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受到了多方的挑战。除了拉康把结构主义引入了精神分析之外,诺曼·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 1927- )也对传统的精神分析加以创新,使精神分析学派出现新的分支与发展。
霍兰德是美国后现代精神分析批评的领军人物。1945年,霍兰德在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首次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他本是一名法学学士,后来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霍兰德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学位。从1960年开始,他又在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接受训练。自此,霍兰德开始运用精神分析主义研究文学。他把精神分析主义领入了阅读领域,以读者的个人反应而非文学文本或者创作主体为考究对象。他的读者反应批评论著包括《文学反应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 1968)、《诗歌在于个人》(Poems in Persons, 1973)和《五位读者的阅读》(5 Readers Reading, 1975)。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借助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接受美学的理论,细致剖析了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反应,力求在读者的心理反应与文本和作者之间建立一个科学的模型。
据霍兰德所述,他的兴趣在于读者反应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使用精神分析和认知心理学来探索读者与作品之间的空间,文学体验就是在这一空间中创造出来的”【16】。认知心理学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通过输入和输出来研究人类的内部心理过程。它将个体看成一个由信息加工的系统。认知就是信息加工。把认知分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都对一个特定的输入信息进行操作,操作的产物就是反应。霍兰德关注读者阅读时的心理状态,即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情感反应是如何产生,以及读者是如何将文本转化为自己的幻想。读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种幻想与防御的关系。参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他创出一套读者心理反应理论,即“防卫—期待—幻想—改造”(defence-expectation-fantasy-transformation)机制: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前都带有自己独特的期待,阅读时会下意识地力图在文本中发现与之相对应的相似期待,发现之后便会用各自的心理防御机制对这些期待进行抵御、改造,从而可以“合法”地使恐惧消除,使欲望得到满足,把由幻想引发的不安、内疚、负罪感转化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审美体验、道德情操和心智经验,获得愉悦的感受。霍兰德成功地把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人格结构运用到文学阅读行为上,为文本阐释提供了一个心理学模型。(www.xing528.com)
于霍兰德看来,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读者处于中心地位。文本没有意义,意义只存在于读者的幻想和反应之中。诚如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作者、文本和读者这三者之间,读者历来都是最为人忽视的。奇怪的是,没有读者,文学文本也就根本不存在……文学若想生存,读者如作者一样不可或缺”【17】。文本把读者的潜在愿望与恐惧通过文学的形式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来满足读者。读者的防御机制在阅读中会积极地依照自己的需要转换文本的意义。读者会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自己与人物的相似点,并且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无意识幻想投射进作品,赋予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意义。读者的无意识欲望和恐惧得到宣泄与满足,享受到快感与美感。文本在读者的无意识与作者的无意识之间建立了桥梁。文本中存在着某种无意识的幻想,作家把这些幻想或者欲望升华为文学作品。读者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经历主动地去诠释文本。不同的读者在阅读中的反应不同。由此可见,文本未变,变化是发生在不同的读者身上。文本的意义被读者所决定。读者和文本的关系不再是阅读主体对文本假定意义的寻找和发现,反而是一千个读者就创造了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直言,“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是为这种接收者而创作的”【18】。意义的不确定性,让读者可以变换视角去阅读作品,同时心怀期待地想看看哪种理解和猜想能够得到满足。读者对作品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具有能动创造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到思考、推理和想象带来的审美经验。既然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来决定的,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文本就会不断得到新的阐释。
霍兰德的精神分析批评独树一帜。他研究的焦点既不在创作主义的创作心理过程,亦不是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心理现象,而是读者的反应和接受。在霍兰德这里,“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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