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语言也被认为带有阶级性，语言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被认为从属于内容的需要，这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论的语言观。因为受到“工具论”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在对语言的认识上通常都有一个很大的误区。他们意识中的“语言”，其实只相当于索绪尔“语言/言语”中的“言语”，而非整个语言本身。即把语言仅仅看成“声音”和“文字”，一种对“声音”和“文字”临时的使用，而没有看到“言语”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作为符号的系统。这样，语言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他们相信语言之外，有一个客观的独立的现实世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真实”、“客观”地反映这个世界，人们认为语言在反映客观世界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作用”，但这个“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即语言使用如果不当，就会扭曲与遮蔽“现实”。因此，最好的语言应当是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应当像那种澄明透亮的玻璃，没有任何杂质，不妨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似乎人们不通过语言就可以直接感知客观世界，可以有视觉的还原、听觉的还原和触觉的还原，也即直接面对“纯”客观的世界。因而，使用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恰当的词用在恰当的地方，恰当到人们反而看不见语言。这种把语言当作负担，当作文学表现中的“累赘”是工具论中最典型的观点。
因为作家心目中有一个独立于语言的现实存在，他们追求最大限度地摆脱语言的“干扰”，尽可能真实、客观地表现“现实”，所以很多作家在使用语言时，总是把“准确”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李准说“毛泽东同志讲过：‘语言的标准是准确，鲜明，生动。’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第一是准确，第二还是准确，第三是鲜明，第四是生动。”[1]赵树理说：
“我对运用语言方面的看法，一向不包括在写法中。我以为这只是个说话的习惯，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说话时都有他们的特种习惯。……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想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在‘艺术化’方面只是能化多少化了多少力气（根据我的能力），而在保持习惯方面做得多一点而已。”[2](www.xing528.com)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时代也不能说不重视语言，很多人谈论语言都首先引用高尔基的话：“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3]但是，这里的所谓重视，其实还是把语言当作工具，这个工具最好的功能就是“透明”地反映现实，实现了这个功能，语言就成了完全多余的东西。
与这个时期作家的语言观念相对应，当时批评界对语言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为数不多讨论文学语言的专著与论文中，批评者的出发点大都是视语言为工具，他们不仅希望将语言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而且希望语言能够成为服务于某种政治目标的工具。以群在其《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就指出：“语言是作家用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把一幅幅的生活图画和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示出来，就必须通过语言的媒介。”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真学习语言，不断地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对于文学创作有重要的意义。”[4]正是从这个理解出发，他认为对文学语言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准确。他指出：“在一般文章中，作者要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明确地表达出来，就必须善于根据对象的形状和事物的相互关系，挑选精确的语词，严密地组织词句，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不仅是对一般文章的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学作品中语言的最基本的要求。”“语言的准确性，主要在于选用语词贴切，句子的组织安排合乎逻辑，能确切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表达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理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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