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导向与作家语言建构

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公共交流活动，社会通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方式对作家的写作予以干预。事实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语言理想，而当一个时代用自己的语言理想影响作家时，就形成了一种“时代的语言导向”；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或多或少地都会受到这种“导向”的影响。

就一个时代的内部来看，这个语言导向也许并不明显，但是拿不同时代作比较，这个“时代”的影响就会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在语言变动十分剧烈的20世纪，每十年，时代的语言导向都会有较明显的变化。例如，“五四”是白话文草创期，当时一些先驱者设计的建设白话文的方略就是欧化与口语化，因此，欧化与口语化也成了很多作家的追求。而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在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过分欧化或过多地使用文言的缺点，提出了相应的批评，因而，此时期很多作家更注重尊重汉语自身的习惯，克服过分欧化、过多使用文言之弊。另外，20世纪30年代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语言大众化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1940年在延安和解放区大众语运动更加深入，对作家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以“五四”时期与20世纪30年代的语言导向作比较，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前一个时期作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现代白话文的合法性。在当时，欧化和口语化成为一个主要的语言策略，后一个时期则在于努力融合欧化语、口语，包括文言和方言等成分，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统一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文学语言。同时，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语言大众化也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语言潮流。

“五四”时期，作为白话文运动主要发起者和倡导者的胡适，他在指斥文言文的各种弊端时提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在如何建构现代白话文方面，他提出的方略却语焉不详，经不起深入的分析与推敲。例如，他将现代白话与明清白话小说的语言混为一谈，认为两者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东西，因此建议现代作家以明清白话为范本，他把明清小说说成是现代人的“白话老师”，学习国语的“模范文”，是人们学习国语“无师自通”的“速成学校”。[23]而实际上，旧白话与文言同属于传统汉语，同样具有简单、质直的特点，同样缺少基本的现代性内涵，与现代语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语言建设方面存在重要的理论漏洞，其后周作人、傅斯年、钱玄同等对其理论作了很重要的更正与补充。关于白话文建设的方向，周作人曾明确指出，“明清小说里原有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又是国语运动以前的国语著作，特别觉得有价值，然而它们毕竟只是我们所需要的国语的资料，不能作为标准”。他认为旧白话“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他认为国语建设的方向应当是“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使其丰富柔软，能够表现大概的思想”，“以适应现代的要求”。[24]

傅斯年则认为中国旧的语言“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异常质直，异常干枯”。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第一要学习口语，因为口语具有“自然的简洁的活泼的”特点，他认为“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竟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切精神，一切素质，——到作文上”。其次是国语的欧化。他认为中国的旧白话与文言有同样的毛病，即“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而“我们做起白话文时，当然要减去原来的简单，力求层次的发展，模仿西语语法的运用；——总而言之，使国语受欧化”。[25]

“五四”时期，周作人、傅斯年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鲁迅等很多作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口语化与欧化也是许多作家在语言上的主要追求。

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作家在赢得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以后，对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他们这个时候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怎样”建构现代语和引进何种成分建构现代语，而是如何“更好地”建设现代语；不是是否引进欧化语、口语、文言和方言的成分，而是如何更好地吸收这些成分，如何更好地融合这些成分。其次，如果说，“五四”作家更多地着眼于建构一种“日常实用”的白话文，那么，30年代作家更着眼于建构一种“文学”的白话文，突出了白话文中“文学”的属性和特点。在30年代，实际上这两种语言策略成了许多作家“默认”的语言时代导向。

在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作家的语言观念中，老舍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老舍首先沿袭了“五四”作家的观点，认为欧化在中国现代文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生硬模仿西文的句法与词法，主张对西文作适当的改造，使之符合汉语言说的习惯。他说：“‘五四’以后，有的作家摹仿欧化语法，这不妥当。我们今天应根据我们的语言的法则来写作。”[26]他采取的方略是，更多地将欧西文思与汉语的习惯结合起来，使欧西文思适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老舍找到的一种方法是，他首先从创作的需要把一个意思想全了，然后按照汉语的习惯予以表述，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一个长句子分解成几个短句子。他说：“按照我的经验，我总是先把一句话的意思想全，要是按照这点意思去造句呢，我也许需要一句很长很长的话，于是，我就用口语的句法重新去想，看看用口头上的话能不能说出那点意思和口头上的话怎样说出那点意思。这么一来，我往往发现：口语也能说出很深奥的意思，而且说得漂亮干脆。”他把这种策略叫做“深入浅出”。[27]茅盾也严厉批评过那种不顾汉语习惯盲目模仿西文的现象，他说“采用欧化句法，我们是赞成的”。但过分背离汉语的习惯就是“入魔道了”，“这就是不成话的白话文”。他认为要“改良”当时的白话文，“第一应该先来做一番‘清洗’的工夫，要剔除‘滥调’，避免不必要的欧化句法，和文言字眼”。[28]

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这种大的时代语言导向之外，一些流行的语言思潮也会影响作家个人语言的建构，贯穿于整个30年代的语言大众化运动对这个时期作家的语言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在1930年、1932年和1934年，当时的文坛曾进行了三次关于语言大众化的讨论，前两次主要在左翼作家内部进行，第三次讨论则吸引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有很多非左翼作家也参加了讨论。30年代，首先由左翼作家提出的关于语言大众化的问题当然首先是一个革命文学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大众、鼓动大众，而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有一个语言的大众化，没有语言上的沟通，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就会与“无产阶级”没有真正的交涉，变成少数左翼知识分子的自娱自乐——然而，在30年代初，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提出大众化问题，其实既有以革命文学为基点的考虑，同时也带有超越革命文学范畴、对“五四”语言策略的反思，这个反思的要点就是质疑“五四”以后中国文学语言过分欧化的倾向，认为“五四”文学背离了很多先驱者在争取白话文合法性时提出的所谓“言文一致”的原则。

瞿秋白认为当时流行的所谓“五四式的白话”就是一些“直译式”的文章：　“这里所容的外国字眼和外国文法并没有消化，而是囫囵吞枣的。”[29]他认为这种语言是“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30]因此，要求“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31]

瞿秋白的观点因为是基于建构革命文学的需要，当然带有偏激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击中了“五四式”白话文的要害，即它在语言建构中过分依赖欧化，因而导致现代白话在以“言文一致”为理由获得合法性以后却重蹈文言“言文分离”的覆辙。同时，在这个大众语运动中，一些人也提出了纠正过分欧化的策略，例如，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改造和使用方言等，而这些策略对当时的作家，特别是对左翼作家的语言实践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丁玲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丁玲早期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在语言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点，这些小说主要表现现代女性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是较典型的心理独白型小说，因而作者大量使用了附加成分繁多、构造复杂的长句子。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有的句子最长可达一百多个字。丁玲自己明确说过：“我开始写的作品是很欧化的，有很多欧化的句子。当时我们读了一下翻译小说，许多翻译的作品文字很别扭，原作的文字、语言真正美的东西传达不出来，只把表面的一些形式介绍过来了。那时我们写文章多半都是从中间起，什么‘电灯点得很堂皇，会议正在开始’之类，弄上这么一个片断，来表示一个思想。”[32]

然而，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和她后来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以后，她的创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30—1932年发表的《韦护》、《田家冲》、《水》等作品中，她的作品出现了从表现知识女性的情感苦闷到关注社会人生的变化，创作了一些带有“普罗文学”特点的作品，而其语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她较多地克服了前期作品过分欧化的特点，那种结构复杂的长句子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口语化的短句子。1936年丁玲到延安以后，在她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杜晚香》，40年代创作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中，她的语言则进一步朝着大众化、口语化、清楚、明晰的方向发展。

关于1930年以后丁玲语言的改变，一位研究者认为其中的原因既与她这个时期创作题材的变化有关，“也有左联几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客观影响”有关。丁玲在思想上发生急剧左转，在创作上她开始“自觉迎合和贯彻‘左联’的规约和要求”。“丁玲不仅以具体的文学实践对这一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呼应，而且也动员其他革命作家践行这一规约”。[33]从丁玲的例子可以看出，语言的时代导向会对一个作家的语言实践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总起来说，语言背景的差异使新文学第二代作家跨上了一个新的平台，经过他们的努力，在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克服了早期语言的生涩、散漫，将欧化语、文言和方言等成分机械拼接的问题，克服了很多作家要么过分欧化，要么过多依赖文言之弊，使现代文学语言融会贯通，成为一种真正具有主体性、独立性的语言系统。

[1]郑登云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181页。

[4]李宗刚：《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13页。

[5]同上书，第77页。

[6]同上书，第113页。

[7]茅盾从事创作较晚，因而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但是从资历等方面讲，他更应当被归入“五四”作家的行列。

[8]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9]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0—21页。(www.xing528.com)

[10]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11]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9页。

[12]许杨清、宗诚编：《丁玲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3页。

[13]同上书，第56页。

[14]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15]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17]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2页。

[18]《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19]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82页。

[20]沈从文：《我怎样就写起小说来》，载沈从文《沈从文别集•阿黑小史》，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页。

[21]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2]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1页。

[23]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1页。

[24]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2页。

[25]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17—226页。

[26]《老舍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7]同上书，第323页。

[28]《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9]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9页。

[30]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31]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32]丁玲：《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73页。

[33]黄海霞：《丁玲“左联”时期文学语言的“味道”》，《福建论坛》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