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类型及其意义-《文学史哲学》

文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论域就是对于文学经典的研讨。研究文学经典的重要性可以在多方面体现。首先，文学经典是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范本，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评价的秩序。其次，对于经典作品有大量的评论，从中可以发掘出文本若干重要的内容，也可以表达出批评的若干重要见解。再次，作为文学史的事实，以经典为基础便于梳理文学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线索。最后，文学经典涉及文学的整个认识、阐释和评价的焦点，以经典作为研究的重点，其实也就是对文学的整个思想基础和学科体制问题的叩问。

文学经典作为问题的复杂性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包括经典有着多方面的类型。文学视野中的“经典”，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是“classic”，是指权威性的著作。在英语中，“classic”作为形容词指最优秀的、杰出的、传统的、不朽的、典型的等；作为名词指杰作、名著、第一流的作家和著作、古典作品等。这样一种词义的规定性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歧义。但是，这种词义在实际的运用中则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类型。粗略地看，应该有三种类型。

（一）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品。这是一种相对弱化的意义，原因在于经典需要历史地位的认可，而仅仅是凭借当时，就不能够产生历史的厚重感。之所以也将其列为经典的类型之一，主要依据在于当时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了影响一个时期的效果，以至于后来者不能完全避开它的存在来论述当时的文学事实。这种当时的地位可以起到一种即时的、引领创作潮流的作用。

（二）今天最有影响的作品。这里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在的“当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失去目前显赫的地位，走到前述第一种类型中。另外一种是在当时不一定有重大影响，可是在后来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篇，在当时小说属于文学中的边缘文体，没有重要地位。另外，还涉及一些人物的褒贬浮沉，如陶渊明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晋代显得不合时宜，可在后代却深受推崇。李泽厚就认为：“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基本巩固下来了……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1]陶诗在文学史有着典型意义，但不是孤立的个例。

（三）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这种作品也包括不同的类别，有些是因为其巨大的文学价值而获得了文学史的里程碑意义。也有一些在艺术成就上并不完全能够服众，可是在文学史进程中它具有某种开创性，而这种开创性使得它可以超越所处的具体时代而获得更持久的影响力。譬如在中国新诗里程上，胡适因为创作了《尝试集》而被人经常提及，如果要研究中国新诗就不能绕开胡适及其《尝试集》，这样的话，本身价值一般化的《尝试集》就有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虽然对后来的文学谈不上多少影响，不过它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趣味，从文学史角度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乃至尊重。

经典之作最初的成因各不相同，其创作背景乃至思想和艺术的特色也可能各有高低，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经典之作一定会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它的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时性，也一定会有超越它的具体描写内容和主题，可以涵盖到更广阔社会生活的普遍意义。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类型看，其实需要有不同的分析才能比较深入地认识其中的奥秘。韦勒克和沃伦在关于文学史问题上表达的见解是：“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每一个单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种类里的一个实例，而是由它和所有其他作品一起组成的那个时期概念的一部分。”^[2]那么经典作品更能够体现“一起组成”的性质，可以从中窥视到许多有广泛涵盖性的性质。

文学经典作为某种意思的表达物，它的意思是构成经典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个所谓的意思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关键不在于作品表达是否艰涩，也不在于作者有多么隐秘的意图通过作品来传达，真正的问题在于，“要理解言语的隐含意义，仅仅理解其陈述意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说话者的思想、态度、信仰、见解有所了解”。^[3]当对于文学的研究进入文学表达所涉及的言说语境状况时，真正的困难才显露出来。有些语境的情形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验证言说的语境，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猜想性质的。另外，即使依靠逻辑进行的推演往往会出现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形，当研究者得出某种见解的同时，也就在无形中遮蔽了其他的可能见解，这样做出的成果或许有一定启迪价值，可是它带来的遮蔽的弊端则被忽略了。在人文领域中，一个认识的正误不只是逻辑问题，也不只是和对象的吻合程度的问题，还与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有关。所谓生物中的益虫和害虫的说法就是一个例子，在纯粹的生物分类学意义上，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可是为了在实践中取得人的利益的最大化，就有必要作出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离开了人就毫无意义。本来这样一种认识至少在实践层面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我们需要明确这样的知识其实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产物，而在这种知识的言述中，则往往把需要的东西当成了事实的东西，这就是对于事实的遮蔽了。

伊塞尔曾经说：“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4]这里所说的是对于文学接受的一般过程的认识，不过对于理解人们如何看待文学经典也是有所裨益的，即文学的经典涉及作为对象存在的文本和文本所在的文学的认定机制，以及批评家的阐释工作。这样几个环节的相互作用，就成为了文学经典形成的体制，文学经典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才得以形成，也才得以发挥影响力。

上述文字说明了文学经典有着几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之间，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之下的不同方向的展开，而是在不同框架之下的不同显现，这里就有一个如何贯穿的问题。所谓贯穿，也就是要把不同角度和系统的认识纳入到更高一层的系统，把原先的不同本身也作为一个研讨对象，这就是理论的整合。不过，“文学理论在统和自身知识系统的各个方面时，有着难以统和的罅隙”，^[5]这种罅隙就是理论可以把下一层次的罅隙加以整合，可是它自身也可能出现的罅隙则难以在自身这个层次消除。而文学经典的不同含义实际都是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提出的，这里文学研究自身就有难以化解矛盾的问题。

阿诺德·豪塞尔在文学史问题上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说：“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实的，即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塞万提斯，不论是莎士比亚还是乔托或拉斐尔，都不会同意我们对他们的作品的解释。我们对过去文化成就所得到的一种‘理解’，仅仅是把某种要点从它的起源中分裂出来，并放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的范围内而得来的。”^[6]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即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代表性作品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经典之一，而这些经典在经由了时间的考验和磨蚀后，在不同时代不同“理解”、“阐释”下已变得面目全非。

文学经典还可以是在总体的具有文学史地位的前提下，把过去具有影响力和今天也有持续的影响结合起来。阐释学批评家赫施在关于释义的通天塔的命题中指出：“在对哈姆雷特的解释中，把哈姆雷特解释成一个办事犹豫的知识分子和把他视为一个环境阻挠其目的实现的行动上的强者，这两种解释就是不相同的，这两种解释都是有说服力的，也许都是错误的，但是，即便我们推断这两种解释在哈姆雷特身上都可以找到根据，这也抹杀不了它们是彼此不相同的这个事实。”^[7]这里所谓的哈姆雷特的弱者和强者两种不同的形象，就是属于不同时期分别作为主导地位的意义的把握。看起来《哈姆雷特》剧作一直都是经典，其实它是在各个历史阶段获得了不同意义之后才形成经典的。

文学经典的类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形成的机制有关。童庆炳说过：必须看到，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这里蕴含“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8]。这里“读者”处于文学经典的认定的最终环节，而“发现人”则往往是批评家或者文学课程的教师，他们属于引导者，往往成为读者最初的文学印象的铸造者，而这种“最初”在大多情况下也就成为“最终”意义的落实。

这里看重外在引导，或者说是文本等外在条件在促成经典时的作用，而文学的经典其实还与认定经典的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识和无意识有关。荣格说：“《浮士德》除了是一种象征以外还能是什么呢？我所说的象征，不是指对某些熟知事物的比喻，而是指对某些不太明确的然而是活生生的事物的表现。在这里，它是生活在每一个德国人心灵里的东西，而歌德促使它产生。”^[9]也就是说，各种条件的“合力”使得《浮士德》成为了文学的经典，同时也是深藏在人们心理的文化观念在召唤着“浮士德”的出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年创作的“红色经典”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此背景下才出现了《上海的早晨》这一长篇小说文本。如果说茅盾的《子夜》写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那么《上海的早晨》则是展现20世纪下半叶的上海景观。该小说刻画的资本家的形象使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得到了呈现，如果我们看一下当年报刊所发表的有关报道也就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段记者对作为资本家的荣毅仁的采访，记录了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记者问起了当事人放弃剥削所得有何感想，荣毅仁回答，这是自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途径，而这样做可以对整个国家的建设有很好的促进，而反过来自己物质生活上也并没有很大损失^[10]。这里的记者采访和小说文本中资本家不甘心于放弃剥削所得的描写形成了一种反差，不过也就是在这种反差中，更体现出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资本家和今天的私营企业主，都必须在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秩序的条件下，才有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小说《上海的早晨》在今天可以被看成仍然具有正面意义的，并且多少具有经典性的文本的话，那么在不同的背景下来理解该文本，也算是文本凭借厚度在历史语境中所生成的丰富内涵。

按照常理或者常识，供奉在文学经典位置的文本总是受到顶礼膜拜，或者也是受承认它作为经典的人的尊敬，大多情形下的确如此。不过由于经典如上所述有着多方面的内涵，所以它实际上也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如下就有一段文学批评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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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纲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月月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曰惟小说之故。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11]。

以上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对于《水浒传》的评论文字。两段文字的表达可以稍作区隔。前面一段说明了《水浒传》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在阅读中，作为读者的梁启超也是情不自禁会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某种共鸣。可后段与前一段则几乎对立，梁启超在对比了西方小说的基础上，认为《水浒传》没有提供启蒙的思想，反之还宣传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样一种单纯的口腹享乐的意识，缺乏文学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及其思想深度。那么梁启超在这里其实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识，一种是作为普通读者被《水浒传》所吸引，另外一种意识是作为学者对于《水浒传》的思想批判，这样一个矛盾的境况，粗略看起来好像匪夷所思，可是深究起来却是理所当然。

还应该说，这种批判可以在多种不同的层次上体现。譬如在近年学术讨论中经常出现“红色经典”这样一个词汇，不同言说者在使用该词汇时有不同考虑。有些人以此客观地描述当年的文艺作品在今天的重新走俏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性质的回归，有些人则以此为克服商业化在文艺领域的滥用找一个施治的药方，还有人可能是对于今天改革某些环节的困惑之后的一种怀旧。各种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但是“红色经典”某种程度的走俏本身就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这里需要说的是制作者的想法问题，早年的《红色娘子军》在今天的改编中不是在大的情节上改动，而是要刻画出人物内心的活动。“这是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有多标准，而是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将来观众看了这部戏后感觉这些女人有些味道的话，我就满足了。”^[12]单从字面看这里没有什么批判，可是从强调女人的特点来看，有强烈的批判意味。看过当年“红色经典”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红色经典”其实就是直接承载当时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表达了官方意识并且通过行政手段大力推广的作品。它们被大范围地传播，而从传播学角度说，传播可以产生记忆，而记忆与特定生活经验相联系。回顾当年“红色经典”问世的岁月，其实文艺作品非常匮乏，因此它们是“计划经济”供给的。这些“红色经典”就与一部分人的青春岁月联系起来，而每个人的青春岁月在过去之后都与一定的怀念关联，于是“红色经典”就充当了这种联系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说，“红色经典”被人惦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它的艺术和审美的因素使然，而是与一段青春岁月一类的生活记忆相关联。

韦勒克曾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在目击或叙述的基础上再现过去很久的事件，而文学研究者却与之不同，它直接触及它的对象：艺术作品。”^[13]就是说，经典作品要有它成立的理由，其中需要有文学史的积淀，年代的久远可以使得现在看来寻常的文本也体现出不凡的价值。如先秦时期的《弹歌》写“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是写猎人从制作弹弓，到以之打猎的过程。短短八个字，也没有什么文采，如果在今天是不足为奇，可是当它以远古文化的面貌出现时，首先是有文献意义，其次是有文学史意义，再次是有多年来文人墨客吟咏它之后赋予它新的感受，而新感受又叠加到它的文本中，使得文本显得厚重起来，于是它可能成为被后人追认的范文。

文学经典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意义不断生成、新的和旧的意义之间又进行着一种对话的语境下形成的，在新的和旧的意义对话中又生成第三种意义。每当新的意义出现之后，它都可以与以前已经具有的意义形成对话关系，于是，越到后来生成一种新的释义就越可以期待出现更多的释义。这样，虽然不是当代生活与当代人意识的直接写照，可是它也可以凭借自身意义的厚度而跻身于当代阅读的常见作品的行列中，达到长盛不衰的效果。

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说：“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不管一个作家在生前怎样轰动一时，受过多少赞扬，我们不能因此就可以很准确地断定他的作品是优秀的。”^[14]布瓦洛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他言说的语境中包含了一种意思，就是他要反驳别人提出的对他的诘难，认为他只是一味地抬高古人。而布瓦洛的意思是辩解，他是以现代人眼光来说明什么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经典之作不是因为它的古老而具有价值，真实的原因在于，古代流传至今的经典，满足了人们阅读的价值尺度，经过了时间淘洗之后，可能干扰到那种因为阅读立场而造成的视野的褊狭就会得到纠正。其实在文学经典的性质这一位置来看，布瓦洛可以不作辩解，经典之作的原初文本才是古代的，而当经典文本进入现代的视野时，它已经有了新的意义的添加，而这种添加必然是现代自身的创造。提出认识文学经典的多种类型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首先，要明确在一个所谓的经典的文本中，可能潜藏了多种不同声音，这些声音是从不同角度发出的，而不同的声音之间可能形成某种嘈杂的喧嚣，但是也可能达成一种和声的效果。批评家是发出声音的音乐家，而文学史角度的专家则有责任寻求在不同音响奏鸣中和声的可能性，更像是一个配乐师。文学研究的工作包含了对这些不同的意义进行整合的要求。其次，经典文本的物质存在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可是它所体现的意义是逐渐添加的。在新的意义添加之后，它的意义的发出者并不是作者本人，甚至不是某种人的角度就可以说明的，它可能是在某种语境条件下，意义和意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蕴含，因此就不能单以创作的状况对其说明，需要结合到文本的所在语境进行分析。再次，文学经典的多种意义问题，从文学史角度看，是在某一具体文本中浓缩了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观，每一时代对经典解读出来的新的意义，是那一时代的文学观念的折光。而对于经典的不同阐释，就是多种不同的折光的聚集，它们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漫射，产生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从阅读文本的角度看，这些意义是共时性的呈现。而在文学史意义上，它是叠加的效果。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有必要探求叠加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这种叠加使得文学史充满了歧义，似乎学科工作困难重重，可是也就是在这种歧义丛生的研究中，才能够有新的思想的增长可能，它是新思想，甚至新学科的催化剂。

文学经典当然是在文学领域中具有更出色成就的那些作品才能担当，文学经典代表了它所在时代的文学高度，甚至也可能成为许多时代人们共同喜爱的范本。不过在这种喜爱中，有哪些是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哪些是属于在文学史的历程中添加的评价所致，其实就是一个难解的议题。

经典是对文学史言说的依据，同时它本身就是某种言说的结果。这里不是说经典好像就是任人拿捏的对象，而是说树立经典的意义之一就是在评价文学时有一个参照系统，不过也就是在推崇经典的过程中，经典显示出一种具有多种言说可能的包容性。这种情况不是经典自身的特性，乃是人的认识领域的普遍特性的具体化表现。吉登斯曾经表达了这一意思：作为地理学表征的地球仪，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15]。从地球仪本身来看，它是作为模仿对象的模型，在模型的制作中，它是以忠实于原型作为基本原则的，即地球仪应该是反映地球的状况，这种认识没有错，可是以为地球仪就只能是这样的性质就不对了。在现代地球观念建立之前，人们对地球有过若干不同的认识，包括所谓天圆地方，包括地球乃是一个圆盘等思想，甚至在更为离奇的言说中，人所处的大地是由作为神物的鳄鱼托起来的，等等。地球仪就与地球的关系而言是单纯的，只是追求真实性就可以了，可是相对于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有对既有观念的改写的问题。

譬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在中央，外邦则在四方，分别以夷狄蛮戎加以命名，可是在地球仪面前，这种中央不过是圆球上的一个位置，算作中央也无不可，可是其他的位置也完全可以作这种看待，这样中央所具有的优先性就被消解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以前关于地球的认识是错误的，今天已经建立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球观念之后，地球仪所表达的那种观念就已经是中性的，不再具有破除旧有观念的性质，因而对于前述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科学总是要不断发展的，新的科学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那种“客观”表述在不断出现，于是又有新的“地球仪”对于旧有观念提出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总的态势下是无往而不利，而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则可以有一些保留地，诸如哥白尼时代就已经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样我们肉眼所观察的太阳东升西落就是一个错觉，可是文学中完全可以把这种错觉作为视觉依据，说太阳升起来了，而不是说地球向东运转了多少度。

因此，文学经典在文学的研究和评价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它给予文学研究合法性的同时，又并不限定研究的发挥，毕竟所谓经典已经被纳入到了文学研究体制的轨道，文学经典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体系的一部分，而且经典往往有巨大的阐释的包容性，文学研究可以把经典的意义说成是它所推崇的那种内涵。这样，就形成了经典支撑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体系，而文学研究又把言说集中在对于经典的推崇上。现时的文学创作成为被经典所引导的行为，在这种被引导中它的价值有一个基本保障，也就是说在诸多的写作物中，所谓的文学写作有文学评价体系的支撑。这种相互的、多方位的支撑关系，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对于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和影响，但是在这种稳定中也可能就此形成特殊的利益关系。即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文学体系和文学研究体系，在获得学科稳定性的同时，实际上也就在造就一种特殊利益集团。特里·伊格尔顿曾经说：

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教师们，这些人与其说是学说的供应商，不如说是某种话语的保管人。他们的工作是保存这一种话语，他们认为有必要对之加以扩充和发挥，并捍卫它，使它免遭其它话语形式的破坏，以引导新来的学生入门并决定他们是否成功地引导它。^[16]

通过这种看守话语的方式，就以学科的名义，形成了话语共同体和在此基础上的利益的共同体。文学经典在这里充当的角色就是，它是学科聚焦的对象，通过对于经典的划定及其阐释，学科可以规范自身的话语。而在浩若烟海的文学对象面前，只是一般性地进行说明是不可能覆盖到所有对象的，而遗漏的内容本身就可能构成对于既有研究和评价体系的挑战。对于经典的言说虽然也远远不能覆盖到全部文学，但是利用经典的示范效应，就可能相对达成以少总多的效果。

在这里还应该说明，文学经典可以分别出若干类型，而这种类型的划分是依据不同的角度和尺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式和划分的结果。因此，重要的不是怎么划分类型，也不是怎么来对这些划分出来的类型分析，而是通过对于类型的划分与分析，提出研究中的问题，以及尽可能地对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思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