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触目可见的相异性，探寻并体味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上较具实质意义的相似性，于我更有兴趣。
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经济和法律专家、工程师、教师、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各行业、部门的顾问或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几乎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当时日本人最渴望的10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
西方式的变化深入到宫廷，皇宫里通了电，但因为害怕火灾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天皇倡导日本人喝牛奶、吃牛肉，自己也吃西餐为国民示范，他认为西方人高大强健的体质正与他们的饮食有关。有学者进一步认定，靠吃西餐还不行，日本人还得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大胆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用纤纤玉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1872年，政府发布政令规定，今后礼服一律采用西服。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不少日本时髦女郎竞相换掉和服，以穿洋装为荣。
城市里，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西洋砖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在大街小巷……
在农村，鉴于欧美国家人士认为日本下层百姓是“淫荡的人民”，政府遂禁止农村普遍的性游戏，以及公众浴池的男女共浴，以为这是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之一。
1883年，即明治十六年，为接待外国要人，专门请来一位英国的建筑师，设计、兴建了金碧辉煌的西洋式迎宾馆——“鹿鸣馆”，政府花费了18万日元巨资。在这里举行的各种国务活动，都按照西方国家的礼仪方式进行，如身着燕尾服、喝着鸡尾酒、大跳华尔兹。特别是伊藤博文伯爵主办的化装舞会，还有井上馨伯爵府内的天览（天皇出席观看）演剧，让来宾顿时像走进了巴黎的凡尔赛宫、伦敦的白金汉宫。有人评论说：“罗马盛世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先学到手了。”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若要他们理解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那无异于要淡水鱼游进大海一样困难。
1871年，日本派出了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为首的100余人的欧美考察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历时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访问，对西方各国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等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力山大二世等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特别宴请了日本人，宴会上俾斯麦详细讲述了普鲁士是怎样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
伊藤博文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后者认为坚持宪法不应该去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植根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使团把大部分考察时间放在了德国，决定将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道路的建国方针，而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这也成为日本后来对外侵略扩张的远因。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很快强调起国家的传统，或者说日本的“特色”。
明治即位之后有几年，是相扑手最灰暗的日子。在以穿洋装为荣的人们眼里，相扑被看作是日本封建时代遗留下的老古董，近于裸体的相扑手也是丑陋的、可耻的。报纸上不断有人呼吁政府，这项“不文明”的运动应被禁止。一名有地位的相扑手高砂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到东京举办一次示威性的公开表演。警察不同意演出，平民百姓把警察包围得水泄不通，两者几乎酿成大规模冲突。后来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出来支持相扑表演，并出钱资助。一些普通日本人也开始厌倦对西方行为方式生吞活剥批发式的模仿，认为相扑作为一种日本传统，应该有权在日本存在下去。后来高砂成了相扑协会的领袖，这是一个为鼓励相扑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889年更名为东京相扑协会，它是今天控制这项运动的日本相扑协会的前身。1884年，也热衷于相扑的明治天皇亲自举办并出席一个表演会，以强调他的支持立场。这是相扑运动得以起死回生的转折点。
日本相扑
从明治中期开始，从批判初期的开放政策上“全面欧化”出发，日本人转而全面地肯定并就坚守本民族有“特色”的东西。
于是，明治维新至今140年以来，不仅仅是相扑与高尔夫球相安无事，还有和服与洋装争齐斗艳，以清淡、精致著称的日本料理与美式快餐、法国大餐各有江山，小桥流水式的日本建筑与大鹏举翅式的西洋建筑同街而立，插花、茶道与赌博机、弹子房平分秋色，色彩暧昧的夜总会与古典音乐款款而来的艺妓馆各有洞天……
日本成了能将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气道、剑道、天皇道、茶道、花道、书道、歌道等价值谱系，与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融汇一炉的国家。
而且，所谓的日本“特色”，在与西方文明的相汇交融中更显得珠圆玉润，许多东西发展出一套颇为复杂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讲究盛放在精致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边形、三角形、方形或叶形、扇形，颜色搭配、碟子的摆法及其某种食物的季节意义，都有讲究，连卖一碗面，都要努力发展出一种“道”来。当今的日本料理，在许多国家都成了最昂贵的食物。
日本艺妓
以艺妓而言，不一定年轻貌美，却有万种风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却能长袖善舞。有抱负的艺妓必须学习各种传统艺术课程，它们有的并不直接包括在她们作为艺人的工作中，如插花、书法、古典舞蹈或弹三弦琴。试用阶段结束后，还得在由艺妓工会组织、高级会员管理的当地艺妓登记处接受考试。此后艺妓将在工作中继续学习传统艺术。中国人很容易把艺妓理解为怀有才艺的妓女，其实这是误读。艺妓们确实能轻歌曼舞，也陪酒卖笑，但不卖身。如果说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个人行为。相反，艺妓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职业妇女，受到劳动法规的完全保护，而且因为她们保留了传统艺术与文化一般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000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待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美国有二亿九千多万人口，其中仅亚裔移民便占3%，约为1000万。华裔移民占1%，约300万。同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口，但在日本的外裔国民只有120万人，占日本人口的1%。日本基本上不接受外国移民，政府每年批准的移民许可人数仅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美国，仅因1989年中国的那场政治风波，一下就让10万中国人从天而降般地拿到了绿卡。
从下列日本法务省民事局公布的白皮书统计数字里，可以看出，虽然近些年来由于日本的出生率逐年减少，接受外国移民的观念逐渐为国民所接受，日本要成为一个如美国那样接受外国移民的社会，却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外国大米为进入日本，已经有好几番较量了。
上一次著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终于使日本打开了保护得本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以为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所以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日本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反倒松了一口气——便宜的美国大米也好，中国人感觉的又香又糯的泰国大米也好，它们就是无法战胜依恋于日本大米的一片片日本舌头上的日本味蕾！
再一次就是1996年发生的所谓“平成米骚动”。这里的“米骚动”，其意并不是历史上饥荒年里的抢粮事件。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日本，这类抢粮事件早已绝迹。这一年，因气候原因，日本稻米歉收，国内市场大米一时紧缺，遂抢购风渐起。日本政府赶快从泰国等地大量进口外国米，并规定商店以“进口米七成，国产米三成”的比例混合出售。但日本人不喜欢吃外国大米，许多消费者对“混合米”不感兴趣，仍设法购买“纯国产米”，于是，在少数不遵守政府规定、高价出售“纯国产米”的商店门前，顾客在半夜三更就排起了长龙。有的家庭已买好了够一年吃的国产米。有的人到泰国等地旅游，热衷于采购供应当地日本餐馆和日本居民的日本品种的大米，旅行归来，大袋小袋地往家背。有的人做得更绝：从商店买来“混合米”后，把其中中国人所称的“泰国香米”挑出来喂鸟吃，自己则吃剩下的“纯国产米”……
日本人不仅认为国产的大米好，几乎一切国产的东西他们都认为好，他们对“国产品”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执著。为此，凡日本出产的商品包装上，厂家总忘不了醒目地写上“国产品”3个字。日本人对物品几近刻薄的态度常常使欧美厂商十分恼火，也使欧美厂商压上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指标，即只要拿下了东京，攻占了列岛，自己的产品便可以在全世界信马由缰。(www.xing528.com)
显然，这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岛国心态”在起作用的封闭、排外意识，有时竟让人觉得——这片常常从日本海那黛色的云气里睡美人般醒来的列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更别说经历了明治维新那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仍停留在封建的幕府时代……
大相扑比赛有一条规矩，优胜者得由在当地举行比赛的最高行政官知事或知府颁奖。还有一条是举行相扑比赛的圆台是不许可女人上去的。多少年以来，两条规矩相安无事，偏偏前两年在大阪举行的一次比赛，它们却撞到了一起：大阪知府是个女同志，且女知府有意对优胜运动员颁发奖杯。消息一传出，日本大相扑协会哗然，坚决抵制。日本社会的一帮女权主义者也不示弱，认为时代不同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宪法上都说人人平等，圆台不让女人上去就是歧视妇女，藐视宪法。这事一度闹成了日本的“焦点访谈”，但在日本的大相扑协会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古老王国前，女知府还是得低下她那优雅如天鹅似的脖子。
日本是民主国家，可在国会议员里有很多是子承父业，就是说老爸死了，这议员空缺由儿子、女儿顶上。据有人梳理，国会议员当中，二世、三世议员竟然占了近1/3。像田中角荣换成了他女儿田中纪子，小渊惠三换成了他女儿小渊优子，石原慎太郎则换成了他儿子石原伸晃等等。虽说他们也走了选举程序，不会空降进国会，但这些华丽家族根基深厚，势力庞大，远比一般阶层更能影响、渗透国会……
从明治中期开始，在日本所要肯定和坚守的国家传统、日本“特色”的诸多东西里，最具封闭性、保守性，因而也最具破坏性的是天皇制。
天皇制下，普天下为一个共荣共损、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非亲属集团。昭和时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天皇制来推行其气焰熏天的侵略计划，而绝大部分国民则依据其对天皇的绝对信仰，表现出惊人的接受侵略战争的意识，在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甚至在原子弹已经爆炸在列岛上空，整个国家的命运陷于绝境之时，对于是否投降，许多人的心里依然是天皇的一纸诏书。直至战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稳定局势，安定国民，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在日本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制问题，既是日本有富士山之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十指连心的文化问题。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未能保持住开始向西方世界学习的那一片不无天真、不无浪漫的执著的劲头，相反，竟走向了祸及亚洲最后殃及自身存亡的一场战争浩劫，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亦是重要的原因。
在天皇制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扭曲乃至丧失。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歧路。
彼岸的开放最终是畸形的。
此岸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高唱入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放呢？
打洋务运动起，这100多年来，中国并不是开放不够，外国有什么东西没有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呢？特别是当今，在纽约、巴黎、香港这些人气如虹的国际大都会里，有什么玩意在此炫目了一两个星期以后，不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如今遍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常常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有些广场只是一个摆设，准确地说，它不是给市民休闲提供的，而是给官员们或官员们将要陪同而来的更大的官员们准备的，站在市府的主楼上看下去，他们的心情大抵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宫的窗户里看到花园里最好的景致一样。有专家评论说，“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便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唐诗宋词里水灵灵、烟蔼蔼的乡村田园，也正在失传。有一年中国小说学会在浙江某县搞活动，从机场到县城200里公路附近的村庄景象令该会会长冯骥才先生触目惊心：在青山绿水之间，矗立的全部都是水泥楼房，外立面无一不贴着白色瓷砖，想看到原来的青砖灰瓦白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时他产生的一个强烈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肯定出了问题。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将它们的社区叫做颐和园、豫园、五羊城？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城市里却千篇一律地充斥着“罗马花园”、“威尼斯花园”、“巴黎的春天”？为什么本来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农村建筑都要盖水泥房，甚至盖简易危房？他觉得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不但盲目崇拜，还有一种不自觉的灵魂下跪。
在日本的感觉恰恰与此相反。
奈良和京都，是日本的两大古都，奈良做了79年的首都，794年，皇室搬到京都，一气住了1000余年。在这两个城市有不少古迹，仅京都的寺庙、神社、神宫就有1000余所。历届政府从来认为，它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建筑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失去了它们，京都就会慢慢失去记忆，乃至终于不再是京都。奈良、京都一直坚持少建高楼，少拆民居，如果市民生活困难或有其他原因需拆迁住房，可到政府有关部门陈情，由政府帮助解决。无论是奈良的现存完全用木料建成、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东大寺，还是在京都德川家族数百年前的旧行宫，无不保留完好，建筑里里外外包括外墙上，居然一尘不染，用手摸不到星点灰尘。我还惊讶于在我到过的寺院、神社，连高阔的檐下梁间，也用一片片细细的丝网蒙住，以免鸟雀飞进污渍……
日本寺庙
北海道神宫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一个与国人心目中总是充满着暴戾、骄横之气的截然不同的日本，那便是对天地、对山水、对历史的一颗敬畏之心。
在日本，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的魅力不在于大兴土木与无休止地追赶，相反地在于精心地保留历史，以及生活拥有黎明时果园般的宁静。
中西文化——后者既包括几十年前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苏维埃文化，也包括时下的从麦当劳、MBA到好莱坞的西方商业文化，两者间在中华大地上一次次激烈碰撞，中国文化被冲击得趔趔趄趄，踉踉跄跄，她曾经有过的坦荡心灵早已坠落，诸如天人合一，阴阳谐和，厚德载物，庄敬自强……而代之以沙尘暴一样弥漫、粗砺的精神空间。
有儒家吗？儒学的核心是“仁”，是仁爱、仁恕、仁道，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时下人们看到的情况却常常与之相反，冷漠已成了一种蔓延社会各个角落的“禽流感”：冷漠商家，冷漠企业，冷漠衙门，冷漠医院，冷漠大夫，冷漠老板，冷漠官员，冷漠邻里，冷漠路人，冷漠媒体，冷漠词汇……
有道家吗？“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般的旷达超然心境，在翻涌着心计、韬晦、急功近利得恨不能早上破土晚上就能分钱的欲望之河前，多已成了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记忆……
有佛教吗？如果在求神拜佛、避凶呈祥外，真还有着教义上的深入人心，那个小个子的雷锋便不会总随春天而来，又随春天而去。
即使传统文化已所剩无几，或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赝品，但还应该有理想。
说起理想，我想起了乡贤方志敏——这个高高大大的汉子，被敌对的营垒投进大牢，仍对祖国怀着一腔赤忱，居然像初恋时写情书那样，情愫缱绻地写下了不朽的《可爱的中国》。他身披破烂的大衣，拖着锒铛的铁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寒酸与颓气，脸上洋溢着天使一般的圣洁光辉……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却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邃，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100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比起那些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中国人似乎更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的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