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对鲁迅、周作人等语言风格的影响

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五四”前后是中国教育急剧变革的时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教育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这段时间差不多正好是“五四”作家读书求学的时间。“五四”一代作家中年龄较长的，可能接受了相对完整的传统教育——从语言角度说即接受了完整的文言教育——而年龄较小者，他们对传统教育则可能浅尝辄止，很快就转向新式教育。换言之，这一代作家可能会因为年龄的不同，接受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新文学第二代及以后的作家在接受教育方面可能会有程度的差异，例如，有的作家读了大学，或有机会留学，而有的作家可能只读了中学，但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性质是一样的，即都是新式教育，不同作家的差异只是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而“五四”作家之间却有一个接受“新”、“旧”教育的不同，因此，在教育背景上，“五四”作家是颇为特殊的一代，而教育背景的特殊也对他们个人语言的建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教育在体制层面的变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由改良派知识分子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是年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书中发出一百一十多道谕令，其中关于教育的就有废除八股文考试、兴办京师大学堂，以及改书院为高、中、小学堂等，但因慈禧的阻挠，除兴办京师大学堂外，余下的均未真正施行。但庚子之变以后，慈禧也被迫实施新政，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清廷首先颁布了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但这套学制未及施行就被废止。一年以后，清政府又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后一个章程1904年被批准实施，这就是历史上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施行了的学制，它标志着中国封建传统学校的结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2]“癸卯学制”借鉴了西方教育的基本模式，在教育体制、学制、教学内容的设置等方面基本都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性质。它的实施“奠定了新式教育未来的基本格局”。[3]经过这次转型，“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教学课程模式开始为中国正式接受。教学计划中设置的12门课程，奠定了我国普通中学课程架构的基础，以后长期沿用，基本未变”。[4]在清末最后的十年，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兴办新式学堂的潮流，据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到了1907年，学校总数就达到了37888所，学生总数为1024988人。[5]

晚清民初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其他领域的变革一样，本质上是一场现代性变革，这场变革对受教育者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教育内容的改变。中国传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封建士大夫和旧式文人，因此，传统私塾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和各种封建典籍；而现代教育培养的是能够适应现代生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人文知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因此新式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现代科学与人文知识。虽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变革也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就教育内容来说，在新教育体制实施最初的几年，旧学在课程设置上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在“癸卯学制”中，以孔孟哲学为主的封建内容的课程“在初等、中等学堂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课每周多达12小时”[6]。但是，总起来说，在新法实施以后，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与私塾比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新式学堂增加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内容，传统经学、古典文学的内容被削减和压缩。在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实施以后，当时初等小学堂必修课程有8个：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必修课有9门，即在初等小学堂课程的基础上再将图画列为必修课；中学课程为12门，即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就课时来说，中学课程中算学、外国文几乎占了全部课时的一半，读经在教学中所占比例有了很大下降。

其次，授课方式的改变对人的语言学习也会产生很大影响。私塾教育学生的方法主要是朗读与背诵，教师甚至很少给学生讲解与阐释。然而，就语言学习来说，这种反复的朗读与背诵会对学习者的语言记忆、语感与言语方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古代文人正是通过这种记诵的方式掌握远离口语的文言。而现代教育使用的方法是讲授与解释，旨在帮助学生领悟与理解，因此，新学制实施后，即便教材中仍保留了一些旧的内容，但因为授课方式的改变，其对受教育者语言的影响与旧体制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作家接受教育正处在中国教育剧烈的转型期，同时，这一代作家的年龄差别也比较大，这样他们接受教育的内容可能有非常大的不同。从语言学习角度说，年长者接受完整的文言教育，年轻者则在接受短暂的文言教育以后很快就脱离了文言的路数。事实上“五四”这一代作家都有一定的文言基础，他们在白话写作之前都有过文言写作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语言构成中，文言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如果单个研究个别作家的语言风格，一个作家语言构成中文言成分的多少也许是偶然的，一般被认为与作家的审美趣味有关，但是将这些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特别是联系他们的教育背景，就可以看出，“五四”作家语言中文言成分的多少其实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例如，鲁迅生于1981年，6岁左右便从叔祖周玉田读《鉴略》，12岁转跟另一个叔祖周子京读书，1892年再转入三味书屋读书，一直到1898年才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其间除了因祖父科场案有短暂的中断外，鲁迅有11年按部就班地接受了标准的传统教育。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中说：“鲁迅在书房里读了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大概在十六岁以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因为那时所从的是一位名师，所以又教他读了《尔雅》、《周礼》或者还有《仪礼》，这些都是一般学生所不读，也是来不及读的。”“他在九经之外多读了三经”。[7]

中国传统私塾的教授方式主要是朗读与背诵，一个受教育者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经过十余年对文言材料的反复诵读，这种语言对他的影响一定是深入骨髓的，它一定会深刻影响其思维方式、对问题的理解方式，以及使用语言的语气、语式与语感，从思维层面控制其言语方式。(www.xing528.com)

鲁迅自己明确说过：“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8]日本学者上野惠司甚至把鲁迅的白话写作视为一个“翻译”的过程，她认为：“鲁迅一直是用传统书面语言写作，已形成习惯，从事新文学创作，他只好先用文言构思，然后把构思好的内容在头脑中翻译为白话。”“在鲁迅的文章里，常常发现文言表达方式和方言成分。”[9]汪晖则借用鲁迅“中间物”的思想，认为鲁迅的语言与其创作一样，也具有“中间物”的特点。认为“鲁迅小说语言确实体现了半文半白、亦文亦白、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的特点”。“鲁迅小说语言的‘混合的’、‘过渡的’和‘中间的’特点，既是作家‘混合的’、‘过渡的’和‘中间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现，又是近现代中国‘混合的’、‘过渡的’和‘中间的’社会文化特点的产物”。[10]

笔者对“五四”文坛上最活跃的数位作家受教育情况作了一个考察，发现他们接受旧式教育的时间基本上是随年龄递减，[11]年龄最长的鲁迅接受旧式教育有十一年之久，1898年出生的庐隐非正式地接受旧式教育也只有两年时间，1900年出生的冰心一开始接受的就是新旧混合的教育。

当然，一个作家受到文言影响的程度也并非完全取决于接受旧式教育时间的长短，它还与一个作家的气质、审美趣味有很大关系。例如，郁达夫在私塾读书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他对文言似有天然的亲和，他9岁即能赋诗，“九岁题诗四座惊”，以后一直坚持旧诗创作。文言对其白话创作也有较深的影响。

胡适曾用裹脚以后的放脚比喻“五四”一代作家从文言转向白话的经历，他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一辈子因为从古文里出来，所以作白话文作不好。这可以比做裹了小脚的女人，把脚裹小以后，风气开了，要放脚，是不容易的了，结果只有装一点棉花，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从古文古诗里出来的人只能替后代开一条路，希望不要走我们的路。”[12]当然要确切描述“五四”作家从“裹脚”到“放脚”可能还要注意到不同作家的差别，即有的作家接受传统教育的时间很长，他们的“小脚”已经成型，再放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形状；而当时年龄较小的作家，刚刚“裹脚”就适遇“放脚”，或者一开始“裹脚”就半真半假，对这样的作家来说，裹脚的影响可能就要小很多。

从这个角度讲，“五四”作家中年龄较长者，像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受文言的影响明显偏重，文言的修辞策略，像简洁、紧凑、含蓄、语有深意等都较多地化入他们的语言中，成为其语言风格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