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焦虑

身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是西方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应用到文学批评中去的代表人物。布鲁姆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1973）、《误读之图》（A Map of Misreading, 1975）、《诗歌与压制》（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和《莎士比亚：人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1998）等等。

《影响的焦虑：诗歌理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布鲁姆借鉴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阐释了“影响就是误读”这一独特的批评视角。在绪论中，布鲁姆就表明自己旨在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用来纠正人们认为先辈诗人会积极促使后辈诗人成长这一想法的不完美性。传统理论认为，先辈诗人和诗歌的存在为后辈诗人提供了指引。但布鲁姆却指出传统和影响并不是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丰厚馈赠，反而影响产生的焦虑有可能导致后辈诗人的创作受阻，变成一种阻碍性的力量。他称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诗人是失败的，且王尔德的《瑞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从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中汲取了不少光辉。王尔德也对自己的抒情诗深受柯勒律治的影响感到焦虑。有感于此，王尔德表达了这种前人对自己施加影响以致自我个性被抛弃的焦虑感。王尔德意识到，一个人受到前人的影响，那么这个人的天生思维和激情已经发生变化，变成了前人的回声或影子。布鲁姆显然不满一些诗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前辈诗人影响的态度，他强调诗人的这种态度恰恰反映出诗的影响已经造成了诗人的困扰和焦虑。虽然借鉴了精神分析主义的某些理论，但布鲁姆也并非完全就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切观点。他坦言弗洛伊德过高地夸张了想象力的力量，而贬低了诗人和诗的力量。所以，尽管布采纳了弗洛伊德主义，布鲁姆仍然有意识地修正了弗洛伊德的某些侧重点。

布鲁姆借用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自我同时协调着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当自我成功地调节他们的关系时，精神状态就很和谐。当自我无力同时满足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需求时，自我就会产生焦虑。前辈诗人被比作本我，后辈诗人是自我，作为诗人的死亡是超我。后辈诗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前辈诗人的影响。受到前辈诗人的影响意味着得到了施舍，后辈就会产生技不如人的心理，即害怕自己会湮没在诗歌的历史中。焦虑也由此产生。布鲁姆参照了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the family romance）来诠释先辈诗人和后辈诗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布鲁姆把当代诗人比喻为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毫无疑问，这位儿子面对的是“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这位儿子生活在作为诗人的父亲的光环下。譬如，18世纪后的诗人都生活在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的阴影下，而近来的英美诗人也都生活在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和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等“强者诗人”（strong poets）的阴影里。布鲁姆认为，千百年来，与诗歌有关的题材、风格和技巧都几乎被前人挖掘殆尽。前辈诗人享尽了一切优先权，后来的诗人始终揣有“迟到的感觉”。

在启蒙运动之后，伟大的诗人先驱的光芒完全笼罩住了后人，以致后人被先辈的光环所奴役，丧失了自己的创新性，这就是“影响的焦虑”。后辈诗人就有了否定“父权”的欲望，企图开辟出自己的诗歌世界。姗姗来迟的后辈诗人想要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前人一争高下，就必须另辟蹊径。因此，后辈诗人就必然用尽各种方法来贬低或者曲解前人的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由于巧合在模仿‘我’”^【9】，从而树立自己作为诗人的地位。这种后辈诗人为了克服前人影响的焦虑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就是弗洛伊德学说里面的“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布鲁姆相信，传统影响压抑着后来的诗人。若诗人屈服于这种影响的焦虑，那就无法创造出杰出的诗作。优秀的诗人若能奋起反抗，勇于创新，则会变为强者诗人，成为传统。影响产生的焦虑使后来者对先辈诗人进行有意无意的“误读”（misreading）。误读就是重新审视、修正和创造。后辈诗人在跟随前人的足迹时要大胆创新，提出多种不同的误读，才能成就不朽诗篇，并且跻身于“强者诗人”之林。但布鲁姆同时也承认，所有的创新又必然形成新的焦虑，遭遇新的误读，进而又产生新的诗作。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过程。故而，正是这一次次的误读，成就了诗的历史。(www.xing528.com)

布鲁姆认为每一次阅读都是误读。读者误读，批评家误释，就连诗人本身也一直在曲解自己的诗作。阅读文本的不确定性使后辈诗人的不断误读成为可能。正如布鲁姆在《误读之图》一书中所言，“在我看来，影响的意思就是，不存在文本，只存在两个文本的关系”^【10】。诗歌的意义在于它与别的诗的差异。意义不固定，文本的意义由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决定。读者应当学会把每一首诗都看作诗人对先辈的诗或者诗歌传统的有意曲解。一首诗并不是对焦虑的克服，而是焦虑本身。误读是诗歌创新的源泉。影响的焦虑促使后辈诗人不断地误读前辈诗人。

由此可见，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看法是后辈诗人活在前辈诗人的光芒里，产生了“影响的焦虑”，后辈诗人为了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地通过“误读”来达到对前辈进行反抗的目的。这一心理动机促进了诗歌的发展。诗歌的历史就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不断地进行误读修正的历史，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这就是从心理角度来探讨诗歌了。“误读”又恰恰是诗歌创新的源泉，是后辈超越前辈，把自己的后来性（belatedness）变成先来性（earliness）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