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精神分析学派观点解析

“新精神分析学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又称“新弗洛伊德学派”（Neo-Freudian School），是美国20世纪40年代精神分析运动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新精神分析主义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对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修正和发展。霍妮、沙利文、埃里克森、弗洛姆和卡丁纳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

20世纪最初的30年，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分析学派在西方影响极大。弗洛伊德尽管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山鼻祖，但是他的弟子如荣格和阿德勒都是批判性地承袭了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精神分析学者们并没有亦步亦趋地遵循鼻祖的理论，而是各自都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做出了修正。由于各种因素的阻碍，弗洛伊德学说对美国心理学界的影响远不及它在欧洲受到的推崇。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德、奥等国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一大批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者为了躲避政治迫害来到美国。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大上升。同时，因为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人们的心理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精神性疾病的发病率陡然上升。传统的弗洛伊德性理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些致病原因，谈话疗法也不足以治愈这些神经病症。在这种背景下，从欧洲移居到美国的这批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与美国原有的精神分析学者组成了新精神分析学派。霍妮、沙利文、弗洛姆和埃里克森等人在各自的理论上各有偏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共同的学派是因为有其共同基础。他们都受到过古典精神分析的正规训练，继承了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无意识、压抑和谈话疗法等。他们都反对弗洛伊德过分强调生物性本能的作用，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主张关注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与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看法相比，他们更愿意相信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潜能和目标。新精神分析学家们虽各持一说，理论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都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作用，故而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学派”（Sociocultural School）。新精神分析学派用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因素代替了弗洛伊德力比多在人格发展中的地位，是对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扬弃和拓展。其实在新精神分析学派诞生以前，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阿德勒就否定了弗洛伊德认为神秘的先天性生物力量决定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看法。阿德勒也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经验在心理生活中的作用。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凯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是社会文化学派的主将。霍妮从1914年起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了五年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并且受到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亚伯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的指导。1932年，霍妮为了躲避纳粹党徒的迫害，移居美国，担任了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她开始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此后，由于霍妮对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产生质疑，与他的分歧越来越大，1941年她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开除并取消了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行医资格。霍妮的主要著作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1937）、《精神分析的新途径》（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1939）、《我们内心的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1945）和《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 1967）。霍妮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和女性观极为不满。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她发现人们连食物、房租、教育和医疗的费用都支付不起，根本无暇顾及性欲问题。故而，霍妮认识到人类的心理差异是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生物因素。霍妮还强烈反对弗洛伊德对女性的看法。她把男女的心理差异归咎于文化因素而非生物学的因素。尽管霍妮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男阳羡慕和性本能等基本概念，她对弗洛伊德始终心怀敬意。霍妮也沿用了古典精神分析主义的一些概念如压抑、焦虑和防御机制等。在心理冲突是由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基础上，霍妮创立了“基本焦虑论”（basic anxiety theory）的学说。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心理问题是由不良的人际关系造成的，而这种不良的人际关系根源于个体童年时期的不良亲子关系。这就意味着与弗洛伊德的看法一样，霍妮非常重视早期经验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果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慈爱和温暖，那么孩子的安全需要（safety need）就得到了满足；反之，父母若是对孩子漠不关心、厌恶或者总是批评，父母就破坏了孩子的安全感。后面这种行为就是基本邪恶（basic evil）。孩子也会相应的对父母产生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既依赖父母又仇视父母。这种敌意会扩展到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孩子就会体验到“基本焦虑”。基本焦虑是神经症的起因。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他出生于纽约，在美国长大。从这一点上来看，沙利文与霍妮等在欧洲学成后再移居到美国的新精神分析学家们不同。沙利文也没有像霍妮一样受过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但是他自己钻研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治疗技术。1917年，沙利文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沙利文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焦虑和无意识的概念。他相信焦虑的最主要来源是婴儿与抚养者的关系。如果抚养者不能让婴儿感受到爱和安全，那么婴儿就会体验到焦虑。这种焦虑在婴儿长大以后会影响到他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沙利文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接触到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再加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他洞悉到社会和文化因素远远超过性本能在精神疾患成因中的作用。沙利文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故而，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又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Interpersonal Theory）。沙利文认为人格就是人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模式。人格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人格成为一个变量，从一个人与其他的人和物的关系中推断出来。因此，研究人格不能只从个体本身入手，还应探寻个体与他人的关系。沙利文把人格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从出生到18个月言语能力成熟的时期是婴儿期；18个月到5岁的儿童期个体学会寻求玩伴；6岁到9岁少年期个体开始亲近同性同伴；9岁到12岁前青年期个体的生殖欲成熟；13岁到18岁的青年前期个体有了与异性发展亲密关系的需要；19岁到20岁处于青年后期的个体开始与异性建立稳定的关系，承担起他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也走向人格的成熟。在人格的六个阶段，个体必须正常度过并且达到各个阶段要求的成熟程度。只有达到成熟，个体才能意识到与外界的种种人际关系。顺利地度过各个阶段才能获得完满的人格。沙利文人际关系论的提出是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分析的重大修正，他用人际关系而不是生物因素来解释个体的心理和行为。(www.xing528.com)

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1994）出生于德国，师承安娜，并且在她的指导下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1933年埃里克森移居美国波士顿，从事儿童心理分析治疗工作。他的作品包括《儿童期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同一性：青春期与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1968）和《生命周期的完成》（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1982）等。埃里克森认同弗洛伊德关于人格三重结构的说法，但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更加看重“自我”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压迫之下的产物，而埃里克森把自我界定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自我不仅服务于本我，还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方向和命运，是人过去经验和现在经验的综合体。埃里克森强调个人的发展尽管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但是甲并不会变成乙，乙也永远都是乙，也就是说自我这个核心并不会改变，这就是自我的同一性（ego identity）。自我的形成、发生和发展是埃里克森研究的重点，这就否定了弗洛伊德认为性因素统治了人格发展的观点。埃里克森指出个体在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之中，逐渐形成自己待人处事的态度。社会文化因素也是他考究的重点。从生物学上来说人是一个有机体，从心理学上看来人是独立的自我，从社会属性看来人是社会的成员。故而，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联合作用导致了个人的发展。由于埃里克森对自我在人格发展中的推崇，他的理论被称为“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阿伯拉姆·卡丁纳（Abram Kardiner, 1891-1981）出生于美国纽约，于1919年赴维也纳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训练。这一时期的卡丁纳非常崇拜弗洛伊德的学说，还专门写过文章歌颂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卡丁纳的重要著作包括《个人及其社会》（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1939）、《社会的心理疆界》（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1945）和《他们研究了人》（They Studied Man, 1961）等。卡丁纳代表了精神分析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即采取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进行心理研究。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人格结构。受同样文化影响的人则会具有相似的心理倾向性，并且发展出相近的人格结构，这就是“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模式照料下成长的儿童，会拥有类似的童年经历，对事物的反应也会相似，所以会形成基本人格结构。基本人格结构就是“个人在与同一习俗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的集合”^【18】。譬如，卡丁纳声称亚罗人（Alorese）被动、胆怯，情绪波动较大。经过研究，卡丁纳发现亚罗族的妇女在产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必须劳动，因此婴儿得到的照料和关爱相对缺失。这种经验会一直保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影响到他们基本人格结构的形成。根据自己的调查，卡丁纳认为文化因素在人格形成和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本能决定论。亚罗族的母亲在婴儿刚出生时就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因而她们无暇悉心照料孩子。鉴于此，他们并没有形成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反而表现出了被动、胆怯和孤独这一基本的人格结构。这就证明，文化习俗而非生物本能才是人格发展中的关键因素。文化与人格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卡丁纳使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多种不同土著文化的实地研究推翻了古典精神分析学说的本能论、泛性论和恋母情结说，证实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提出了基本人格结构这一概念，为跨文化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开阔了视野。

可见，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受过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继承了弗洛伊德对个体童年经验的重视，摒弃了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也形成了自己各具特色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