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本土作家的语言探索

以往人们对解放区本土作家的语言实践常常满足于“大众化”、“民族化”的命名和概括，认为他们的语言方略就是学习旧白话，是对《水浒传》、“三言二拍”语言的承用，而实际上，在“大众化”、“民族化”的共名之下，他们的语言实践要复杂得多。

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赵树理、马烽、西戎等并非真正的“民间艺人”，他们大都受过新文学的洗礼，作为“现代”作家，虽然他们为了照顾工农兵大众的阅读水平与习惯，不得不较多地使用旧白话，但是对旧白话的缺陷未必就没有认识。因而，他们在语言的选择上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即一方面，解放区文学的读者对象是工农兵，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应该使用为他们所熟悉的旧白话，但是，另一方面，旧白话又的确存在简陋、含混，不够精密、准确的特点，而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出了旧白话那种低水平，已经创造并发展了现代白话这种更高级的形式——实践证明现代白话是一种更高级的语言形式。与旧白话相比，在叙事状物方面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再完全回到旧形式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囚禁与限制。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俯就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在解放区作家是一个政治的、必然的要求，另一方面，尽量完美地表现生活，又是来自文学的普遍规律。事实上，很多解放区作家，包括解放区的本土作家都处在这样一对矛盾中。

而解放区本土作家对待这个悖论的方略，并非简单地借用旧白话，把它移植到自己的文本中。实际情况是，这批作家还是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上，在甄别、选择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了旧白话。来自本土的解放区作家对旧白话的弊端其实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也一直在谋求对它实施变革和改造。

孙犁曾明确指出了旧小说语言的不足。他说：

“中国的旧文学，连旧的白话小说在内，其形式的本质——语言，已经大半是死的了，因此在民族形式的建立上，接受国内外文学遗产，对完成中国的语言、语法、拉丁化工作，都有其作用和意义。要使新的字眼，新的语法，新的表现法得到真实的生命，也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1]

在现代语言的细腻、精密与旧白话的粗疏、概括之间，赵树理也不是没有认识。他说过：

“细致的作用在于给人以真实感，越细致越容易使人觉得像真的，从而使看了以后的印象更深刻。我们看一张细致的油画，见到画面上的人物神情、服装、所携用具、周围景色以至远处的水光、山色、青天、白云……件件逼真的时候，有时觉得自己也可以进到画中去，看了以后可以很久或终身忘不了。我们读了写得细致的小说也有同感。”[2]

来自本土的解放区作家一方面认识到现代文学语言细腻、精密的优点，另一方面受到工农兵对象的限制，又不得不更多地借鉴使用旧小说的语言。在这样一个两难的悖论中，很多作家采用的方略就是尽量地改造旧白话，或者说是将现代白话与旧白话结合起来使用，创造一种新旧结合的新语言和新文体。

具体地说，在那个时代很多作家所追求的就是既照顾人民大众欣赏习惯，同时也尽可能地使用精密、细致的现代文学语言。

在本土的解放区作家中，赵树理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一向被认为是大众化、民族化的代表。但是，如果真正拿赵树理的小说与旧白话小说比较，能够看出，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情节线索都比较集中，没有旧小说的枝蔓；叙述故事、介绍人物也比旧小说细致很多。如《李有才板话》，始终是围绕“老”字辈和“小”字辈的斗争展开。章工作员的“官僚”导致阎家山的“小”字辈在新政权建立以后仍然处在被压迫状态，阎家山的权力实际上还是掌握在阎恒元手里。后来老杨同志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面，发动老槐树下的“小”字辈，斗倒了阎恒元。

《李有才板话》与旧小说的相似，是它们都以情节为中心组织小说，故事情节被突出，而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则受到压抑。它与旧小说的不同在于，这部作品所写毕竟是现代故事，作家本人也受过新文学的熏陶，因此，作品的情趣、追求和格调都与旧小说有着很大的差异。就艺术形式上来说，这部作品的结构比较集中，它没有传统白话小说那样大的时空跨度，作品紧扣着一条线索、一个事件。正因为如此，作者还是能够集中笔墨把故事和人都写得更细一些。

在语言使用的问题上，赵树理也作过较深入的思考。因为他的创作宗旨是为农民服务，因此他必然要大量使用概述式语言。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较之古代生活有更多的复杂性；有的时候，用旧白话那种概述式语言的确无法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也会作一些适当的变通，有条件地使用现代文学的描写语言。

关于这个问题，赵树理是用“粗”和“细”来表述的。他说：

“究竟什么地方应粗、什么地方应细呢？我以为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应细，仅仅起补充作用的不妨粗一点；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和以上相同外，凡是直接的读者层最熟悉的可以不必细写，而他们较生疏的就须多写一点。我一向是这样做的，只是在应细的地方而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则做得不够。”[3]

该细的时候细，这是赵树理一贯的追求。请看下例：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说也好笑，三面看来有三变：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有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人家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象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象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www.xing528.com)

这是一段比较长的环境描写，表达的文意相当复杂。联系上下文，能够看出，这段描写绝非单纯的环境描写，它要表现的是这个窑洞主人的心灵手巧。李有才不仅是农民艺术家，擅长板话，在生活中也是个能工巧匠，一个窑洞能安排得如此妥帖。周扬在1946年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中，也曾引用了这一段话，他在随后所作的评论中说：“这岂是写窑洞呵？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写出来了。”[4]

作者要表达这样复杂的文意，使用概述式的旧白话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也不愿意使用拖泥带水欧化的长句。作为一种变通，赵树理常常是变长句为短句，用多个短句表达一个长句的意思。就是追求现代文学语言表达的效果不变，但是在语句的形式上作一些调整和改变。

关于这种语言策略，赵树理自己曾有明确的表述。在谈到自己处理语言、句子的经验时他说：“‘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所说几句；‘鸡叫’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5]

另外，仔细分析《李有才板话》中句子的连接，能够看出，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比旧白话要复杂得多。承接、并列、转折、递进、假设、因果等大量出现，这是旧小说、旧白话中没有的。这种语言所表现的完全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以上赵树理所谈的语言经验，在本土解放区作家中应当是有代表性的。其要旨就是，这批作家并没有放弃追求现代文学语言的那种表达效果，但是为了照顾特定的阅读对象，他们在语言的组织上作了变通：长句换成短句，欧式词汇换成中国农民的口语。但是，建立在现代人思维方式上的那种精致与严密在他们的作品中还是积淀与保存了下来。

在40年代就有人指出：赵树理的小说“已经不是完全的固守旧有形式了，它的开始在突破旧有形式，而多少的掺入了西洋小说的表现方法。”[6]

周扬在谈到赵树理的创作时曾指出：

“在他的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收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7]

在本土解放区作家中，孙犁走的是一条与赵树理不同的路。他们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宣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方面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孙犁更多的是创造了一种抒情的浪漫主义。他没有像赵树理那样将读者对象一定要确定在低文化水平的群体上，而是致力于更艺术化地反映生活。这样他的作品给现代文学语言就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在作品的结构方式上，孙犁与赵树理似乎有很大差异。孙犁曾批评当时很多作家写作时信奉的“完全”的观念。他说：“我国农民讲故事和听故事，向来喜欢有头有尾的，非得要从开天辟地说起，而每件事都要有个结果不可。”他批评有些人“一写起文章来，就特别照顾这个‘完全’问题，多半是把一件事的浑身上下都介绍出来，才觉得完成了任务。”[8]

孙犁要求，文学创作可以摘取生活中的一段，场面中的一角，这样“你就会把精神集中起来对付它。你会观察得详细，感触得丰富，你会把它展开、扩大、润饰光彩，使你的故事越发美丽优秀”。[9]选取生活的片段集中予以刻画，省略过多的过渡与交代，留下一些空白，让读者通过想象去填补，这正是现代小说不同于古代小说最主要的地方，而这种结构方式所需要的也正是那种精密、细腻的现代文学语言。

孙犁的语言没有欧化句子的烦琐和佶屈聱牙，但是有着现代语言的精密和细腻，这应当是现代文学语言一种非常成熟的形式。像“白洋淀系列”中的《嘱咐》，作者开始用很大一段篇幅写水生离家八年以后，第一次回家时的经历。这一段文字表面上看很多都是在写景，但是实际上是此时此刻对水生心情的写照。文字非常洗练、质朴，没有欧化的长句子和蹩脚的词语，但是文意繁密。作品或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或以景物予以映衬，总之是把人物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写得婉转尽致。

当然，解放区本土作家追求大众化、民族化也不是没有问题。文学的读者并非都是工农兵，而且工农兵也并非永远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文化层次上，过分迁就工农兵的鉴赏水平，会导致文学的简单化。那个时代很多人热衷于使用旧形式、旧白话，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语言的通俗易懂。而旧白话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被证明为一种较简单和低级的语言。在刻画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存在很多障碍。

40年代解放区本土作家大部分还是在现代语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旧白话，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而如果是不加改造，一味原样照搬地使用旧小说中的语言，那将是文学语言的一场倒退，会给新文学造成非常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