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家的语言背景有着较大差异,它对作家语言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作家个人的天分、才情、审美趣味外,“教育背景”、“文学师承”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代作家语言的风格特征。“五四”作家的风格类型大致有三种:鲁迅、周作人等年龄较长的作家,接受过完整的旧式教育,文言更多地主导了他们个人语言风格的建构;郁达夫、王统照等较年轻时就有留学国外或在国内大学外文系学习的经历,其语言中有更深西化的印记;叶圣陶、许地山等则是在晚清民初新旧混杂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其语言则更多地受到了旧白话的影响。
“五四”是中国文学语言演变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汉语书面语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虽然,白话文也并非纯粹新创的语体,据胡适看来,白话文和白话文学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作家在历史上已经创造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一些白话文的典范,但是,正如后来周作人、傅斯年、包括许多现代学者已经反复指出的,源自民间的白话文只是创造现代白话的材料,而非现代文本身;现代白话是经过现代性改造的语言,它与旧白话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语言;旧白话与文言同属于“传统汉语”的范畴,现代白话与文言和旧白话同样有着非常大的距离。[1]因此,如果说,文学史上的后来者可以学习、借鉴前辈作家提供的语言范例,如新文学第二代作家可以模拟、借鉴鲁迅、郁达夫、冰心等提供的白话文,那么,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像鲁迅、郁达夫、冰心等,他们每个人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即在一片荒野上拓展出一条新的白话文之路。虽然他们也拥有很多可资借鉴的资源,例如翻译语体、文言和旧白话,但是,后者只是“资源”,而非“现成”的、可以直接“模拟”和“照搬”的范本;因此在语言的传承上,他们更多的是“创造者”而非“承袭者”。
“五四”作家在语言使用上面临的特殊情况,使他们个人语言风格的建构呈现出与其他时代作家不同的特点。一般地说,作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应当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禀赋、才情、审美趣味等,而其教育背景、受西文影响的程度以及文学师承等只是一个附加因素。例如,对新文学第二代作家来说,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作为“范文”和“样本”,即有共同的语言材料可以作为建构个人语言的基础,因此其个人的禀赋、才情、审美趣味在个人风格建构中或许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五四”作家是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范本,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探索走向现代白话之路,在几种主要资源中,如翻译语体、文言和旧白话中,每个人承袭的对象与方式都有所不同,他们其实是从不同的道路上走来,会聚在白话文的旗下。另一方面,时代急剧转型,个人的语言背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作家个人受教育的方式与程度、文学师承等在其语言风格建构中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www.xing528.com)
从作家个人语言风格建构的角度来说,每一种语言背景都会对作家的语言施加特殊的影响,而某个作家语言的特点总是其个人禀赋、才情、审美趣味与多种语言背景综合而成的一个结果。对“五四”作家来说,那种占优势的语言背景往往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其语言风格的类型。本章拟从“五四”作家不同的背景出发探讨其语言风格的建构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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