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一战后民主革命与纳粹崛起

我想先说说德国人民。

这一章也许会有些冗长，但绝对是有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常问：位于欧洲文明的中心，诞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贝多芬、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天才巨匠的一个伟大民族，怎么会冒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这么个毒焰四喷的怪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成为战败国，次年被迫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凡尔赛条约》。条款非常苛刻，作为德国的宿敌——战胜一方的法国，大抵是要趁此将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除了赔款，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被法国控制，大量的钢铁和优质硬煤被法国人拖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被法国收回。德国当时所承受的屈辱，大约不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之下。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影响，在德国西部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成立了一个寿命短暂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这场革命是德国共产党发动的，其最高领导人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后来都被杀害，革命遭到镇压，革命“果实”也被“资产阶级性质”的社民党人，也就是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所“窃取”。但德国人仍把账全算在共产党人身上，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军人，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战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在后方罢工、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

1919年，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慕尼黑成立。自一成立起，纳粹党的宣传机器便有了犹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说，它的理由是：马克思是犹太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是犹太人。从来就是俄国人口中绝对少数的犹太人，竟在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占到了75%。纳粹党极力散布犹太人要夺权、要夺取全世界，有一个全球性的针对德国的犹太阴谋。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拘押了巴伐利亚州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随后他和希姆莱、罗姆及后者的一帮追随者跳上卡车，挥动着老德意志帝国的旗帜，向巴伐利亚的驻军司令部进发，他们占领了整座大楼，设立路障。他们打算一旦州政府垮台了，即组织更多的队伍向柏林进军，推翻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然而，这场后来被称作“啤酒馆暴动”、使希特勒一举成名的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希特勒、罗姆被拘禁，希姆莱等人被解除武装，遣送回乡。但希特勒在服刑8个月又20天以后，走出兰德斯堡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

德国青年集会

此后几年，在工业化已经较发达的德国，在一些青年们圈子里，开始厌倦被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几乎完全覆盖了的城市，他们愿意回归自然——在野外升起小帐篷，点燃篝火。围坐篝火周围，弹吉他、唱歌、跳舞……纳粹党人渐渐发现这一回归自然的价值的愿望是可以利用的，即由这些青年圈子转型到当时纳粹党的外围组织——褐衫队并不特别困难，不过加上一些让青年们怀想老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太阳祭奠及相关的活动，让青年们更多、更自觉地喊出“德国觉醒”的口号，而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暴力则是政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青年们开始相信了，越来越多的人乐意加入褐衫队。这个准军事组织每周五、周六都上街游行或举行集会。除了工作外，青年们几乎一切时间都属于褐衫队。

尽管如此，这时希特勒还无法靠选举上台，1928年纳粹党只获得2.6%的选票。很多德国人仍不喜欢他——他的一小撮胡子像一块剪得方正的黑色膏药贴在上唇，看起来十分可笑。声音也尖尖的，如老鼠牙在墙壁上钻洞，又常常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显得有几分诡异。至于存在一个全球性的犹太阴谋，亦让德国人民觉得离他们还很遥远。一句话，虽然利用了青年，但直到1930年时为止，纳粹党在德国的政坛上，还只是个小政党。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崩盘，所谓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造成了全球经济不景气。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得乡间日益贫穷。1923—1924年期间，为偿还《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战败国赔款，德国向美国借了巨额外债，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此时开始要求偿还。德国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最萧条的国家。1931年，全德有50000个公司破产，5家大银行倒闭，失业人口高达550万人。那时，每个星期五，失业人口都在失业救济局的门口排队，每人可以领到5马克。其他的日子，许多人没有钱买食物，人们在大街上云一样晃来晃去，口袋里放着午餐时用的汤勺，期望走到哪里，有好心人答应用粮票换一餐饭……

当中产阶级也感觉有些力不可支了，纳粹党的选票开始增加，他们还是提出同样的口号：《凡尔赛条约》是罪行！要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要废除马克思主义！德国必须重生！他们的口号没有改变，只是更多的德国人现在听起来感到悦耳。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偏僻小镇——尼登堡，1928年时纳粹党人只得到2.3%的选票,1930年时竟达到了25.8%。但希特勒没有到过这个小镇，小镇上也没有纳粹党的基层组织。

德国是“一战”后开始实行民主制度的。在1931年德国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常常能够看到观点相互对峙的两拨游行队伍。共产党人的队伍里，红旗飘飘，簇拥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人们唱着一支名为《红色的前线》的歌曲：“我们敲起了战鼓/我们要狠狠地踢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投掷炸弹/我们要破坏中产阶级/我们要打击法西斯主义/在地平线上无产阶级要抬起头……”

褐衫队也乘坐在快速行驶的卡车上，他们举纳粹党旗，挥右臂行纳粹礼，高声唱道：“我们游行穿过城市/我们为希特勒而战/我们要粉碎红色的前线/褐衫队走在大路上……”

1932年，希特勒参加竞选德国总统。纳粹党从汉莎航空公司包租了一架三引擎飞机，希特勒得以在7天内飞了20个城市。在高失业造成的举国贫穷与绝望中，希特勒如一位强人出现了，他到处说：“只要加入我们，我们就会解救你们！”随之，到处都有给他献花、要求他签名留念的男男女女。他的演说总是在经久不息的雷动般的掌声中结束：

一个新德国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心中，就在我们身后！

于7月间举行的总统选举，希特勒得了1100万张选票，兴登堡得了1800万张，但选举结果表明，纳粹党已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占有了总数37%的选票。

希特勒演讲结束后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能阻挡希特勒的脚步，这就是兴登堡总统。

当兴登堡8月13日接见希特勒时，希特勒咄咄逼人地要求出任总理。兴登堡当场要助手写下他反对的理由：他不能将国家政权交给一个这样的党，他们不代表大多数选民，且排斥异己，种族歧视，没有包容心，缺乏纪律，多采用暴力。

仅仅十年时间，希特勒就从一个无家可归的浪人变成了德国的最高领导者

不同的压力团体开始游说兴登堡。一些企业家，包括德国银行总裁写信给他，开门见山就说必须让希特勒当总理。考虑到1930～1933年德国的情势，失业的穷人不是加入共产党，就是加入褐衫队。他们认为还是加入褐衫队好，国家社会主义是有一些缺点的好主义，是有一些好处的邪恶。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也表示，在国家发生内乱时不足以既控制纳粹党与共产党，又同时保护边界……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

纳粹党人当晚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

有些沮丧的共产党人很快地安慰自己，让这个家伙上台也没有关系，不要多久，德国人民就会发现他不行，而必须由我们上台。一些德国人则抱着善良的期待，以为在一个民主的政体里，可以通过国会去控制希特勒。看见一些褐衫队员找了犹太女友，一些德籍犹太人以为事情不会像过去纳粹党人在台下喊得那样糟糕……

只有一个兴登堡在“一战”时期的亲密同僚陆登多将军写信给他指出：

“我现在严肃地向你预言，这个邪恶的人，必将领着德国坠入深渊……”

1933年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自己祖国开始崛起的神奇时刻，他们充满了热情。

共产党人失算了——有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被关进集中营，但此时的集中营还不是日后的屠杀营，多数人一年后就放了。

希特勒成为总理的12周后，犹太人的地位开始改变。隆姆领导的褐衫队发动的一场场“街头革命”，袭击了所有犹太人的商店、企业。更严重的事发生在纽伦堡，犹太人被带去运动场上，被迫去吃草，用牙齿去剪草。褐衫队又焚毁一切当局认为有害的书籍，特别是犹太人写的书。他们把“一战”中德国战败，说成是因为犹太人“釜底抽薪”、“吃里爬外”。

面对国内日益弥漫起血腥味的社会生活，大多数德国人以为，这只是脸上有块刀疤、一看便有几分匪气的隆姆的褐衫队的胡作非为，而希特勒并不知情；或者认为，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那样温文尔雅，震撼了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中，政敌与贵族们被关进监牢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党卫军

褐衫队本想加入正规军，其粗暴行径却使军队大多数官兵都耻于与其为伍。到了1934年，一直欣赏褐衫队革命激情的希特勒，已感到请神容易送神难。此时，恰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因其在纳粹党内的地位比隆姆低，正在秘密计划搞掉隆姆。他捏造了一份隆姆企图叛变的材料，希特勒相信了，隆姆随即在度假地被逮捕，两天后遭处决。

党卫军头盔上的左右徽饰

军方以为希特勒此举是排除干扰，正本清源。褐衫队被整顿后，希特勒青年团得到了强化，与前者比起来，后者的文化层次较高，许多成员是大学生，对文化、艺术和文学有很浓的兴趣，与此同时，又能背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一生都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事。到了1935年9月，全德已有190万男青年和126万女青年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还让军方心存感激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决心扩军，他要平反《凡尔赛条约》的不正义，该条约限制德国不能拥有超过10万人的军队。他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以至于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一开始不知道怎样去花掉这笔钱。又逢兴登堡突然去世，希特勒不但是总理，还一下成了国家元首，于是，军队决定向希特勒效忠，从上至下举行了宣誓活动。誓词是：以神明的名义，向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这是我们神圣的誓言。

本是国家的军队一下变成了纳粹党的军队。

扩军需要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举国大修高速公路和显示新德意志帝国气派的各种宏伟建筑。希特勒还强调发展“人民车”、“停车场”、“自由贸易中心”、“公园”与“绿化区”的建设，全国实现了充分就业。现在全体国民都在赚钱，能吃饱肚子。而且，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工人们被组织去听音乐会，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展览，并提供津贴参加成人班学习。希特勒青年团号召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为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在工厂或田野里常挂的口号是：“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希特勒对德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样评价：“德国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

其实，这只能说是德国经济问题短期的解决方案，扩军和这些建设都是靠各种贷款以及通货膨胀支出经费的，但一开始德国人民不了解这些，通胀的压力要几年后才能显现。

1936年，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凡尔赛条约》禁止进入的莱茵区。国际社会对此默认了，人民认为这使自己的国家再次拥有了尊严。经济比过去景气了，街上的秩序也好转了许多。同时，纳粹党还举办了很多激励人心的大型活动，如在慕尼黑举行的类似狂欢节的“亚马逊之夜”，只有雅利安血统纯正者才能参加。在漫天绚丽的焰火和强烈的探照灯光下，站在车上、骑在马上，做出各种华美造型的女人们都半裸着身体，恍若银箔打造的高挑身材和曼妙如音乐的曲线，仿佛来自于上帝的灵感与创造，在场的德国人无不感到喜悦与自豪……

然而，就在“亚马逊之夜”举行的慕尼黑市，纳粹党人破坏了德国最大的犹太教堂，使之成为一片停车场。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又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结婚，而且宣布犹太人不是德国人。此外，还有其他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禁止去公共花园和游泳池游玩，禁止乘坐有轨电车和城市轻轨列车，不得使用公用电话或通过邮政寄信等等。上世纪30年代，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匆匆逃离德国，留下来的便受到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监视。

情况恶化如此，但在许多德国人看来，是犹太人该遭报应的时候了。

欧洲排犹主义历来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信仰基督教的人都知道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传说犹太人是犹大的子孙，所以犹太人在“二战”前一直被许多信教的人（这里包括新教和旧教）视为异类。其次，由于欧洲人排斥犹太人，在很长时间里地主阶级是上层，犹太人并没有土地，只能经商，从事金融业、服务业或者投身艺术，很少从事别的职业。他们善于理财，积累财富很快，出现了不少有钱放高利贷的职业债主，例如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十七、十八世纪一些欧洲文豪写的小说里，也常常把一些奸商写成是犹太人，这亦造成其他族群许多人对于犹太人的敌视。此外，当时的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普遍单独成群而不能和当地社会融合，显得比较特立独行，不为当地族群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矛盾冲突在欧洲历史上就爆发过多次，基于“一战”后的现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只是历来排犹主义最集中的一次体现，借此实现了最成功的一次国内矛盾的转移。

纳粹党散发的大量统计数字告诉国民——仅在柏林的近4900名律师中，就有3/4是犹太人。除了一个城市以外，在全德，每家戏院的老板或是导演都是犹太人……纳粹党的宣传材料中，从来没有说明上千年来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些行业，而这正是他们会集中到某些行业里的原因。这却已经使许多德国人忿忿不平了，他们开始由衷地在公开场合高喊口号：“必须打败犹太人！”

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在一个叫伍兹堡的城市，被美军抢救出了一些档案。从中可以发现盖世太保的运作模式——并不是每一个街角上都有盖世太保。伍兹堡约有100万人口，只有28名盖世太保，如果没有大众的支持，盖世太保不可能运作。有8—9成的罪行都是由市民向盖世太保报告后再施行的，盖世太保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告密者的资料。伍兹堡的市民不怕盖世太保，却怕自己的邻居向盖世太保报告什么，每一个德国公民都有可能被人密告，每一个德国公民也都可能告密。

住在伍兹堡郊外别墅的一位妇人，被邻居们密告后被盖世太保注意，她叫伊莎·塔斯卡，最后她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悲惨地死去。她的“罪行”很简单——不合群，躲开邻居，有一些犹太人朋友。对于她的密告多是八卦，有一份报告指出她可能是同性恋，报告的结尾处是用红字打印的“希特勒万岁！”。

另一份报告是一个20岁的叫雷西的邻居所写：

自从38年3月后伊莎成为我们隔壁的邻居，她很少有来客，偶尔会有一个30几岁模样的妇人，看起来像是犹太人。我还要指出，塔斯卡小姐从不说“希特勒万岁！”。我认为她行为可疑，她也许有参与一些危害德国的活动。

因此，我要提供以上情报给秘密警察，我没有其他有用的情报。

签名　雷西(www.xing528.com)

50年后，英国BBC电台记者辗转曲折，终于找到了这个已是满头银发的老妪。

她的话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中心意思却绝对明白无误——

放狗屁……我无法理解这件事，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我不记得。

名字、地址是我的，但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你的表情使我很不满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我甚至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我父亲对我说：我才不让你一个星期有两晚天黑后进城。小时候我父亲管教很严……

现在开始小下雨了……

人们以前认为，在纳粹德国，社会是从上层开始洗脑并被操控的。

现在通过认真研究这些档案材料，相当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出于嫉妒，有些人出于恐惧，有些人可能觉得乱世正给小人物以出头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些人具有理想色彩，这个社会其实是从下层开始操控的。

1938年11月9日晚，在柏林爆发了由希特勒亲自批准的“水晶之夜”。褐衫队还是被派上了用场，是夜，他们大规模地打砸抢，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拖到马路上毒打，当晚共有800多名犹太人死亡。次日波及全国，共有10000多个犹太教堂被摧毁，无数犹太家庭遭洗劫。此外，被秘密警察列为打击对象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者，吉普赛人，妓女，满腹牢骚的人，基督教会、共济会里有某种政治倾向者，破坏经济者，惯犯，还有非法堕胎者和同性恋者……

在希特勒的眼中，一个彻底扫除了以上对象的德国，才是一个水晶般璀璨的德国。

可能私下里有德国人表露同情，但没有一个德国人公开站出来对此表示不满。相反，光天化日下，只见过去相处甚安的邻居，乃至路人，往犹太人的房子里扔石头，再加上一把火，或者监视他们是否每天戴上了“大卫之星”的侮辱性袖标……

“水晶之夜”后，希特勒本人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但他的支持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他继续受到国民的拥戴，每个星期都有几千封来自国内各地的信，堆满他的一个私人办公室，写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议将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个广场、钟楼的名字，改为他的那个将永远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啸般的欢呼，亦有很多普通人为第一次见到他而热泪盈眶……

希特勒在1924年写的自传里就提出德国必须拓展自己，和英国一样需要殖民地。

列阵

他当上总理的第二年，更经常说：我们的帝国太拥挤了，必须的物质太少了——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邻近的奥地利、捷克、波兰，而最终的目标是俄罗斯。

当时的年轻人都摩拳擦掌，踊跃从军，无限地相信希特勒，认为改变“一战”的屈辱结果，是全民族、尤其是这一代青年的神圣使命；几乎全体德国人，包括那些因“一战”失败而随领土被分割出去的德裔人，也都认为生正逢时，因为有希特勒神迹般地降临在这块土地，他们将能目睹并参与一个无比辽阔无比强盛的新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在猛烈的闪电战下，奥地利被轻易地拿下了，捷克不战而降。当德军在5周内就全部占领了波兰，重新恢复“一战”后所失去的所有东部领土时，希特勒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些人有力地配合、支持了侵略者的行动。

过去600年来一直统治德国，但也是“一战”中的战败国奥地利被并入德国后，奥地利人奔走相告，德裔居民更是欣喜若狂。犹太人则被成群地赶上大街，被逼着用刷子、抹布去清洗路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几张照片留下了这样的镜头——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妇女，为了让自己金发碧眼的小女儿看得清楚，用脚去踢了一个正埋头干活的老妇人，她摔个仰面八字，路人们都大笑了起来……

在波兰，占领当局鼓励德裔居民向波兰人报复，指认出被报复者后，即可当街暴打。波兰人亦被认为是肮脏、没有修养的，必须将他们清除掉，即“德化”一遍，波兰才有资格划进德国的版图。

一名德军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在城市的广场上，一边吊着七八个波兰人，脚上绑着石头，脸上青紫，吐出舌头。当地的德裔居民吊起又放下，让他们在凄厉的喊声中慢慢地死去。一边的军乐队在广场上奏行进乐，以压住他们的声音。当时他就在心里说：我身为一个德国人的日子结束了，从此后，我以做德国人为耻！

在立陶宛，当地人视纳粹为解放军，倾城出动，载歌载舞，献花送吻。他们帮着德军驱赶犹太人，并在马路上用铁棍打死前红色政权的大小干部。赶走犹太人后，他们当即涌进犹太人的房子，瓜分财产，或者干脆就在这里住下来。睡在别人的床上，他们不免会想：我们这样做，如果德国人打不赢这场战争，犹太人回来怎么办？可这样想并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相反，却更加凶残，更加卖力。

在德国，虽然大多数人不了解奥斯威辛和达豪等集中营里那些焚尸炉的高大烟筒里正不舍昼夜地浓烟滚滚，可是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在种族歧视。有一些人可能还知道得更多些，在押运犹太人去欧洲东部作“最后解决”的闷罐列车上，犹太人喊道：“我们渴死了，请给我们点水”，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工人们常常厉声责骂道：“你们这些犹太鬼，怎么还没有把你们枪决？”

留下来的不少电影资料表明，在欧洲600万犹太人送“最后解决”之时，柏林的人民像无事人一样，夏日在湖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冬日在天籁般的音乐与童话般的彩灯里过着圣诞……

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暗杀希特勒事件。

一名叫史塔芬保的陆军上校，将事先放有炸弹的公文包丢在希特勒正听高级将领汇报的会议室里，遗憾的是大部分爆炸力被这间木屋所吸收。次日，希特勒通过电台对德国人民说：

除了轻微的灼伤与瘀伤，我没有受伤。这证明神明有赋予我的责任，要继续去实现我人生的梦想。我在全国人民面前承认这一点，从我了解战争不可避免、不可能延误的那一刻开始，我非常地担忧，非常地努力，每一天都是如此，晚上经常失眠。我是为了德国人民活下去的……

希特勒的这番讲话，让许多男女老少热泪长流，从家庭主妇到前线士兵，从工人、农民到古典画廊的老板……纷纷表示对这一暗杀事件感到震惊与痛心，并为希特勒的生还而高兴。大量来自国内和各占领区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强烈要求对“叛国叛党”的史塔芬保上校处以极刑。

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因为种族歧视而获益良多。

虽然纳粹宣传品中有大量德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奋斗在工、农、文化、国防建设等战线的画面、镜头，但德国经济的运转，主要靠犹太人和占领区“次等种族”的奴役劳工的血汗付出。

1942年，仅在波兰，便有100多万犹太人和波兰人被重新安置到东部荒芜地区劳作，大约20万德意志族人立马占有了前者的农场、房屋和商店。

从1942年4月起的7个月内，斯洛伐克送了60000犹太人（其境内共有90000犹太人）到奥斯威辛。德方开始不肯接受，理由是“他们中许多老弱病残的劳动抵不了我们的支出”。于是，斯洛伐克付钱要德方接受，每人的费用为500马克。

在奥斯威辛和达豪，一下闷罐车，犹太人便排成两队进行“选择”，有孩子的男人、女人，还有老弱病残站一边，其余的人站一边。前者一般3小时内就被送进了门口装点有花花草草的“洗浴间”，有些孩子手里还抱着玩具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成了死神手里凄厉的玩具；后者则成了奴工，党卫军警告他们：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里，没有人可以活过100天。实际上，据奥斯威辛的一个德国医生评估说，在奥斯威辛，奴工的寿命大概只有3个月。

在整个1942年，仅奥斯威辛就接受了来自欧洲各国的20万犹太人，其中七成人当即送往毒气室。所有人的钱财都要事先交出来，奥斯威辛的几十个营区里有一个叫加拿大的营区，专门负责对钱财进行包装，然后运回德国。前后运回德国约计6000万马克，相当于现在的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外，大量的钱财被党卫军成员私人偷窃或贪污，去奥斯威辛工作成了纳粹军人梦寐以求的差事，在这里既可以不上前线，无生命之忧，又能大捞一把钱财，花天酒地。曾来加拿大营区视察的希姆莱，看到了堆积如山、正分门别类整理的各国钱币：法郎、英镑、里拉、美元……他心里明白，对于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既是为着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为了德国的经济。

到了1944年8月，新德国一共有750万名奴役劳工，其中除了各个集中营里还“活在已知的痛苦中要比活在未知的痛苦中好”的50万犹太人外，还有170万是波兰人，200余万苏军战俘……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到1938年底，纳粹党的经济政策就要失败。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党以铁的手腕控制经济的力量：冻结贷款，冻结价格，严格的外币管制……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德国会如此大规模、惨绝地利用奴工；还有德国人民会如此地支持这个制度，结果纳粹德国的命运拖得远比他们想的都要久。

即使临近战争结束，人民摆脱蒙蔽、乃至反戈一击的人也少有出现。

相反的情况倒是，虽然纳粹党不断鼓吹雅利安民族血统最为高贵、优越，但到了战争后期，兵员大量伤亡，入不敷出，有40万欧洲其他种族的人加入了德国陆军。在党卫军内，早在1941年8月便组建了4个异族军团，他们是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和比利时的佛莱芒人。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一支具有民兵性质、600余万人的国防守卫队，大多是因年纪太老或太小不能加入正规部队的德国人，他们称自己是“防卫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戴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

在柏林总理府后花园地下避弹室的最后日子里，他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道：“当我死了，国家社会主义衰亡以后，德国人民不可能生存。”

希特勒的预言显然错了。

德国人民不但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活了下来，而且没有了希特勒的德国——天蓝气爽，绿荫如盖，蓬勃而又宁静，今天不但在欧洲，也在世界，都是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向往和平并受着国际社会广泛尊敬的国家。

但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浩劫里，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思想与纳粹势力，决非空穴来风，与德国人民、部分欧洲人民之间，也远不是油水相隔，冰炭难容。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法西斯体制，决不可能仅仅由几个狂热的政治骗子用几乎能把麦克风也说得弯腰的嘴皮功夫，和几把冷凛如天狼星的刺刀，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的。

这个体制一定是个共犯结构。

诚如西方研究法西斯运动的著名学者威尔海姆·赖希所说：

（法西斯）的每一个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个群众心理的问题。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社1990年第三版）

倘若说，作为法西斯德国这个共犯结构的重要部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刚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粉墨登台，他们曾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一脸暴肉的隆姆的褐衫队在街头上棍棒交加，血肉飞舞，他们中有不少人视为这只是希特勒的后花园里不小心放出来的一条恶犬；甚至在纳粹党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实行“水晶之夜”之时，尽管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抵制，他们中却一定会有人在心里怀疑，乃至如前文中那名在波兰的德军士兵一样，对此后再做一个德国人感到耻辱……

也就是说，德国人民在逐渐靠拢这个共犯结构时，起始时期，在某种程度和某个面积上，曾有一个冷眼与彷徨的阶段。从“一战”后，一直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荒芜与苍凉中艰难跋涉的他们，是在希特勒“新德意志帝国”的成吨的大辞浮语、现实生活渐有改善且获益良多的驱动下，才目光为之蓬然一热，异火升腾，心里却一层层地卸下冷漠、决绝的水泥，从而成片地充当起这个共犯结构广阔而又结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