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的革命与乡愁

在4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民族形式”是一个被反复提及但却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问题。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与阶级议题相关的“工农兵方向”、“英雄人物”、“典型”、“新人”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上，而认为“民族形式”不过是这些超越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点缀性装饰，正如“形式”通常被理解为“内容”的装饰物那样。但是，民族形式不仅事实上深刻地参与着新中国的国族想象与文化建构，更重要的是，超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使在50—70年代的两大“冷战”阵营对峙格局中，也始终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被实践的。因此，考察当代文学/文化建构，不能仅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话语脉络内部进行，而需要同时纳入作为历史语境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运作形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把民族形式问题从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独立提取出来加以讨论，更不意味着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视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而是需要意识到：当代文学那些超越性的现代/社会主义议题，总是需要经过民族形式的转化才得以呈现。并且，怎样的形态被指认为是“民族”（或许更准确的词是“国族”）的，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中也是发生变化的。而特定文学作品的实践形态，由于多种因素的参与与介入，也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文本、历史语境与理论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界限，相反，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民族形式问题才能得到较为深入的讨论。(www.xing528.com)

本文将围绕小说《红旗谱》展开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由于《红旗谱》在革命史叙述和民族形式建构上所具有的突出特征，这里将以它为媒介，综合文本构成、历史语境、理论命题与作家风格等各个层面的复杂因素，探讨40—60年代这个时段中国革命史书写与国族叙事间的独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