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影响与郁达夫、王统照等风格建构

“五四”时期汉语的变革不仅仅是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其背后更深刻的是汉语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即它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转型，而这个转型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中国人接受西文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与言语方式，简单地说它表现为一个汉语欧化的过程。因此对“五四”作家来说，语言的欧化程度也是辨析作家语言风格类型的重要角度。

与以上判断“五四”作家受文言影响的情况相似，事实上，这个时期所有作家的语言也都不同程度受到了西文的影响。但是，这里如果我们不是泛泛地讨论作家语言欧化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可能首先要设立一些标准，即将那些仅仅间接受到西文影响的作家排除在外，而仅讨论那些曾经长期学习使用西文，其语言直接地、明显地受到西文影响的作家——因为语言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或惰性，母语对人来说总是根深蒂固，一个作家的语言要真正有深刻的改变，仅仅间接地接受影响，或浅尝辄止地学习一些西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了解西文之后，才可能将西文的思维方式、言语方式用到自己的母语中来——如果要建立一个外部的、可资分辨的标志，我们大致可以设定被讨论的作家应当长期地专门学习过西语，例如，进过大学外文系，或者有过留学经历，在语言的使用上应当有较多从事西文翻译的经历。

当然，就是这样一个外部标志也未必对所有作家都有效，因为语言的学习与使用有太多的例外。例如，一个作家语言特点形成主要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成年以后语言风格一旦形成，再接受西文的影响其语言发生改变的空间就不大了。在“五四”作家中，冰心1923年23岁赴美留学，在这之前她已经创作了很多白话小说，许地山1923年赴美留学时已经31岁，也已经发表《命命鸟》等小说；这些作家虽然有留学经历，但语言欧化程度并不高。

在西化程度较高的这批作家中，郁达夫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郁达夫13岁就开始学习西文，他也表现了较大的兴趣，在学习上付出了较多的精力。他后来说：“洋学堂的特殊科目之一，自然是伊利哇啦的英文。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点觉得好笑，但在当时，杂在各年长的同学当中，和他们一样地曲着背，耸着肩，摇摆着身体，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13]1912年郁达夫“为了能更好地学习英文”转入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14]后来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其后再转入美国浸礼会办的惠兰中学学英语，1913年郁达夫回家自学，他仍把英语作为一个重要科目。1913年到日本后，先在神田的正则学校补习日语，随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而在当时功课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是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屠格涅夫）小说的英译本：《初恋》和《春潮》（这个时期他已经具备了阅读英语小说原文的能力）。后来在放弃医科，转回文科时，他更是读了很多西文的小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15]

长期大量地西文学习阅读使郁达夫的语言明显带上了西文的特点。当然，正像其他“五四”作家一样，郁达夫的语言也是多种资源复合积淀的一个结果，即除了西文之外，还有文言与方言的影响。有的研究者在单个分析郁达夫语言的特点时，就比较多地注意到其中文言和旧白话的影响，认为其作品中“除了在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文字”，“他基本上继承了《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那种‘文字简练，华实相称’的语言”。[16]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文笔的“干净”，“主要是得自古文的训练”。[17]但是整体上分析郁达夫小说的语言，应当看到，西化其实是这个作家语言特点的主调。

普实克在《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与艺术》一书中曾深入分析过郁达夫小说中艺术描写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作者的叙述风格和叙述的矛盾的性质是一致的。一方面，在艺术地描写自然风光和作者复杂的梦幻时，所用的是匀称有力的复杂句型；另一方面，又常常出现一整套惊叹、叫喊、提问，打断了那些匀称有力的句型。”[18]他在分析《烟影》时指出：当郁达夫转而记录个人经验时，那种平淡的叙述体就消失了，“作者转而重视某种气氛的创造。这时就出现特别复杂的文体，其特点是刻意求工的整句”。《烟影》看上去“只是一篇简单的速写，句子却非常复杂”。普实克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则因为咳血咳得厉害，怕一动就要发生意外，二则因为几个稿费总不敷分配的原因，终于在上海的一家破落人家的前楼住下的文朴，这一天午后，又无情无绪地在秋阳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脑胱马路上试他的孤独的漫步。

普实克在评价郁达夫的《烟影》时曾指出：“这篇作品的基本结构都是长复合句，偶尔加些短句，文字非常和谐，辅以前面已说过的一些方法，如对话的压缩，感情强烈的直接语句的压缩等。”他认为“这种用异常复杂的句子把各种事实包容在一个叙述单元内，使文字凝练统一的努力，是来源于把个人经验文学化的倾向。……这篇小说也是力求超越中国旧文学的松散结构，代之以比较复杂形式的例证。在文体上，则是以复杂句代替早期的事实罗列和节奏化”。[19]

张恩和在《郁达夫研究综论》中也委婉地批评了那种用“清新明净”概括郁达夫小说语言的观点。他认为，郁达夫小说语言的特点是，“他总是把要说的话，尽情吐出，不完不止”，在这一点上郁达夫与巴金非常类似，就是具有“酣畅淋漓”的特点。他说，“曾有人说郁达夫小说的语言是‘清新明净’。应该说，‘清新’是不错的，‘明净’则不如改为‘明快’。因为在郁达夫的小说语言中，冗字冗句不是不可以找出”。[20](www.xing528.com)

在“五四”时期年龄较小一些的作家中，王统照也是语言西化比较典型的例子。王统照学习西文的时间并不早，他是17岁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以后接触西文，也对西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中学毕业后，他就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用四年时间专业学习英语与英国文学。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他主要选修了英法等国的文学史和戏剧史，但每周课时并不多，“其他时间均在公寓中自己攻读英文原版作品”。[21]在学习英国语言文学的同时他就开始从事译介工作。在北京期间他翻译、介绍的外国哲学家和作家有“泰戈尔、法郎士、都德、夏芝、叔本华、哈特曼、迦比尔、高米里克基、哥德斯密、高尔斯华绥、契诃夫、拉侯普儿、威廉爱灵亥姆、巴赞、但丁、鲁意孙、拜仑、道森等”。[22]

学习一门外语（专业学习）对一个作家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时学习像英语这样在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文化内涵都与当时汉语差别甚大的语言，它不仅仅会改变作家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言语方式，而且作为一个现代性程度很高的语言，它还能够提供一个崭新的文化视野，使作家从一套旧的文化体系中跃升到一个新的文化领域。西文的词汇和语法会重新整理作家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文化上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即去除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经过语言与文化的洗礼，作家在观念上能够实现一次蜕变与跃升。王统照曾描述过他在转向外语学习以后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的变化。他说：“到北京读书，便把旧日的玩艺丢掉了。学着读新书，作新文字，把从前认为有至高价值的旧文艺，与旧书堆中的思想都看得很轻。”[23]

在“五四”一代作家中，王统照小说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句子长，附加成分多，信息量大，语言密度也比较大，一个复句常常由很多分句构成，分句加分句，叠床架屋，典型地体现了西文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例如其早期小说《月影》中的一个句子：

她记得，出她同学那个竹篱编成的门口的时候，就觉得心口里一阵阵地被哀痛的同情的血丝扭绞得作痛，当她那位憔悴虚弱的同学，用抖颤无力的手指，和她握别的时候，她几乎没有立住的勇气，心卜卜地跳，连句慰藉的话，也说不上来。

这个复句由“她记得”领起，两个由“……的时候”开始的分句构成了并列关系，而在各个分句中，作者为了表达的精密，把很多词汇堆砌在一起，例如第一个分句的主干是一个动宾词组：“觉得……作痛”，但是“作痛”的定语却非常复杂，包括表示处所的“心口里”和一个带复杂状语的词组“（被）一阵阵地被哀痛的同情的血丝扭绞得”“作痛”。这种违反汉语言说习惯，把很多修饰语叠加在一起的表述方式典型地体现了西文的影响。

王统照的这种语言策略在文学史上曾经受到了一些诟病，赵景深曾经拿文学研究会的几个作家做过一个比较，他认为：“在文学研究会的一群中，写小说最用力的要算王统照，其它如罗黑芷、茅盾、叶绍均也都长于刻画。惟茅叶在刻画中尚有其流利，罗王则不甚活泼。在艺术价值上另为一事，在广大的读者群中，似乎喜欢茅叶者多于王罗。”[24]成仿吾更直截了当地说：“作者对于修辞似乎不太讲究。”[25]刘增人则从为王统照辩护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作为中国新、旧文学转型期的作家，作为活跃在中国的文学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这一历史关键时刻的作家，作为刚刚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词汇、句法等语言风格还没有来得及吸收消化的中国作家，王统照所使用的文学语言，自然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例如，文言和白话夹杂，汉语习惯和英语习惯杂糅，过多地引用西方术语而没有认真界定，等等，这都是一代先驱者在所难免的。”[26]

“五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文的影响，其语言都会带上一些欧化色彩，而受影响较深者，如郁达夫、王统照则会显出更明显的欧化的风格，欧化成了其语言风格中的主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