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不同的语法分析方法的产生,形成了名目繁多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就当代语言学而言,在20世纪初至今就有索绪尔语言学、布龙菲尔德主义、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格语法、生成语义学、法位学、认知语法等众多流派。这其中可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一为形式主义,一为功能主义,这反映了对语言的两种不同看法,即把语言看作规则,还是把语言看作资源? (胡壮麟等,2005:2)系统功能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一派,它继承了弗斯的功能主义思想,同时参考和兼收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理论和思想,由弗斯伦敦学派的一批学者创造并发展起来。一般认为韩礼德(M.A.K.韩礼德)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最早开始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全面、系统的语言学观点,在理论的权威性与代表性上不容置疑。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几十年来的研究深入,在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成立仪式上,韩礼德在题为“Working with Meaning,toward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研究意义: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的主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这个词语,表明了其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构建一个适用语言学,用语言学理论帮助人们解决在工作中使用语言时遇到的问题。众所周知,系统功能语言学一向重视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互动,它强调语言学的社会理据和社会责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实践和应用的辩证互动中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韩礼德提出“适用语言学”一说,完全是应理论发展的时代所趋,尽在情理之中。这里,笔者首先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展作一概述,然后从适用语言学角度来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方面,但这不是两种语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理论框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把语言看作有规律的资源,认为语言描写的是系统,更甚于结构。其理论精髓在于把语言看作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说话人语义的表达,即是在处于语言不同层面的各个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
从历史渊源上讲,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主要来自于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Plato)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语言学与人类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渊源关系,继承经验主义思想,接受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主要研究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以可接受性和实际用途作为理论化的标准,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心智主义思想对立,后者强调语言研究中必须突出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作用。其基本对比见表3-1。
表3-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对比(转引自:黄国文,2007)
(续表)
上文提到,从理论流派来讲系统功能语言学实际是对弗斯的伦敦学派的继承与发展。约翰·弗斯(John Firth)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通语言学教授,他受人类学教授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较深,在突出语言中意义(即使用中的语言项目的功能)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其实质是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理论,并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此理论的语言学理论。虽然弗斯自己未能达到这个目标,但其语言学思想对韩礼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弗斯的语义思想和语境的思想,即语言的意义和形式是由语境支配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的意义。
1956年韩礼德发表《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一文,提出了“单位”(Unit )、“成分”(Element)和“类别”(Class)三个语法范畴,为处理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初步框架。1961年他发表《语法理论的范畴》一文,对自己之前的论点作了一些修正,提出了四个语法范畴,即单位(Unit)、结构(Structure)、类别(Class)和系统(System),以及三个阶:级(Rank),说明(Exponence)和精密度(Delicacy)。一般认为,韩礼德以这篇文章初步发展了以解释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的的分析框架,奠定了“阶和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的理论基础,这也是韩礼德把弗斯关于“结构”和“系统”的观点融入自己理论框架的一个表现。弗斯受索绪尔的影响,认为语言是由横组合(Syntagmatic)关系和纵组合(Paradigmatic)关系组织起来的,他把语言的聚合关系叫做“系统”,把组合关系叫做“结构”。在横组合关系中,在相关层次上的“成分”构成了“结构”,一个“结构”中某一位置上的可供选择的“事件”便形成了一个“系统”(System)。韩礼德把“系统”作为一个基本语法范畴,对后来系统语法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阶和范畴语法所描述的是语言结构的表层形式,即主要从形式上来描述语言结构关系,注重点是语言的表层形式。因此,这对于语言深层关系的研究,以及语言形式如何表达意义的关系等研究而言,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在阶和范畴语法中,四个范畴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和重要性,“系统”是最重要的语法范畴,它被看作结构中特定位置上可供选择的“单一集”,表达语言的纵聚合关系,是语言的资源和潜势。系统和系统的结合便构成了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在一个系统网络中,两个系统可以是依赖关系或并存关系。由此他开始注重系统的描写,创立了系统语法,1966年韩礼德发表的《深层语法札记》通常被认为是系统语法的宣言书(黄国文,2000)。在文章中韩礼德认为,正如“结构”表示深层的横组合关系一样,“系统”代表着深层的纵聚合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语言中基本的深层关系。我们知道,在索绪尔最早提出语言系统的概念后,大多数语言学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系统的系统”。韩礼德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他不同意把语言单单看作一套符号的集合,而应该用“意义潜势”来解释,韩礼德的系统的思想便是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这也就是说,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演变的,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它不会存在。系统理论应当是做事之道,我们用以考虑和研究语言之道(胡壮麟等,2005:15)。
韩礼德通过对深层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的探讨,发现对系统特征的选择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促动的,由此开始将研究与“功能部分”联系起来,并认为它可以解释语言的内部结构,以及解释“为什么要运用语言和语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这些问题。1968年韩礼德发表《论英语及物性和主位》,第一次提出了语法的四个功能部分:经验功能,逻辑功能,话语功能,人际功能。随后于1970年将上述功能作了调整,形成了沿用至今的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s) :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随着功能部分的确定,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韩礼德语法理论的“功能”部分,1985年韩礼德著作《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问世,标志着功能语法进入了成熟阶段,被视作韩礼德语言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韩礼德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不叫系统语法导论,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系统语法。本书是专门为语篇分析写的,所以我没有把系统部分包括进来。本书陈述的是功能部分,即从功能配置的角度对语法模式进行解释。这与语篇分析的关系更为直接一些”(韩礼德,199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礼德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任何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从这一点来看,笔者采用韩氏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本书的理论框架,是有可靠依据的。
21世纪以来,韩礼德一直在不同的场合推进他的“适用语言学”观点,他说道自己并不回避理论,因为没有理论就没有一致的和有效的实践,他把理论当作解决问题的事业并努力发展一个理论方法和一个语言理论模式,而这个理论模式是可以与每天的活动和任务联系起来的(韩礼德,2006)。的确,系统功能语言学自产生之日起,其研究不仅注重探讨作为系统的语言和作为语篇的语言,还重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注重用语言学理论来解决任何在日常语言使用过程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事实上,该理论在中国对很多学者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其适用性。2008年韩礼德在其新作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中进一步解释了Appliable Linguistics的含义:所谓“适用语言学”,就是指能适用于帮助众多在工作中需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语言打交道的人的语言学理论(韩礼德,2008:189)。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性语言学理论,旨在回答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能更好地说明和处理人类活动领域”的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每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以解决不同语境下出现的有关语言的或者与语言有关的问题。韩礼德(Halliday,2009a)指出,作为适用性理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其特点之一就是展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下的语言特征,展示语言在某个特定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展示语言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起的作用。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语言毫无关系的问题,实质上却是语言的问题。“适用语言学”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描写和解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各个侧面与其应用的语境之间的联系,展现当该理论在解决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语言问题时所涉及的种种层面与诸多因素。我们知道,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把语言视为一个社会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这个系统自我社会化、彼此交流意义并建立和维持社会机构和社会系统。语言不仅可以表达社会现实,还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同时又能创造社会现实。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就注重语言与社会的联系,以语言的应用和理论的适用为导向。其实,这和韩礼德语言学思想受到弗斯关于“语言的社会学”思想影响不无关系,从而将意义看作语言项目在其使用的语境中的功能。韩礼德在上文提到的主旨报告中讲道:“语言的关键特征在于它是制造意义的源泉——一种‘意义发生’系统。因此不论人们在何处参与,他们都在和意义打交道”(Lai,2006)。这也就是说,语言植根于社会意义,是交流的一种资源。韩礼德(Halliday,2009b)认为,“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这个观点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把语言看作表达意义的资源。这与其理论中“把语言看作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即意义潜势”的讲法相一致。当语言被看作表达意义的资源,系统展示的就是整体的意义潜势,这时意义也就别诠释为语言各个层面上关系的总和。胡壮麟(2007)认为,适用语言学首先要解决语义的发生过程和积累过程,研究和探索“语义发生”系统。因为语言若不是为了相互交流意义的需要,将一无用处。这一说法恰恰说明了韩礼德提出适用语言学的目标,即最终建立一个功能语义学理论或者是意义的发生与生成系统。语言是生产意义的系统:一个语义系统以及对意义进行编码的其他系统。“语义”这个属于不单指词的意义,它指一种语言的整个意义系统,由词汇和语法来表达。不过意义与措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语法的形式和编码中生成的意义自然地联系在一起。韩礼德在其《功能语法导论》(1994:xx)的引言中提到,“……语义与语法之间是一种体现关系,措辞‘体现’意义,或对意义进行编码;相应地,措辞被语音或书写‘体现’。人们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叫做功能语法,而不是功能语义学呢?就现有的知识状况看,我们还无法描述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我们可以对某一语篇提供语义解释,对某一相当有限的语域的语义系统作出描述,对一种语言的某些语义特征提供概括性的说明,但无论如何,语义研究仍然是局部的和个别的。”由此可见,要研究功能语义学,首先要对语义发生过程及其原因有所了解。而语义发生过程可以从语言内部进行挖掘,也可以从语言外部即非语言意义上展开探索。
根据莱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强调语言的社会理据(Social Accountability)的思想(Lai,2006),认为语言植根于社会意义之中,而不是一套规则,并指出适用语言学以意义编码为中心,以社会理据为重点。由此可见,“社会理据”一直是韩礼德一贯坚持的基本观点。早在1975年,韩礼德便指出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着将社会语境和知识语境分离和忽视相关语言问题的倾向,对诸如修辞学、政治法律话语、技术语言与词汇、人类交际的评价与记载等问题都不感兴趣。“语言学至今没有面对社会理据的问题”。因此,他指出语言就其本质和个体发生的情况而言,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动作的方式,也是反思的方式,两者合一,不可分割。
笔者认为,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多方面、多维度地对语义发生过程及其原因加以描述和解释,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之一。韩礼德明确指出,对语言形式的研究可以只停留在语言内部,但如果要研究包括语义在内的整个语言系统,就必须到语言之外去寻找判定意义是否相同的意识形态标准(Parret,1974)。因为在他看来,语言学的概念总是社会的(The concept of linguistics always was“socio”.),而社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关系系统,这些意义关系有很多体现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它们在语言中的编码。具体而言,语言的功能性体现在不同语境下意义的创造和表达,而意义的创造和表达是在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下进行的,故而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作为社会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语言之间向来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双向关系。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对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影响,对语言观念、语言思维与表达的影响以及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等。韩礼德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发展为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语言理论模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补。马西森(Matthiessen,2007:505-506)曾概括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一个从上至下、全面的、功能整体性的理论。而实用研究则是这种从上至下、功能完整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的细节填充。那么,实用研究则是两者之间的“接面”,揭示不同的实用研究领域涉及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各个层面。如果说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着眼于从语言功能和语言系统来研究语言的理论与发展,那么适用语言学则偏重于从语言外部估量语言研究的目标和价值。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互补的视角。根据前文,不论是系统功能语法,还是功能语义学,都立足于“社会理据”。对语言意义的构建和解释说明,其可行性、适用性及其选择标准都要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和评估。因此,结合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语言学思想,从文化层面来研究语言的语义系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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