训陈规的现实社会。在这条长链中，得以遗传和延续的不仅仅是祖宗之法，而且还有自我肯定这种机制本身。因此作为结果，不仅导致了后世中国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正统价值观，而且也导致了他们的“信而好古”的保守文化心理。

由于一味执著于自我肯定而贬抑任何试图超越现实的否定机制，这样一种求同和崇古的思维习惯就在被改造过的中国神话传说中埋下了以现实节制超越倾向，以惰性浸渍反抗冲动的种子。在希腊神话中，神系的发展是通过几代神祇的相互否定来实现的，如克洛诺斯否定乌剌诺斯，宙斯否定克洛诺斯，宙斯本人也面临着被更新的神所否定的可能性。反叛者的叛乱获得了成功，反叛者本人也就超出了善恶评价的藩篱，因为一个声威赫赫的神王，曾经是一个大逆不道的篡夺父权的叛神。这种维持神系发展的自我否定机制（每一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的否定），使希腊神话中表现出一种新陈代谢和以变革为本质的社会进化精神。与此相反，缺乏自我否定机制，乃是中国神话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导致了传统中国人因循守旧和抱残守缺的文化心理。这一特点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伦理意识过于浓厚，在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以现实性自居的正统力量变得异乎寻常的强大。这种正统力量具有两个强有力的手段，即内在的惰性磨蚀和外在的高压强制，一切反叛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两种手段的夹击下均化为齑粉。其结果一方面是正统思想的恶性膨胀，正统本身就成为一种威力无比的伦理武器，成为善；另一方面，反叛意识却日趋衰弱，日益“恶”化，反正统成为一种莫大的罪过，甚至连反叛者本人也在心理上带有深沉的负罪感。即使反叛能够获得成功，这种潜在的负罪感也使貌似胜利的反叛者实际上成为他们所反叛的正统性的俘虏。因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中，尽管朝代的更迭不时发生，但是整个封建制度却始终安然无恙地得以延续，并不因某一家王朝的倾覆而发生过根本性的危机。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强有力的伦理意识对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