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上说，战后大和民族的反应有两种类型——
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主张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全都无须惩罚，因为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
就战争的参与者而言，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所分析的：“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中，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是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于是，关于“受害者”的调查与彰显，可谓殚精竭虑，尽善尽美。
那场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共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作者都是中国人。但每本书上关于死亡者的数字都是模糊的，而且不一样。即使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人士，不免也问中国人：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该馆分东西两区，中间为设有观景口的走廊，可以看到两边广场的林荫和纪念性雕塑。由东区一楼进口，参观到三楼，通过走廊抵西区的三楼，再回到一楼的出口，其浑然一体，渐入千秋，恰似乘坐在新干线上看风景。
当然，这不是在看风景。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8时15分；
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匹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
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参观该馆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它的形容来看，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到类似的战争悲剧。”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战后初期，城里人对乡下人十分羡慕，谁家要是有个农村的亲戚，特别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么的食品，周围的邻居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干和几个饭团，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年月难忘的象征。
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1957年，日本背背篓的采茶女人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园！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
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SEVEN ELEVEN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
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式地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恰如当年的中国女人是一个符号，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入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日本企业领袖常以生死来形容公司的科技开发，日立集团总经理在训话时说：“专利就是生或死！”由于极端重视专利技术，他要求研究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专利的申请。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专利生产国，每年要向世界各国提出35万张以上的专利申请书。(www.xing528.com)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从1970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在美日“国防合作指导”中加入要求包含研发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统及科技论坛”，美国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担费用”的名义，提供科技转移，包括军民两用的科技，例如电子及无线电的产品。这意味着当年被麦克阿瑟将军漫不经心地称为“小个子的日本人”，当今已长成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
1990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恨的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灭绝了24余万日本人的生命，终结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怕的是至今日本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庇荫下。感激的是，战后日本全套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却又保留了天皇。美国在恢复重建时也帮了大忙，早年很多技术人员都送去美国培训……
战后60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连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1000年前，蕞尔小岛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
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这一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突出体现在长崎和平公园里的一个名为“和平”的雕塑上。该主体是个高达十几米，肩披斗篷、左手食指伸向碧天的人物，其发式与脸部的造型却不像日本人。导游要我注意，它有些像美国人。
这仿佛是山姆大叔在扪心自问，悔过自责：天呀天，当年我干嘛要在这里扔下原子弹？
长崎和平公园主题雕塑
又像是山姆大叔伫立于这座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向着世界举证：我的脚下是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1997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2003年，自杀者高达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
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在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
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
在冲绳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为着纪念“二战”中集体自杀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来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导游的介绍无比虔诚，人们亦像进入庄严的庙殿，不过是把一束束的鲜花当成了香火，又双手合十，眼睛微闭，默默地祈祷……
按中国人的看法，这100名女子为“不义”之战而死，形同炮灰，轻于鸿毛，没有什么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干了多么不好的事，只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300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
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余杰先生出访日本时便有这样的经历：“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出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余杰著《暧昧的邻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出自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自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自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像中国人那样上千年来经卷压身，理学滞重，以后又意识形态满嘴，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一块薄地上偏要区分出“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来，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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