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对文学批评和创作的重大影响

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语言观念的变革对文学批评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拓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语言批评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新的语言观念首先拓展了文学语言自身的研究空间。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工具论限制了人们的思路和视野。既然语言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存在，语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反映”这个客观世界；语言就被认为最好是隐身的。因此，语言的价值就集中在“载体”和“工具”两方面。既然语言的“终极”意义有限，关于文学语言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谈。在“十七年”，人们通常是谈完了语言的形象性、创造性和音乐性以后，下一个的话题就是如何深入生活，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那个时代关于文学语言话语的枯涩，其实正是观念狭窄的一个典型症候。

新时期文学在确定了语言的本体地位以后，就既确定了语言研究的合法性，也打开了文学语言研究新的空间，使文学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

刘再复曾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进行了一场包括两项内容的文体革命：“一项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语言符号系统，开辟了新的概念范畴体系；另一项是改变基本思维格式。这种思维格式包括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批评的基本思路等”。[31]

就思维方式来说，新时期文学批评改变了开口就是政治性、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老路。既然语言是本体，具有独立的表现意义，语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价值，它就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于是语言的格调、节奏、韵律、语气与语调，句子的长短与变化等都成了文学研究的重要角度。80年代以来，关于作家语言特点研究在关于作家整体研究中已经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第二，语言本体论为文学的文体研究提供了逻辑支点与合法性依据。在文学批评中，语言研究与文体研究当然并非同一个概念，在新时期，纯粹的文学语言研究虽然有一定比例，但大量的还是文体与形式方面的研究。像文学作品的视点、视角、叙事方式、时空间结构、情节组合，以及隐喻、象征、反讽手法的使用等。但是80年代以后，因为语言学在各门学科中“显学”的地位，一方面语言学对所有的研究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示范；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研究也带动了文体与形式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在现代西方理论界，几乎所有重要的诗学理论都与现代语言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既是“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也是以新的语言观念为支撑的。20世纪以来，从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和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一直到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无意识心理学都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正如安•杰斐逊和戴维•罗比所言：“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现代文学理论中讨论得最广泛的问题之一。确实，在促进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为数众多的学科中，几乎可以断言语言学是最重要的。”[32]即便像叙事学这种看似与语言距离较大的理论，其基础仍然是语言学。罗兰•巴特就曾突出强调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33]

在新时期文坛上，语言本体论为文学的文体研究提供了逻辑支点与合法性依据。语言的意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有人对新时期文学批评大规模地转向文体和形式提出质疑的时候，人们很自然会在语言本体论中寻找依据。语言在文学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成了文学形式与文体研究的根据和前提。因此，可以说语言本体论一直是作品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的源头和逻辑元点。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所谓文学，在其本体意义上，首先是文学语言的创造，然后才可能带来其他别的什么。由于文学语言之于文学的这种本质性，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在作品中产生了自身的本体意味”。[34]

整体上说，自80年代以来开始的语言观念的变革既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改变了对文学的认识。语言在文学构成中的巨大作用已经深入批评家的观念中。提到文学，人们再也不会仅仅想到政治性、倾向性和教育作用，不会仅仅把文学当作生活的“反映”；语言在表意中的本体性，它在组织与构成作品中的不可替代性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在这个变化中，语言观念的变革发挥了关键性的影响。

语言观念的变革不仅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范畴、术语和概念体系的变化。一系列新范畴，如语言、文体、符号、结构、能指、所指、陌生化、视角、视点、叙事人、叙事方式等代替了主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典型、典型性、典型化、大众化、民族化等。而这些范畴与术语的更换也最有力地说明了新时期文学批评方向的转变。

新时期文学批评中语言观念的变革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件大事。“文学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本体”这句看起来非常朴素、简单的话在新时期却成了各种变革的逻辑元点。其实，我们今天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很多话题都可以在这句话中找到源头，它在众多话语中扮演了“元话语”的角色。它不仅扭转了人们的语言观，而且带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将新时期文学引领到一个新的天地。

[1]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2]秦牧等：《当代作家谈创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3]［苏］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载《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2页。

[4]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海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315页。

[5]同上。

[6]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1页。

[7]［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8]［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9]杨大春：《文本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0]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

[11]［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页。

[12]［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www.xing528.com)

[1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14]［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2页。

[15]［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8页。

[16]黄子平：《得意莫忘言》，《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

[17]唐跃、谭学纯：《小说语言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18]《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9]同上。

[20]同上。

[21]《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2]同上。

[23]同上。

[24]童庆炳：《文学语言论》，《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25]徐岱：《论文学符号的审美功能变体》，《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26]刘晓文：《文学语言的双重品格——“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王坤：《文学语言中信息构成的对立美学原则》，《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27]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28]唐跃、谭学纯：《语言功能：表现+呈现+发现——对“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的质疑》，《文艺争鸣》1987年第5期。

[29]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30]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可变性规律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31]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32]［英］安•杰斐逊、戴维•罗比：《现代文学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33]［法］罗朗•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7页。

[34]［美］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