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斯凯尔夫人的名著《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向我们展示了在工业化社会中，穷苦工人的劳动是怎样变成一种异己的活动的，而这种异化现象正是维多利亚人盲目追求“进步”的必然结果。
《玛丽·巴顿》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坐火车的细节具有关系全局的象征意义：初次搭乘火车让玛丽心慌意乱，这种个人体验并非偶然而孤立的，而是人类首次遭遇工业化浪潮冲击时普遍心态的缩影。如英国评论家阿尔梯克所说，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人们形成了有关速度的新观念，而“速度新概念”的形成直接跟火车／铁路的崛起有关：“铁路使速度这一概念渗入了全民意识。在这一方面，铁路所起的作用超过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任何科技发明。”玛丽·巴顿的故事就是在以快速为特征的“进步”车轮下演绎的。
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以卡森父子为代表的资本家，以巴顿父女（即玛丽和父亲约翰）为代表的工人。卡森父子可谓19世纪麦考莱（T. B. Macauley）的“进步”学说的化身。他们的日子的确蒸蒸日上，不仅房子越盖越豪华，而且家里的“摆设不惜工本”。跟他们的豪宅相比，工人们的居所简直就是地狱。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约翰和威尔逊看望达文波特的描写：他们刚走进达文波特一家居住的地窖时，“差点儿没让强烈的臭气给击倒”；此时的达文波特已经奄奄一息，但是由于家里穷得连一张床都没有（家中甚至找不到一根柴、一口水、一块冷土豆），因此他不得不“躺在连一条狗都不会挑选的、又潮湿又发霉的稻草上”；同样惨不忍睹的是，此时他的四个孩子正饿得“在湿漉漉的砖地上直打滚儿”。达文波特最后撒手人寰。他的死并不是孤立现象——书中死于贫困的还有威尔逊的两个双胞胎儿子、玛格丽特的父母、约翰的母亲、妻子、妻妹（埃丝特）和儿子。这种贫富悬殊的状况是对麦考莱的“进步”说的极大讽刺，后者当时正吹嘘“英国的历史绝对是一部进步史”，而且英格兰人是“最伟大的民族”。(www.xing528.com)
小说中的故事表明，麦考莱所说的“进步史”是一部贫富两极分化、劳资矛盾激化的历史。小说情节随着小卡森之死被推向高潮：小卡森不但剥削了工人，而且傲慢残忍，因而激怒了工会；后者选派约翰对他实行了秘密枪决。应该说，真正把小卡森送上西天的并不是约翰的那把枪，而是他自己以及他老子的发财梦，或者说是“进步梦”。老卡森在书中的一段反省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审视起自己的欲望：他一直追逐着财富，追逐着社会地位，追逐着显赫的名声。他追逐到了，终于能跻身于商业王子之列了，可是他又眼见这些貌似实实在在的东西渐渐地化成了泡影——它们本来就是幻影。泡影一个接着一个，终归都消失在了他儿子的坟墓之中。”老卡森一辈子追逐财富，到头来反为财富所害；一辈子以为抓住了“实在”，却原来是拥抱了泡影。换言之，老卡森参与推动了“进步”车轮，却让它碾碎了儿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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