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初期，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他的政治活动中，相传由他制定的著名的《宪法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语》、《孟子》等书的精神写成的。镰仓时代中期，即13世纪中叶，随着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发展，两国僧人往返日本颇为频繁，他们不仅带回了禅宗经典，还引进了因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而在宋代声名大噪的程朱理学文本。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说被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整个政府都秉承儒家教义，并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礼义，爱国、忠诚、子女孝顺，在天皇与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建立一种恰当的人伦关系。
儒家学说却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袭中国皇权社会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
日本实行的则是以武士世袭制来管理全国。
在长期的幕府时代里，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被称作“三都”的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列岛上近300个各藩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对所辖领地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在军事强人丰村秀吉之前，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遭到了大名们的强烈反抗。
大名拥有家臣，他们都是武士。大名和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低层的是商人。在大名骑马经过的时候，下层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头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有权将其当场格杀。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他们集中居住在城镇，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武士的职责是保卫领地，领衔并管理好“士农工商”，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以保证政治自立，一直由藩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他们逐渐积累了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仅作为管理者的武士就有近190万之众，与当时的晚清相比，堪称是“大政府小社会”。
世袭制绝对不是好的制度。如何要武士后代子孙保持上进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气呢？日本人极认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败就应成仁，日本视“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时运不济，不能克竟全功，但如果“成仁取义”，含恨以殁，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们并将“仁”推向极致，发展出最为严厉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从小要教子女随时准备为主公及家族的光荣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进，武士们除了有这种“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学识上及武术上的要求，他们必须是武文并重，做任何事能够以性命相搏。
在幕府和大名们的总岁入的一多半来自土地税的年代，日本农民负担之沉重，生活之困苦，肯定远甚于同时代的中国农民，各藩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还不够的支出，大名和武士们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借债，这债务并不如中国人所常见的恃强凌弱，肉包子打狗，商人们尚能够带着镣铐跳舞。他们不但造就出了江户、大阪这样的商业中心，到18世纪时，江户的居民已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笙歌弦舞、衣鬟鬓香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其实都是在大名和武士这块沉重的大石头下钻出来的。
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日本人在德川幕府领导下度过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和平。这大约正是中国的清朝，在这前后，西方世界同样在叩响着日本的大门。先登陆的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团，团里有一支防身用的毛瑟枪。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远不如对枪的兴趣大，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仿造出600支，几十年之后纯熟地造出了30万支，使装备一直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士们一跃走进了近代化。
德川幕府尽力将糖衣留下来，而将炮弹扔回去——镇压在国内开始萌芽的基督教；除了留下长崎给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必须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下，其他地方的外国人一概赶跑；对于一切企图离开列岛或从外国归来的日本人处以死刑。1638年，一个葡萄牙的官方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不避艰辛与风险来到日本，其中的13个人被斩首示众，当时还没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但这并未妨碍让世界听到德川幕府的声音，它放了幸存者回澳门，并要后者带话给西方世界：“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这个世界吧！”
200余年后，1853年6月5日，4艘美国战舰出现在天水一色、海鸥点点的江户湾。
4艘船里，有两艘是不久前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船，船身涂得漆黑，汽笛像一个怪兽一样不停地嗷嗷叫唤，住在海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因此他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天，并称这一天为“黑船日”。
这支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由于难以揣摩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打开这个极力要隐蔽在太平洋风浪里的国度的大门，随船带来的礼物可谓五花八门：首先是酒，形形色色的酒，威士忌，香槟，白葡萄酒，仿佛酒是各民族男人们的世界语。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其中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一箱转轮手枪，一架银板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辆蒸汽机火车模型……佩里还带了一封七个月前起航时还在任上的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在信里，总统阁下称日本天皇为美国的“伟大的好朋友”。
不能做主的天皇即使愿做美国的朋友，也只能是个影子朋友。
德川幕府紧急动员了来自全国的两万多个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和平状态下由于充满了酒肉的滋润，战争的叫嚣声却更加壮烈。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被召集起来，这使得江户一带新盔甲的价钱在一夜之间翻了4倍。武士们的防御，明显不敌那四艘船上在工业革命的炉火里锻造出的新式枪炮。日本人采取了以后在“二战”快结束时他们也用过的拖延策略，并祈祷再一场“神风”降临在江户湾。
佩里也不急于在日本留下来，他多半是个从美国西部江湖走出来的牛仔，身上透着一股豪迈劲儿，他把前总统的信留给日本人，自己一行人还要到神秘的中国去玩一玩，但他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准将的这4条船是去了正酝酿着鸦片战争硝烟的清朝道光年间，还是去了东南亚哪个岛国吃喝玩乐去了，我一时找不着有关的史料。
能够确定的是，1854年2月，这支小舰队回到了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树下，双方开始了谈判。到月底，正是樱花推锦铺霞般在列岛渐次展开的时候，德川幕府被迫与“浑身是毛的野蛮人”签下了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崩地坼的。长期以来，德川时代被称作太平盛世，这个盛世却一直是靠封锁与压制来维持列岛富士山般的安宁。现在佩里上岸之时，就是德川幕府即将下课之刻。
“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发动了针对德川幕府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遭扑灭，但几年后，德川幕府的一个元老级人物在回江户家中的路上遇刺身亡。一位日本作家将此事视为幕府时代的结束：“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1868年，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控制藩主后，倒幕的诸藩武士又在京师发动政变，成功地控制御前会议。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在这前一年，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即15岁的明治天皇，已经登基。他在他著名的《五条誓文》里宣布：“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这个国家的青春往事，波涛般汹涌而来的青春往事里，维新志士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摧毁了整个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以及全面引进西方体制与文化的中央政府。(www.xing528.com)
其中，粉碎幕府时代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法律取消了阶级的划分，从此商人们不用戴着镣铐跳舞，农民被允许自由择业，自由经营。作为幕府体制的坚石——武士，他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而且他们必须停止佩带作为其昔日优越地位象征的长剑。中国历代的官员们最适应磨道般超稳定的日子，最不能适应天地玄黄、风云激荡的时刻。很多日本武士却自断其臂，投身于这场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变革。
他们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铁一般的纪律性与服从性，使他们再就业并不难——新政府系统的骨干，警察队伍的中上层，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的军队的军官。或者，因过去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崇拜，可以去做他们的教师，在全列岛推行义务教育，使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或者，因习惯了用真刀真枪说话，一切以取胜至上，怎样能够取胜就怎么打，在意识形态上相对灵活，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去做一个企业主。他们当起老板来，肯定具有身先士卒的品格，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由此，与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截然不同，一个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为主旨的“现场主义”，在日本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日本人打开的“儒教”这个包袱里，还有一条值得注意——在中国，从鹰爪遍地、构陷忠良的魏忠贤，到气焰熏天、吃里扒外的李莲英，“内宦外戚”从来是导致王朝政治腐败、皇冠落地的一丛毒瘤。可在日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批不但在生理上也在道德上被阉割了的宦官。
耐人寻味的还有，千年以来，日本以武士刀决斗不但蔚成风气，也是合法的；中国则除在武侠小说、电影里打得惊天动地，剑影刀光，让金庸、张艺谋赚个盆满钵满，名利双收，让无数读者、观众血脉贲张，顿生万丈豪情，但合法的持一定武器的公平决斗，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发生过……
与儒教引进日本没有一切照搬相似——
日本从唐朝起便派最好的学者去中国学习佛教，禅宗传入东瀛，就是日本宗教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最初，日本和尚也遵守中国和尚不许结婚的戒律，但后来他们感到不许和尚结婚有违人的自然天性，于是摒弃了这条独身戒律。今天日本的和尚都允许结婚，与不是和尚的人相比，和尚们大多有漂亮的妻子，有的还不止一个。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吃肉，甚至烂醉如泥。他们能够将宗教与人性区别开来，这一区别，便让大海这边曾经被逐出山门的众多鲁智深们死不瞑目。
许多学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日本既不属于儒家文化，亦不属于佛教文化，尽管它与二者有很密切的联系。犹如日本语虽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但日语和汉语仍是两个不同的语种。
日本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了许多要素，但日本这台超级电脑是按其自己编制的程序运行的，它是一个独特的体系。
以儒教而言，它虽然落实到了社会的人伦关系与秩序等方面，但在外来的儒教文化底下，仍然有一种离原始状态不远的本土文化层，例如神道教之自然崇拜、生殖器与性力的崇拜等等。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在压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工作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泛滥且精致程度为世所罕见的色情文化，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纵欲，在岗位上做“拼命三郎”，还是下班后去做“西门庆”，两者都会发挥到极致。一些日本男人平时个个都像君子，待人彬彬有礼，可一旦涉及到性问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特别放肆。谈论起女人和性事，个个眉飞色舞，毫无顾忌，他们会详细描述自己和女性做爱时的每个细节，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的形状、自己的动作姿态、女性的反应如何，并互相交流心得。
《江户参府纪行》里曾有叙述说，早在19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当时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殊不知在日本，妓院这类色情场所的设立坦荡得几如餐馆，两者都是生活必需的一部分。性行业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已构成一种产业，日本人谓之“风俗业”。一种说法认为，如今日本性产业的规模在10万亿日元左右（1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此外，日本人玩日本人，时间长了，自然就腻了，日本男人便有专赴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的“买春旅行”，去折腾外国妹子；接下来一部分不甘示弱的女性，也发起到海外买男春的性旅行。
“风俗×××无料案内所”里的招贴
新宿红灯区，那边风俗店很多，好像是政府准许的
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人对性无忌和坦白的态度，至少在亚洲国家里是独具一格的。
这一杂然并陈却又卓然独立的文化形态，可以说贯穿于与外部文化交融激荡以来的日本历史。
中国则在别无分店的儒家文化的浸泡下日趋烂熟。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还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日后都被儒家抛弃了，佝偻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纤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服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创造性思维，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害怕变革与风险，力求南山松一样稳定。
从许多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西面，古都西安，意思是“西方安定”。
说中国人的图腾是很少活动却长寿的龟也不尽然，中国人也表现了自己取之不尽的创造力，这便是享誉世界的烹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还有不会动的花朵、树皮，乃至磨成发丝细的黄金，什么都能搞来吃，还能够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日本人、美国人，到现在还停留在生吃或用叉棍烧烤肉来吃的水平，比饮血茹毛的原始人好不了多少，要追上中国人至少要200年。
中国人亦表现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当然不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是去南极探险，这是一种心灵冒险运动。即人可以平平安安坐在家里，却又充满变幻与刺激、能够极大地释放肾上腺素的运动——麻将。在当今，它还常常具有合法的行贿与被行贿的功能。千百年来，多少岁月老去，中国人的麻将不老；多少地方沧海桑田，可麻将声声依旧……
中国不再是一个有着汉唐般生机勃勃的国家。
日本对西部这块大陆的感知与认识渐渐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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