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曾这样界定他提出的耦合（articulation）理论：“一种耦合理论既是一种理解方式，即理解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种话语聚合在一起；也是一种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耦合成或没有耦合成某一政治主体。换言之，耦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自己的思想。” [43] 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面对“五四”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和阐释力时，也需要以这种理论眼光来观察问题。对“五四”传统与“五四”接受史的讨论，与“知识分子”这一主体密切关联。讨论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把“五四”启蒙文化看作“知识分子”这个主体“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去解释有关“五四”传统的阐释如何“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一主体。换言之，将启蒙文化看作是知识分子“天然”的所有物和思想产品，而不是相反，考察启蒙文化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建构出“知识分子”这一现代社会群体。这种对待“五四”传统与启蒙文化的方式，或可称为“启蒙主义”。
这种思路倾向于把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与文化启蒙关联的问题，纳入抽象的思想史乃至哲学命题的考察中，从而建构出一个“连续”的现代传统。而事实上，有关“传统”的认知本身便是一种话语建构与知识再生产，而这一建构与再生产总是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话语装置关联在一起的。当“启蒙主义”思路以一种封闭的思想史与观念史视野观察问题时，它遮蔽的正是那些使“新的启蒙”成为需要和可能的历史条件与装置。形成遮蔽的关键之一，乃是其所立足的单一民族—国家视野。由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发明，被视为天然合法的思考单位和立足点，“启蒙主义”总是把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问题解释为自身文化传统的缺陷和困境，并将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特权的西方地缘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理想形态。以“新启蒙”眼光来看待80年代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进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省传统中国文化的方式来批判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正是这种“启蒙主义”思路的集中反映，并导致了80年代从中国“内部”寻找弊端缘由，而从“外部”寻求思想资源的思维框架。
为克服这种把“知识分子”主体和“启蒙主义”思路本质化的局限性，一种全球视野的知识社会学或许是可行的思考路径之一。这或许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在“东西方文化大碰撞”中发生的，西方启蒙文化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格外需要一种全球史的分析视野。在当前中国的历史处境下，质询启蒙主义的内部视角显得尤为必要的地方在于，“全球化”格局早就打碎了中国之“内”与“外”的界限。启蒙主义思路所习惯的那种“自我憎恨”式的思维方式，往往会忽略并无力处理在“全球化”处境中格外需要关注的地缘文化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跳出思想史的“内部”视角，尝试在全球知识流动格局中探询“新时期”、“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如何耦合在一起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为了显现特定历史时期“五四”传统发生作用的方式，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询重新激活“五四”传统的可能性路径。这或许才是跳出“五四”，光大“五四”的真义，也是“五四”之为“现代传统”的持久的再生能力和批判能量的秘密所在。(www.xing528.com)
（原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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