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引发历史道歉

1977年6月，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会见了他们。

会见开始时，他们为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进行道歉。没有料到，邓小平听完后，以其富有个性的言语回答说：“过去的年代里，我们也使你们的民族背上两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和汉语文字。在中国，我们首先已摆脱了前一个包袱，现在也在探索摆脱第二个；但你们在以后的日子中好像还要承受这两种后果。”

其实，这两个包袱对于日本民族并不太沉重。

在平安朝初期，日本人就发明了从汉语语言文字中变化而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阅读字母。日本学者西乡信纲在所著《日本文学史》中，谈到发明假名文字时说：“到平安朝初期，终于发明了假名文字，这正是输入汉字以后长期进行种种努力的结果，它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确实是伟大的……只有日本民族主动地将中国文明加以消化和变形，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从中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字。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从汉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正确地、简明地、亲切地书写出自己的思想上的变化，就是依靠这种新的文字——假名文字。”

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包袱，日本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打开了。

在海的那边，武人被文官取代的历史，比起日本大约早出1000年。建立王朝，当然非武人不可。一旦王朝建立，政府便重文轻武。中国的官僚政体总是警惕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自古以来，难有例外。

中国实行以科举制度遴选文官来管理社会，隋唐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但官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0000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650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足50000。即使算上不在编的胥吏跟班和乡绅秀才，有学者估计总数也不会超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平均200人才摊上一个，与今天几十个老百姓就要承担一个公务员的花费相比起来，那时倒真是“小政府大社会”。

中国人以文领政，书生们以“四书”“五经”，乃至半部《论语》治天下，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影响到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风气——

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

盛名于士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如果不是五斗米而是五石米、五十石米，他折不折腰？如果五斗米不用向他人折腰而是他人向自己折腰，是不是弃官不做？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上秀才，所以才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是因为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以后才决意起来推翻满清……在专制时代，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只不过有的走上了，有的走不上，而走上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一则史料里说，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到任的第一天就问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大官当发大财，近年里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蕃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的富豪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排在前面的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做官发家的。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与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于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苏、浙江、江西这些省份，可谓是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有意愿走这条路，大力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荜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当地人津津乐道。很多中国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只要在这三条中占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监生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出身。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获得监生以后，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差役，有事上了公堂还能稍稍摆点谱，用不着和平民一样下跪。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有学者告诉我，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如“州同知”，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多是虚衔，不需到任，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不同的是没有薪金。

再有一条路就是曲线做官。当某个人科举久久不中，心若死灰，愿还从灰里冒出火花来，他便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再培养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明永乐初年入内阁、日后当了首辅的大学士杨士奇曾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www.xing528.com)

今天，若再去这片明丽的山水间怀抱有大量的明清两代民居、书院、藏书楼的江浙与赣大地上走走，人们仍会为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深长投影而惊叹——真是琅琅书声隐隐可闻，文藻辞海处处涌动；蕞尔小县不乏簪缨世族，功名牌坊密如修林……

其二，中国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专制时代不可能不危险与肮脏的政治泥淖。

在以理制欲的文化密码的编程下，中国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他们都颇富使命感，长着一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脸，自视甚高，“治大国如烹小鲜”，却又远离实践与生产。倘若他们和匠人在作坊里干活，或者与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切磋，他们便失去了其文人的身份。“这种手脑分离，同达·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

一般来说，他们都活得很规矩，乃至很刻板。其中，不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忠臣烈士，也不无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道学。更多的则是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的诗、文、字以及锐气渐渐都被官场磨灭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的庸庸碌碌的官僚。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已是不谐之音；而宋应星更是凤毛麟角——他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赣西北一个荒寒的乡村里，终身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力创造性的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其中《天工开物》一书不知怎的竟流传去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当时就有日本学者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

这样便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近代中国日愈闭塞保守，官场谄谀成风，民间坐井观天，天下读书人紧跟朝廷不落后。

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到了清朝顿成刀下之羊，龚自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为着“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祈求“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中国官场历来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入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个个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谄肩胁笑、唾面自干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同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开始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各种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蚁走蜂忙，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不断叩击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在遥远的古代有如许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在清一代长达268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使得中国近代化可谓进退维谷，而且全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无知到了零的地步，对洋人的惕惧之心，则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

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警醒者如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尔戛尼来中国觐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仗打败了，清王朝不得不与洋人谈判，坐下来却发现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洋务运动一起，恭亲王、李鸿章等诸公亡羊补牢，赶紧先办了同文馆，算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最早只开设英文，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到慈禧听政时，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大学士、一个蒙古王爷倭仁，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西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最后，恭亲王用茁壮的嘴力总算是说服了慈禧，但因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哪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到了清朝亦迟迟没有近代外交关系的观念，外国在中国虽设有公使，但一不在北京，二只是在代表、管理洋商利益与贸易上起点作用。咸丰皇帝一辈子怕和洋人见面，在他的旨意下，中央政府不与番邦打交道，只让地方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做生意也只让洋人在广州城外交易，完了以后又回澳门待着，不允许洋人进城……

1858年，清政府在大炮的威逼下签定《天津条约》，咸丰皇帝提出，只要外国公使不进北京，每年的海关税收朝廷可以不要，只要求外国公使待在广州。但外国人却非要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便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到了1867年，清廷用了“以夷制夷”这一招，竟聘请即将卸任归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担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又加聘英使馆员与海关法籍职员为其助理。此后，又派出如此荒古今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使团”，到美国去“代”中国签约。比起一句中国俗话：让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似乎要好点——清朝是被别人卖了，又闭着眼睛让别人数钱！

1876年，在中华巨蛋之壳眼看就要被外力挤破的情形下，清廷终于第一次派遣本国人做驻英法公使。满清官员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走出国门，郭嵩焘半推半就去了，他因此而有了“下地狱”的经验。这“地狱”不在大洋彼岸，而在他的老家湖南，那里关于他的诋毁闹得沸反盈天，其中有一幅对子这样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