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包容诗(poetry of inclusion)的概念。
在瑞恰慈看来,写诗的过程就是诗人将活跃在心中的那些冲动——那些通常相互干扰而且是冲突的、独立的、相斥的冲动在头脑中相济为用,使之进入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这种均衡的平稳状态的获得就在于“它的包括能力,而非得之于它的排斥力量”【1】。这里的“包括能力”就是包容诗这一概念的来源,它被瑞恰慈视为是各门艺术之中最有价值的经验的一个普遍性特征。
由于瑞恰慈对文学作品在心理层面影响的关注,在《文学批评原理》中,他对于不同诗歌包容性的阐释也倾向于从诗人通过想象力所产生的冲动角度来进行。在瑞恰慈看来,有两种方式可以组织诗人内心的冲动:排斥或是包容,即“通过缩小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和“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2】。此两者分别被命名为排他诗(exclusive poetry)和包容诗(inclusive poetry)。前者排斥其他冲动,只引发一种冲动;后者则引起多种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冲动。瑞恰慈认为,一般的诗歌和艺术都只满足于“对相对而言特殊有限的经验进行有条理的发挥”,满足于“某种确定的情感”【3】。但是,这类艺术作品算不上是伟大的作品,因为它们所描述的情感和经验是片面的、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真正上乘的审美经验是“对立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4】,这也就意味着诗歌或艺术作品中须包含各种具有异质性的冲突和矛盾。须得由这些对立的、相反相成的冲动互相制衡以达到新的认识层面,引发多样的心灵感受,激发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美体验。此类包容性的诗歌包括多恩的《圣露西夜曲》、济慈的《夜莺颂》等等。
瑞恰慈的包容诗概念还格外强调了反讽在各种异质冲突中的作用。瑞恰慈认为,反讽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互相干扰、冲突、互相抵消的异质性最终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5】,应当成为诗歌创作的必要因素。对反讽的这一认识后来成为新批评的一个主要论点。
包容诗为新批评理论提供了早期的理论支持。在瑞恰慈之后,包容诗的概念被扩展为各种对立和冲突因素的复杂组合,包容了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当韦勒克和沃伦说“我们的标准是容它性。‘想象的结合’和‘结合的素材的数量(和多样)’”时【6】,包容性已然超越了瑞恰慈的“对立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而对应着新批评理论中的复杂性,即含混、张力、自否、反讽等等诗歌语言和结构的特征。
注释
【1】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225页。(www.xing528.com)
【2】同上,第226页。
【3】同上,第226—227页。
【4】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220页。
【5】赵毅衡:《重访新批评》,第47—48页。
【6】史亮:《新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序言,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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