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语言大众化的影响与限度

延安时期，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讲话》的巨大影响，语言大众化成了作家的主要语言策略，它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很多作家表态，发誓要走语言大众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分的急功近利，官方期待的是有“大”和“深”的作品，所以，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还是“五四”的书面语。

导致这种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上所述，文艺界领导已经意识到，过分强调语言的大众化，势必大大限制文学的功能，这与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用文艺教育人、鼓舞人的根本目的是相悖的。所以舆论造势的力度，在新中国成立后要小得多。其次，文坛上一些非大众化作品的成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丁玲、周立波都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的作品《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从结构方式到语言方式基本上都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这样的作品，恐怕压根就没考虑给农民看，但是它们都在1953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坛上得到褒扬的一系列作品，像《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艳阳天》，包括像《红旗谱》、《红日》等，它们恰恰都是用“五四”式的书面语写成的。而一直执著于农民语言的赵树理却没有受到很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作品主体的还是“五四”式的书面语言。在这个方面，柳青的《创业史》可以作为代表。当然，他也不是排除大众化和口语化，而是以“五四”书面语为主，寻求两者之间一种有效的结合。

在“十七年”，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与赵树理反映一时一地的问题不同，《创业史》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29]小说的着眼点显然是人物，作者塑造人物的依据主要也不是外部冲突，而是更着眼于人物的内心冲突，力求通过人物内心新旧思想和观念的冲突，展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必然性和历史趋势。

从语言风格的形成来说，柳青早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他早期的作品《牺牲者》、《地雷》中都有大量静态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语言带有欧化的特点。1947年创作的《种谷记》，柳青力图向大众语言靠拢，在作品中使用农民的语言，但整个语言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比较沉闷。

而在《创业史》中，柳青力求找到一种把“五四”书面语与大众口语结合起来的路子。“五四”书面语的特点是细密、绵长、曲折而富有变化，没有这种语言，要表现《创业史》中那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语言在《创业史》中是主体。而大众口语的特点，是生动、活泼，带有民间气息和生活气息。使用后者，作者的目的一个是力矫欧化语言的沉闷、蹩脚，克服这类语言中有悖汉语习惯的东西；另外，大众口语也能收到通俗、易懂的效果。在这个方面，柳青的自觉意识非常明确。

在谈到使用“心理视角”的问题时，柳青指出：

“这种手法虽然‘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加好些’，对于一般水平较低的读者，却不大容易一下子就明白作品的全部思想内容。这就使作品的表现手法和群众化有了相当的距离。要使作品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艺术技巧方面一个较大的问题。”[3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有意取消引号，把人物的内心独白，用叙述语言表现出来，既克服了静态心理描写的烦琐，又照顾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创业史》的叙述语言以长句子为主，结构复杂、逻辑严密，同时又婉转曲折和富有变化。这是从鲁迅、冰心、茅盾、丁玲等延续下来的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五四”书面语，与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的语言有着明显的区别。

语言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策略，“五四”以后的几代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但是，因为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个策略虽然影响巨大，但内涵其实是具有很多的含混与不确定性。在多数情况下，仅仅等同于一个通俗化的召唤。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功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大众化语言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因此，有一个“倡导”与“拒绝”的双重心态，“语言大众化”的影响也趋于低落。

[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2]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期。

[4]《黄遵宪全集》下卷，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0页。

[5]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7]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8]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1月，第9号。

[9]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1940年6月9—10日。

[10]《“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底发起》，《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www.xing528.com)

[11]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

[12]麦克昂（郭沫若）：《普洛文艺的大众化》，《艺术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

[13]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1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

[15]《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6]《赵树理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17]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28页。

[18]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载《赵树理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7页。

[19]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8页。

[20]《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21]《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2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

[23]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载《赵树理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7页。

[24]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载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7页。

[25]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26]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

[27]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人民日报》1952年5月2日。

[28]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29]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30]孔范今、徐文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